|
中国儒学年会第二届会议论文纲要（2014.9） 当代儒学的历史机遇与时代作为 ——兼论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到“尊崇儒学，携手百家”的历史选择 （山西省儒学会 柳河东） 关键词：当代儒学 相似情形 历史机遇 应对方略 时代作为 历史是面镜子，历史中蕴含着铁的规律，历史的曾经走向往往昭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向。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与今天的新中国在建国六十多年之际，面临着极其相似的国际国内形势。本文从分析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汉武王朝的应对方略和政治文化举措，探研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可能走向：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化与复兴，吸收、兼融、携手当前的一切优秀文化，为应对与化解当前国际国内危机、再造新的盛世中国而提供软实力与精神支撑，并积极有所作为。 两千多年前与今惊人相似的历史情形 公元前141年，大汉帝国建国61周年，汉武大帝刘彻登上了西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舞台。公元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3周年，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二千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西汉王朝与今天的新中国在创建60多年后，面对着惊人相似的国际与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严峻，西汉王朝面对着强悍的军事强国匈奴虎伺；中国面临着南海问题与新列强的围遏。 国内出现新问题。经过六十多年的和平发展，走出了战乱所造成的经济衰败和国家贫穷，解决了贫困与内乱问题，走上民富国殷。但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西汉王朝的黄老道学、当下的马列主义）影响力减弱、社会转型巨变和功利主义盛行共同导致：信仰缺失，价值紊乱，精神萎靡，道德滑坡，奢靡风盛，贪腐严重。 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初年，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府库空虚、财政困难，“自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记载）。皇帝坐不上由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车，王侯将相有时坐不上马车，得坐牛车，老百姓更是穷得叮当。当时社会经济极其困顿，饥荒遍野，马匹稀缺，石米值万钱，匹马值百金，许多地方几乎出现“人相食”的状况。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釆取了黄老道学，实施“无为而治”，经过六十多年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民财富极大丰富，终使得西汉前期出现太平盛世景象。至汉武帝即位初年，经济繁荣，国库充实，百姓富庶。据《史记》与《汉书》记载描述：“民众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 （《汉书·食货志》）。“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平准书第八》)。当时朝庭财库存有大量的铜钱，因常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朽了，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多得吃不完，新谷子压着旧谷子，多得溢到外面，以至腐坏无法食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新的社会问题日渐变得突出与尖锐： 骄奢浮华风盛。史载，“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第八》)。“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史记·平准书第八》)。 贫富分化严重。许多富商大贾尤其是大盐商和大铁商快速崛起，骄奢无度。他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成为“浮淫并兼之徒”、“豪强大家”、“素封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 (《史记·平准书第八》)。 意识形态空虚。政治文化长期延袭旧法，“萧规曹随”，六十多年不变，时过境迁之后，曾经对社会精英层和大众起到强有力凝聚和教化作用的旧政治意识形态——黄老道学，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的上层保守分子依然信奉外，逐渐失去吸引力和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空虚，造成异端并起，思想纷呈，“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社会矛盾突出。功利主义盛行，价值观混乱，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新的社会矛盾产生并日渐加剧，影响到西汉王朝的统治秩序，威胁到汉武中央政权的稳固。 汉武王朝的政治文化应对方略和举措 汉武帝刘彻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一改建国以来的黄老“无为”之政，极推动儒学复兴，兴办儒学教育，大胆起用、重用儒家贤达，运用儒家刚健“有为”之政治文化方略与举措，实现了“攘外”与“安内”，再造了盛世帝国辉煌。 政治文化基本方略为：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统一意志，积极有为。 政治文化具体举措有以下几方面： 一、罢黜百家，复兴儒学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亲自策问。大儒董仲舒对答：“《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56）。这一建议，深合武帝心意，遂得采纳 ，“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改制博士制度，罢黜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只设立儒学五经博士。儒学博士秩卑而职尊，除教授弟子（武帝时为五十名）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担当国家大事。同时，规定通晓儒家经典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使公卿、大夫、士吏均成为儒学之士，儒学和政权紧密相连，儒学因官方权威地位的确立而迅速得到复兴。 而儒家以外的诸子学则因失去官学地位，习者因失去养身、进身之路而逐渐衰微，实现了政治思想一统。 二、创办太学，宣教儒学 根据董仲舒关于太学为“教化之本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元朔五年，在都城长安创建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兴办儒学教育，为王朝培育和储备儒学人才。 