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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高大的孔子塑像竖立在了面向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前。孔子在中国首都的中心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标志，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孔子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及文化大革命的革除之后，再次成为国家政权认可的中华文化的灵魂人物。儒者当为之欢喜，亦当为之反思，何以天安门广场竖立起孔子雕像之时，孔子故里却要修建一座高过孔庙的基督教堂？东方的圣人孔子面对着中国的政治标志——天安门广场——当做何沉思？西方的圣人基督面对着中国的文化标志——孔子的庙堂——又当做何感想？天安门广场的孔子遥望曲阜故里的基督是何心境呢？孔子故里的基督遥望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又做何打算呢？让我们妄测圣意，代替两位东西方的圣人展开内心的交流吧。 一、天安门广场的孔子 天安广场的孔子准确地说并不在天安广场上，而是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旁边，国家博物馆的门前，面对着天安门广场，但这已是对孔子的政治平反与历史正名。孔子俯视着中国人的政治中心，当知自己的文化地位再次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追随孔子的儒者自当欣喜。 但孔子的内心当没有我辈儒者心中的欣喜，因为这是孔子本来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华文明五千年，孔子中流而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编撰六经，承前启后，开中华文脉之大本大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历代帝王，哪一个不是以孔子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夷夏之争中赢得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微孔子，吾辈何能为中国人？世界何能有绵延不绝之中华文明？而孔子于政治，却在“无可无不可”[1]之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2]，从不以权力为念，故为“圣之时者”[3]。因其所求者，道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而不会为政治而苟且，故孔子终生颠沛流离，虽不得其道而行，亦不降志求安。故孔子面对天安门广场当不会思考政治问题，而是会沉思于吾道何以不行于世的问题。面对网络论坛中许多对孔子塑像的反对甚至谩骂之声[5]，孔子慨叹的该是学绝道丧的悲哀，而不是自我荣辱得失后的伤感。因为孔子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有限的从政经历只为了以政行其道，当道不行时，决不贪恋权势；孔子更不是一个教主，不想成为众人崇拜的偶像。孔子所愿乃是所有人都成为他一样的体道与行道之人，故孔子终生所行是“传道”而不是“传教”。“朝闻道，夕死可也”[6]是孔子真正的所求；“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7]是孔子真正的忧虑。 故天安门广场的孔子不希望成为神坛上受人崇拜的偶像，而是希望成为万世的师表，为人的典范；孔子不是让人崇拜他，而是让人成为他。骂孔子者只能是无能成为圣人更不想成为圣人的人，他们通过践踏崇高来为自我的卑微写下注脚，故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8]。 长久以来的反传统教育使诸多国人的文化情感中充满了对孔子的无知甚至仇恨，同样长久的西化教育亦使国人对西方文化产生天生的膜拜，传媒中的专家学者也总是口称西方如何如何以为自己的佐证，而说传统如何如何就被批以封建落后腐朽了。所以可以看到，当孔子故里修建基督教堂，除了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与认同者外，从官方到民间并没有把它作为很大的文化事件，而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孔子像竟然招来了部分国人的骂声，在这个所谓国学正在复兴的时代，实实是个怪事。可见传统文化的复兴还长路漫漫，孔子虽在面向天安门广场的位置上获得了自己的地位，重获了某种政治荣誉，但这于孔子所行之道的沦丧又有多少助益呢？而基督教文化却已是“脚踏实地”地进入了孔子故里，基督即将在圣人脚下传教了。而孔子的圣人之道又由谁来传呢？儿童启蒙的传统读物《三字经》、《弟子规》都受到官方教育系统的管制，而对基督传教则大开方便之门，如此前景，该是谁家欢乐谁家愁呢？ 如果孔子真正站在中国人的灵魂之中，还需要在天安门广场为之塑像吗？我们还会空虚得拜倒在基督的脚下吗？中华民族何时变成了有罪的民族？何时开始祈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过？中国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忘本，而这个罪过恐怕是基督与上帝所称颂的。正是国人对孔子的否定与抛弃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丧失，以至今日不得不把基督这位在西方已经走向落没的上帝之子请进孔子的故里。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他还会在中国起死回生吗？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基督教只能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空虚，生命更加虚无。彼岸世界的上帝既然解救不了西方人此岸世界的灵魂，也就拯救不了中国人的灵魂。面向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内心感到的应当是忧患，是悲哀，而不是今朝得志的窃喜。 有人说“孔子回来了”[9],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孔子从来都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孔子是中国人无法抹去文化基因。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孔子并没有回来，孔子的回归不能以天安门广场的塑像为标志，而是要以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觉醒为标志，所以孔子并没有真正回来。而且应当看到，在传统文化进行启蒙性传播的《三字经》、《弟子规》阶段就受到官方教育机构的限制，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刚刚立起就有来自无知庸人的骂声；而基督教堂建到孔子故里却只有部分传统文化坚守者的反对声音。这一切都表明，孔子的回归还遥远而漫长。正因如此，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文化意义是微弱而暗淡的，可明而见之的只是他的政治意义，而孔子所愿当是自我存在的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 二、孔子故里的基督 基督要到孔子的故里传教，自是要压抑住内心的狂喜与骄傲，不只是因为自己来到了本不该来的地方，而且时过境迁，自己身后已没有了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只能靠自己“精神鸦片”的作用来麻痹空虚的中国人了。所以基督多么希望所有中国人都有心而无灵魂啊！多么希望孔子永世不得翻身啊！