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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一大变革时期，孔子创建的儒学系统与道家、墨家、兵家、法家等学派并驾齐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派别，被后人称为“儒教”。孔子，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儒教教主。不过，这个所谓的儒教，是后人推崇的，孔子当时从来没有罗马教皇一般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传说周游列国求了七十几个国君而不被重用，叹息说“我没路可走了”，创下了两千五百年前求职失败的吉尼斯纪录。 人家基督教有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孔子有没有做“儒教教皇”的动机呢？我看是有的。其一，孔子是有执政治国方针的，那就是以儒治国，靠道德的力量教化子民。他说：“用政治法令来领导百姓，用刑罚来矫正他们，百姓只是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假使用道德来感化他们，用礼仪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百姓不但能有羞耻心，而且还会自发的向正当的方面去努力”；其二，孔子执政治国是“有法可依”的，他说：“《礼经》可以节制人的行为，《乐经》可以诱发人的和气，《书经》可以借知人类行事的成败，《诗经》可以表达情意，《易经》可窥知天地的神奇变化，《春秋》可以明白微言大义。”；其三，孔子是有治国执政决心的，他放出响炮：“假如有人能重用我，我一年的时间就可把国家治好的。”；其四，孔子是有执政治国团队的，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小窥。 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孔子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他的崇高荣誉是在死后才被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追封的。 孔子最终没有做成儒教教皇，做不成“儒教教皇”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 其一，孔子的执政方针不能顺应时代需要。孔子周游到了东方大国齐国，本来齐景公是想重用孔子的，可被贤明的晏子泼了冷水，“冷水”重点之一指明了孔子以礼治国不合时宜：“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子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孙玉良认为很有道理。在乱世之秋，大争之世，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有精力学习并遵守繁琐的尊卑上下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这时候富国强兵才是保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手段啊。历史证明，那个时候，实用的兵家、法家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执政治国方略，想“复古”搞尧、舜、禹那一套，哪里会有人听？ 其二，孔子的强大团队让君主有顾虑不敢用。孔子周游到了春秋大国楚国，本来楚昭王是想重用孔子的，可被楚国令尹子西再一次泼了冷水。子西问楚昭王：“大王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宰辅国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在周受封时，名号为子男，封地方圆五十里。如今孔丘祖述三皇五帝的法度，彰明周公、召公的事业，大王倘若任用他，那楚国还怎么能世世代代拥有堂堂正正方圆几千里之地呢！周文王在丰京，周武王在镐京，从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统一天下。如今孔丘得以占据封地，有贤能的子弟作为辅佐，这不是楚国的幸福啊。”子西总结的“四个没有”和孔子的“王道霸心”让楚昭王噤若寒蝉，惟恐祖宗传下来的大好江山被孔子一班人用嘴皮子“和平演变”，因此再一次让孔子吃了闭门羹。 其三，孔子志大才疏，并没有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手腕和魄力。孔子惟一的一次执政是在他五十多岁时当了鲁国相当于今天司法部长职位的大司寇，且代行鲁相职务。按理说历史是给了他“弄潮”舞台的，但孔子在这个舞台上仅表演了短短三四年时间就灰溜溜落了幕。楚国令尹子西所担忧的事并没有在鲁国成为事实，孔子团队虽然冒似很强大，但孔子到底不是一个政治家，“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孔子并没有为实现他的理想组建“梁山团队”，孔门弟子也并没有在他的指挥下发动什么政治战役，而且其弟子各自效忠自己的主人，没有主动地团结在以孔子为首的“儒教教主”周围。孔子最后被排挤出局无力反抗，用事实证明他在政治舞台上做不了“教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