太学的成立，不仅促成了朝野崇尚儒学和积极向学的风气，而且使贵族子弟垄断官场的情形有所转变，百姓平民子弟增加了入仕的机会，出身低微的人才得以有机会入朝做官。与此同时，兴办地方教育机构——乡学，大力推广儒学教育，宣扬儒家文化。 三、贤能治政，重用儒生 力排守旧势力干扰阻挠，逐步起用和重用儒家人士，实施儒士治政，设立举贤制度，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窦太后在世时，汉武帝曾任命推崇儒学的窦婴、田蚡分别担任丞相与太尉，起用儒家学者赵绾、王臧分别任御史大夫和郎中令，使国家最高行政、军事、监察权力都掌握在儒家人士之手。并隆重迎请当时久负盛望、拥有千余名弟子的儒学大师申培公入京，对问国事，封其为太中大夫。 窦太后死后，先后起用推崇儒学的重臣田蚡、平民儒家学者公孙弘为丞相，延用数百儒者入仕。“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平民出生的儒者公孙弘担任丞相，改变以往由贵族来作丞相的惯例，并立下以春秋之义、儒学修养取用丞相的规矩，“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而公孙弘亦不辱使命，树立了儒者“学而优则仕”、勤政廉政的典范，“公孙弘汉相，布被，不重味，为天下先。” 在汉武帝主持下，西汉政权开始从以“开国功臣”、“贵族子弟”为行政主体的形态向以儒学“贤臣”、“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以董仲舒、公孙弘等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汉王朝执政体系上层，得以实施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和理念。 四、政治儒学,实践创化 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的新一代儒者因应时代变化，在参政、议政、从政、为政实践中，以儒家基本义理为架构，发挥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和儒学经世致用的特质，吸收了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学说的优长，以“天人感应”进行哲学、神学立论，以“三纲五常”进行政治伦理化，构建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 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通过“天人三策”推动实施，成功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与礼乐行政制度，对抑制王权、官僚特权，保障民权，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维护了汉武政权的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二千余年。 五、制礼作乐，建设文化 在儒家学者、贤达官员的赞划与推动下，依据儒家主张的“大一统”礼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大大推动了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加强。后人大赞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然而，汉武帝即位之初，儒学复兴并非一帆风顺。起初，汉武帝起用崇尚儒家学说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任用儒家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欲积极作为，但很快受到崇道反儒的以窦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打压，窦、田被免职，赵、王被迫害自杀，儒学复兴事业一度遭受很大挫折。但未过几年，窦太后去逝，保守势力衰败，武帝完全掌权，大批儒者入仕，儒学很快复兴。说明凡事都不会一路顺利，而充满生机的伟大事业是任何困难、任何险阻都阻挡不了的！ 历史机遇与时代作为 就像军队一样，统一思想，统一口令，步伐才会一致，力量才会强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固然需要民主与自由，但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更为重要，尤其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和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的当下，更需要一种能最大限度包容各种思想、为最广大中国精英和民众所颀然接受的文化与思想。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既讲统一意志，又讲自由民主，既讲一元主导，又讲多元和谐的“尊崇儒学，携手百家”之文化方略，将会成为中国精英与民众的共同明智选择！ 作为中华文化主体与骨干，作为中华文明精髓与内核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加开放的学术胸襟，勇敢地吸收佛、道、基督教、伊斯兰、马列主义、西方自由宪政主义等当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长，进行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复兴、发展、创化，建构起融古今、贯中西、更富生机活力的“当代儒学”，为酿制、传递正能量，实现中国梦、天下和谐将积极作为。 当代儒学在文化树人、文化兴党、文化强国、文化平天下——新时期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内圣外王”中，将会发挥以下重大历史作用： 一、培育核心价值观，提高国民道德素养 当前，主导社会价值和精神取向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现状，有似于当年汉初“黄老道学”难以应对国家巨大转型后新问题、新形势，时移势易后难以“收拾人心”的情形。现实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再次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飞跃——马列主义与儒家文化并不对立，完全能够相碰、相融、相生、相长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同志讲，“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价值取向，以孝、悌、忠、勇、勤、俭等中华传统美德为道德规范，将使社会主义核心值观更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气”，更易为大众接受和落地。当代儒学的修习比当下的马列政治思想说教能够更为有效国民地促进国民素养的提升。 当代儒学的复兴，将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中华民族新时期伟大“铸魂工程”和“修身工程”的实施，全体国民人文素养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提高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汉代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佛教传入，道教产生，表明当时社会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急切需要和适宜环境。 