可是偏偏有一批不信上帝的孔子信徒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拒决着基督带来的“末日福音”与上帝“善良的拯救”。于是，基督不得不故作从容地说着和谐与宽容的托词来消解这个社会中并不普遍的儒家情怀。而遥望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基督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么喜从何来？忧又何来？ 遥望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基督自当窃喜。现代的基督与孔子都已远离国家政权，实现了真正的“政教分离”，孔子更是“学绝道丧”，“政”使“教”亡，唯余作为名词使用的文化符号，孔子与基督、基督与孔子争夺的都是文化话语权，而不是政治话语权。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已不是作为鲜活的文化生命的象征站立在那里，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文化记忆中的精神符号立在那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象征意味而并没有真正的文化话语权。故高大的孔子塑像掩盖不了儒家已是世界上最为衰微的民族文化。而基督则是代表着西方的强势文化进入孔子故里，尽管现代西方文化已是千疮百孔，一片终结之声，上帝也被宣告了死亡，但基督还是被中国人接受为先天优越而迎进了传统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圣殿，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文化比西方的文化更千疮百孔呢？无论如何，基督都以优胜者的身份进入了，从而在作为文化标志的象征意义上压倒了孔子，所以基督有理由得意的笑了，当然这种笑只能是心中的窃笑，外在表达给中国人的是平等、宽容、和谐，算是给那些数典忘祖的中国人一些自欺欺人的面子吧。 遥望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基督也当忧虑。孔子获得了政权的认可，恢复了某种曾经具有的政治地位，是否意味着孔子的思想与文化会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复兴呢？儒家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强大的抵抗力该让基督内心深深地不安吧。基督一定会向他的圣父祈祷，就让孔子在天安门广场上立着吧，千万不要走进中国人的心中，不要走进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之中，不要走进中国人的文化灵魂之中。当孔子醒来之时，上帝就要在中国人的心中死掉了。不要期待孔子与传统文化会象接纳佛教文化一样接受基督，神人相隔，远离生命本真的基督无法走进孔子的生命之道。 三、孔子的呼唤 仰视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儒者不当有虚荣的自喜，而应当有孔子的忧患，倾听孔子的心声与呼唤，继孔子之志，承孔子之业，担当起中华文化复兴的责任。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竖立虽不意味着孔子思想的竖立，但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助力，可以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儒者自当努力使传统文化具有更大的传播空间，推动传统文化努力走进课堂，走进国民教育体系，早日摆脱当下传统文化只能于民间在野传播的窘境，真正为传统文化正名，改变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畸形认知。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快餐式的鸡汤文化，而是滋养生命的化成文化，必须自幼开始长期浸润培育，逐渐领悟，当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专业式传统文化教育与研究只能培养出一些站在传统文化之外的研究者，无能产生传统文化的真正领悟者、践行者。故传统文化必须从幼儿开始就进入课堂之中，进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主张在过去只能是痴人说梦，但现在应当说已经具有这种可能，只是还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儒者的努力。因为既然天安门广场竖立起了孔子像，就意味着国家已经在政治上承认并推崇孔子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这种承认与推崇不能只是一种姿态，必须伴随相应的行动，而相应的行动就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儒者提出自己的文化诉求，把“弘扬传统文化”由一句口号变成真正的行动。 而弘扬传统文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就是弘扬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复兴孔子之道的前提是弄清孔子之道是什么。长久以来“打倒孔家店”的结果是我们已不知道传统为何物，孔子有何可以继承之道，尽管伴随所谓儒学复兴的发展，学院内的专家学者也在提出不同的儒学理路，以求在学理上论证儒学复兴的可能道路，但这种研究存在的问题就是研究者仅仅是研究者，而不是践行者，他们的学说都要等待推向社会以后才可以考证其是否可行。而当下的中国社会根本不会给他们实践的机会，所以他们的理论只能是理论，于孔子化成天下之追求相隔天壤。 礼失求诸野，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恰在民间书院之中，这也是历代儒学重振的必然之路，由“学在民间”逐渐转为“学在官府”。民间书院的特点是不只注重学术的传播，更注重思想的践行，书院活动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了，真正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在当代中国的民间书院之中，尤以蒋庆的“阳明精舍”与鞠曦的“长白山书院”为著，二者一南一北，都真正持守和践行传统中国人的治学与传道方式，在全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蒋庆与鞠曦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路，蒋庆以“政治儒学”立教，鞠曦以“君子儒学”立教，“政治儒学”直面社会政治问题，“君子儒学”直面个体安身立命问题，二者一内一外，恰合儒家“内圣外王”之理路，从而为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提出了宝贵的思想进路。并且二人都真正是按儒家的生活方式、治学方式、传道方式践履着、证明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真正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现实动力之源。 [1] 《论语·微子第十八》 [2] [4]《论语·述而》 [3] 《孟子·万章下》 [5] 参见：孔子在天安门前竖起，在人民骂声中倒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09655.html 立孔子像不妥？七成网友反对国博门前立孔子像 http://news.163.com/11/0117/20/6QKJ2R7U00014JB6.html [6]《论语·里仁》 [7] 《论语·子罕》 [8] 《论语·雍也》 [9] 【秋风】孔子回来了 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18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