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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学者姚中秋，陕西蒲城人，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1991年以《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述评》获得史学硕士学位。其后一直以时评活跃于媒体，以笔名“秋风”广为人知。 作为为数不多的体制外知识人，秋风此前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哈耶克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因此在中国思想界的谱系中，他毫无疑问地被长期划在自由主义一派。然而近年来，秋风以高姿态向儒学与保守主义转向，对国内自由主义者多有批评，这被看做中国思想界新儒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2011年，秋风发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文中写到： “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 秋风认为自己由奥派向本土保守主义的转向，是有着知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的：“我从一个奥派的保守主义者转向中国的保守主义者，这并不奇怪。只是很多人会把哈耶克读成穆勒和柏林，这很奇怪——读了欧美的保守主义，结果变成在中国的欧美保守主义者。” 这些表述，究竟是一次知识上的真诚转向，还是如批评者所讥讽的，不过是基于风向的政治投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儒者秋风，畅谈儒家政治中的体与用。 核心观点： 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国之道复归的过程。 通过文教培养出有道德自觉的社会领导者群体，这一点是政治运作的关键。 时下流行的公民社会理念，都不适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预设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对立；中国社会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 精英必须向大众投降，归顺于中国之道，这样中国的现代秩序重建的过程才能展开。 儒家政制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立宪” 良好的政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在一般意义上我也承认这是中国政治演变的方向，但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这个政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基本立场是，它肯定不是现在某个国家政制结构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式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常识。 我的结论是，中国式的良好政制一定是儒家式的，因为儒家一直在守护中国之道。 中国之道的早期记录在《六经》之中，其后在不断变动的中国历史中，人们根据六经之大义，阐发各种各样的观念，中国之道也由此经历了多重塑造的过程。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六经》，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去阐发它。 甘阳在《通三统》中，将儒与毛、邓思想并称为“统”，但在我看来，后两者都只能算是流，而不是源。中国之道，追求的是一个可持续运转的，甚至永恒的制度结构。毛、邓之外还有汉、宋、明的“流”，其意义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统而存在。毛、邓虽然其现实影响很大，但没有我们估计的那么大。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向孔子的回归。这一回归是全面的，从经济、个人伦理到学术与意识形态，其发展都指明了一点：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国之道复归的过程。 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下看，与五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价值还有生活方式，都在向传统中国人转向，当然其中西方的影响，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特征就表现的更加明显了。若用意识形态术语表述，这一回归是中国历史的铁律。 在《国史纲目》中，我将这种回归称之为“第二次立宪”。所有王朝的建立都是由于偶然因素——暴力、阴谋、征服，并由此建立宪制原则。自汉武帝始，中国历史王朝第二次立宪的核心则是尊儒，确立以儒家士大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当下的历史脉络中，以儒家为中心的第二次立宪会显得非常复杂，因为当下还有一套西方的备选方案，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一套方案化入我们传统的儒家治理模式。 儒家政制是更为有效的精英遴选机制 我认为，“第二次立宪”的根本还是设立一系列以儒家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为中心的制度。借用杨庆堃的一个术语，士大夫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是弥散性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官员，而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第二次立宪的根本是教育的更化，需以儒家的经典来教育精英。当下应该让中国传统经典进入教育体系，育成有价值担当和文明自觉的社会领导者，最终由此启动创设立法的过程，完善社会领域各层面的良性制度。 在许多人看来，是否让儒家经典进入教育体系，涉及到政教体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儒家并不是一个神教，而是一个文教。由于不涉及神灵信仰问题，它进入到教育体系中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正当性。通过文教培养出有道德自觉的社会领导者群体，这一点是政治健全运作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良好政治。 士君子的养成并不是把古代的伦理和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回当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家特别强调制度的创造性，朱子治《家礼》即强调：礼，俗为大。