当前中国的一个潜在危机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层面出现巨大真空，基督、天主、佛教等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合法或不合法地迅速发展。未来几十年后，中国信仰外来宗教与邪教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时，“文明的冲突”将导致国家文化安全上的严重危机。 近十多年来，学界与民间“儒教”、“孔教”主张的声音渐强，并出现了多地可喜实践，特别是香港与东南亚诸多国家百年来积累了成功、丰富的儒教组织运作经验。遵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传承历史悠久、民间大有生命力的敬、祭“天、地、君、亲、师”之崇拜和仪礼，创新和复兴以人文教化、礼仪教化、道德教化、伦理教化为实质的中国特色当代儒教，促进当代儒家伦理教化功效的发挥，无疑是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务急之策和战略国策。 三、提升党的执政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系，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福祉所在。中国的长治久安，现实基础在中共执政地位的长期巩固，永久基础在国家真正步入民主政治和法制轨道。 新的历史时期，形象重于一切，形象就是生命，一个真正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君子党”、“贤能党”，才更俱持久的生命力。汉武初年，广开选贤、进贤之门，大批起用、重用贤良儒者，并用儒学教育、改造和有效提升官僚队伍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儒学“尊贤崇德”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追求，“吾日三省吾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圣修为之道，是新时期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自身修养，改进自身建设，持廉拒腐，保持先进，树起贤能优良形象和崇高威望，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为政智慧和有效思想武器。 而儒家的“王道仁政”政治理想，当代儒学的“现代仁政”、“现代礼治”理论，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进程，从制度和体制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四、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发展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哺育、滋养、成就了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价值、智慧与精神已经熔铸成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积淀成中华民族最独特的人文标识，成为中华民族最大向心力、凝聚力、熔铸力之所在。 当代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大陆、港、澳、台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发展壮大起来，汇集起全体华人的智慧、精神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五、倡导国际新秩序，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儒学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克己”、“仁爱”的思想与理念，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是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和谐友好相处的黄金律、智慧规。 儒家文化的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她的包容性与和谐性，人类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由排他性强的宗教或文化冲突引发，而讲求中庸和“忠恕”之道的儒家文化很少引发战争。儒学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天下观，主张“协和万邦”、“和为贵”、“与邻为善”的邦和观，均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相处与世界的和谐相安。 同时，儒家又强调“威而不猛，宽而厉，恭而安”，在对待南海问题、霸权主义上，我们既不做软弱可欺的绵羊，亦不做凶恶侵人的狮狼，而要做“威而不霸”、“温而不可犯”的龙象。 当代儒学在全球的传播和弘扬，儒家“克己”、“包容”、“和谐”思想、伦理、理念在全球的推广，将会对“和谐”世界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建，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与共同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何事业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就象汉武初年儒学复兴受到以窦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打压、阻挠一样，当代儒学复兴在今天也受到了重重阻力， ————————————————————————————— 参考文献： 《史记》司马迁著；裴駰，司马贞，张守节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汉书》，班固著，（唐）颜帥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中华书局，1992年。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柳河东，《衡水学院学报》第13卷第3期，2011年。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秦学颀，《南都学坛》第20卷第5期，2000年。 作者简介：柳河东，字铁镜，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山西省儒学会会长、北京儒学书院院长、中国当代儒学网管理委员会理事长、中华儒学网总编、澳门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家文化部、山东省政府“第一、二、三、四世界儒学大会”专家代表，“国家文化安全、软实力建设”课题组成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