士君子必须顺乎俗，而予以提升。 在此过程中，士君子不会站在人民之外，给他们颁布一套律法，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个提升。在儒家的思考方式中，从来不会想建立一个理想国。现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则都有这种乌托邦冲动。 伦理也是演化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这与具体的伦理规范是不同的两套东西。道德意识的核心在于一种生命向上提升的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约束，它最终会向外呈现为一系列伦理行为。在不同的时代，有同样的道德意识的人，会有不同的伦理行为。比如，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不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伙伴（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而在当下社会中，一个有道德意识的士君子，当然会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伙伴来对待。 中国经典离我们的距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遥远，它承担的观念，当代中国人其实都很熟悉。而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障碍，则需要读书人来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学。我最近出了一本《周易的政治哲学》即是这方面的尝试。 大陆的儒家群体，最近这几年都认识到了经学的重要性，纷纷转向通过阐明义来回应当下的问题。港台新儒学都在以哲学方式创造自己的儒学体系，延续了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工作范式，对经学关注不足。 发展经学是有效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根本问题的关键。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经学支撑。结果，往往是把他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忙乎了半天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一体系没有为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什么贡献，相反更多的是添乱。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走上一条和港台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陆新儒家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台湾。在港台的发展模式下，民主是被给定的；而大陆新儒家中很多人，比如蒋庆，从一开始就对民主是有怀疑的。大陆新儒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创造的。 有效的民主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就是代议民主，它必须以一个精英群体的存在作为前提，这在美国宪法的设计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的论述中都体现的非常清楚。从这个角度看，中西的政治传统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只是这一精英群体在中国是通过教育方式养成的，在西方是通过投票方式把他们选出来的。 选贤与能是儒家的基本理念，让潜在的有能力的人获得治理机会，只有这样的治理才能是有效的，所以儒家最看重的是教育。当下旨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一套高考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其内容，不仅与中国文明毫无关系，甚至其内在是反中国文明的。 重视教育并不说明传统中国社会就不是选举社会了，古代史籍中很多都有《选举志》。有人说，那不是举手投票选举。可在我看来，以教育选拔精英的制度，才能够真正地选出贤能。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它与投票选举在逻辑上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美国的参议院也不是直选的，而是由各州委任的，只有众议院是直选的。蒋庆先生的“儒家议会三院”这一设计中，也有一个院是全民选举的。现代人犯的巨大错误在于把民主神化，而事实上，即使在我们以为的民主国家中，民主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在民主国家中，养成精英、遴选精英、让精英发挥出作用的一套体制，才是其政治运作的根本。平等投票绝不是良好政制的首要原则，选拔精英才是政治亘古不变的核心问题。 风俗是良好治理的根本 就一个国家的治理而言，风俗是根本。好的社会风俗能够将治理成本降到最低，由于政治发挥作用的边界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滥用的可能性也就控制在了最低程度。儒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向来是“治理”而不是“统治”。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治理的传统：儒家反对暴力统治，采取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民众的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主体是通过教育塑造的士君子，士君子的责任在于教化；教化以礼乐为基本的载体，无关强制。 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讲求“治理”，恐怕也需要回到儒家的智慧。这一智慧古老而又现代，中国过去两千多年都是如此，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管理要面临的一个的基本事实：超大规模国家。在一个小规模共同体中，用政治权力完全可以统治所有人，塑造出一个好的秩序。欧洲就一直是小国家，国王统治所有人。中国也曾经有这样的历史时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诞生了法家的权力模式：树立一个权力中心，以刑律和官僚统治所有人。但秦在扫灭六国后，这一体系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马上就崩溃了。 秦国的衰败，在于权力统治力量依空间扩大而不断衰减的内在逻辑。后来汉武帝通过“尊儒”推动“第二次立宪”，解决了大一统国家的规模难题——“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交给士君子领导的社会自治。这样，国家权力控制的链条就很短了，汉代为郡-县二级制，清朝也仅为省-府-县三级制。 当国家把自治交出去之后，维持凝聚力的关键还是在于士君子群体。这就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关键特点：国家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政府官员与社会领导者是同一群人，拥有共同的价值、知识和社会治理技艺，而且他们之间可以双向流动的。时下流行的公民社会理念，都不适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预设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对立，这有其西方背景：在西方，教会一直是政府之外的一个政府。 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精英和大众的分裂，精英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是来自外部的——不论这个外部是苏俄还是英美、日本，总之都是和大众完全不同的一套价值观，并且他认为自己这一套才是真理，是现代的和先进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都有一种全权主义倾向，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大众展开运动，意图改造国民。 当知识分子喊出“改造国民性”这一口号时，中国的秩序建设就注定了要失败。因为礼乐社会并不是一个动员性的设计，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传承。其中作为领导者的精英应该是示范者，是以身作则的人，而不是批判者和改造者。只有这样的精英最清楚大众要的是什么，也因此会设计出最适宜大众的社会制度。 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不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在于精英跳出了中国之外，用他者的眼光看中国，试图在中国建立他者的秩序。一百多年的转型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像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精英丧失了德行，背对着民众，抛弃了礼乐。精英必须向大众投降，归顺于中国之道。这样，中国的现代秩序重建的过程才能展开。如果依旧是过去的敌对的形式，那么还是从一个破坏走向另外一个破坏。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时也非常自相矛盾，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告别革命”，反思激进主义，羡慕英美的保守主义。但他们始终没有弄明白，保守主义的根本含义在于保守一个社会中核心的基本价值，而不是保守他者的价值。不过现在持这一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精英已经回到了中国之道。其中，执政党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大大弱化权力和风俗之间的隔阂。 天下观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到最后一定是“天下一家”，这是和中国人对于“天”的信仰有关。中国人讨论政治，最大的共同体就是“天下”，现在所居的地方是“中国。所以可以说，大一统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决定的生存状态。中国唯一可能被拆散的历史时期是战国，那时的七国几乎要走上分散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大一统了。错过了这个历史时机，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分开了。所以说，现代人做拆分、联邦制的设计，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实施了两千年的郡县制，现在要倒退回联邦制，这怎么可能？ 我觉得中国的天下观念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是非常伟大的智慧。原先的世界正在死亡，新的世界正在生成。原先的世界是由欧美主导的，在明清时代，中国本来深入卷入其中，并通过贸易成为其重要驱动力量。而这个欧洲人主导的世界，其构建方式有很大问题，它的根基是从一神教转化过来的，因此需要用一组一体化的价值来重构整个世界。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形容词：“价值推土机”。今天很多人谈论的“普适价值”就是这个一神教价值体系的世俗版本，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强势的独断。 这一组单一的价值体系在一些边缘地带貌似曾经获得过成功，但当它遭遇一些成熟文明时，所带来的更多是冲突。这个世界构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即使在其核心地带的欧洲文明世界，也一直在爆发最残酷的战争。 欧洲爆发这些战争的原因，往往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价值上的扭曲——强权政治逻辑。这个五百年的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正在慢慢的死去，中国的兴起也让这个世界难以为继。中国承受了来自这个世界的压力，没有死，又活过来了。中国是一个有自身文明主张的共同体，它不可能完全接受那样一套实体性的价值。 天下秩序与强权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要求所有人都改信一个宗教。未来的世界是价值多元的，这只有在天下秩序中才能实现。传统中国政治会在各族群中养成一群精英，他们之间有价值共识，但绝对不会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而是给予了人民保留其各自神明的宽容。自由主义向往的价值多远，在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现实。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因为生存的压力，部分地采取了强权政治的逻辑。我认为，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下去。中国文明的复兴，将柔化中国人对强权政治的信念，这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之后被迫接受的价值观，并不根植于中国文明本身。中国的崛起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这会让中国人对它得以富强的基本价值保持反思。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很重要，不仅仅对中国本身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