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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0日，国际儒联举行小型专题座谈会，讨论当前儒学发展趋势问题。会议由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 周桂钿 教授主持，与会者主要是北京的中青年研究儒学的学者，有牟钟鉴、邹昌林、陈鹏、李道湘、孙熙国、单纯、彭国翔、郭沂、王葆玹、彭永捷、张学智、汪学群、陈升、李祥俊、刘成有、向世陵、李存山等，共有十八人出席并发言。 当前国学热，实际是“儒学热”。社会上对儒学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方克立 先生给儒联秘书处寄来了三封信，对当前文化形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大家发言，首先肯定现在儒学发展的形势大好，基本上是健康的。主要表现在上下一致上。上头，中国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他讲到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上长出来，它必定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定是在吸收、借鉴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儒学今后要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下头，群众重视学习儒学，儿童读经也是一种重要表现。上下结合，促进这个形势发展。但也有忧虑。忧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孔的影响，现在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封建文化，儒学全部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强烈反对复兴儒学；二是有一些人走另一极端，要变儒教为国教，成为意识形态，要“儒化共产党”，还要恢复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凡是想当公务员的，都要过这一关。 其次，大家对于上述两种忧虑，认为前者的问题，在实践中可以慢慢解决。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有的报纸也说共产党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和谐哲学，与过去说的斗争哲学不一样了，这也是与时俱进。构建和谐社会，儒学中有丰富的智慧资源，我们当然应该开发，而不应该拒绝、排斥。有的学者认为儒学要独立，不能政治化，但，政治可以儒学化。当代儒学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有的是美德教育，有的讲儒学政治，有的表现为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有的则提倡儒学自由主义。儒学的影响深入各种学科，是阻挡不住的。“谈儒色变”的观念需要逐渐改变。对于后者，大家都认为儒教为国教，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赞成，因为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可能再独尊儒术。现在是科技发达的现代化时代，儒学内容有的已经不能适应了，因此也不会全方位恢复。这种偏激思潮还可能破坏儒学发展的大好形势。但是，持这种极端观点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没有代表性，将他们当作第四代新儒家，显然不合适。不能说谁都是大儒，都可以代表儒学来讲学，讲儒学有没有真正足够的学养来传递儒学的声音、信息，让社会能真正了解儒学的声音。儒学以后要健康发展的话，就需要有一批真正代表儒学来讲话的人，能把传统的、经过转化的儒学精神传递给有需求的社会大众，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文世界，甚至是全球。对于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人，可以不理他们。批判他们是没有必要的，更不要抬高他们，扩大他们的影响。有的人认为他们的提法有现实针对性，其中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不能全盘否定。大家都认为儒教不行，现在印尼就有儒教，他们也是每周到“礼堂”参加活动。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采取独断的方法，更不宜用行政办法处理学术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高于宗教，是一种高于宗教的学术。要把学术派别改造成宗教，很困难，代价很大，而且水平肯定在马列之下。 第三，儒学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限于少数人。学理研究与推广普及应该相结合，儒学应该成为平民生活习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儒学热”，只是这个小圈子里面热，研究儒学的学者这个小圈子。平民百姓并不太热。另外，现在的热，只是与上个世纪批儒形势相比，是相对的热，而不是真正的热。因此所谓“热”，也不要盲目乐观。要想真正热起来，所有研究儒学的学者在努力做普及宣传工作，将儒学传播到百姓那里，家家户户都学儒学，人人都会说几句《论语》和《孟子》中的话，还能在行动中贯彻儒学思想，弘扬儒家精神。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有雅俗之分，儒学也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雅文化先影响知识分子，再通过他们影响全社会。因此，雅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是间接的。儒学的学理研究是一种提高，也是雅文化，虽然在小圈子里产生作用，也会对社会群众产生间接影响。我们现代社会有一个儒学复兴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怎么样提出一个不仅适合世人，而且让农、工、商各个阶层都能够认同的一个价值观。如果知识分子都不认同，就想让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不太可能。儒学研究者如果能针对现实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当然更好。这就需要创新。 第四，时代变了，儒学要发展，要创新。要温故知新，对传统典籍要作出新的阐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不断创新，才能流传到今天。过去，“五四”时代，重点批判儒学中的礼教，实际上，儒家的礼也分为体用两方面，就儒家礼学的体用分析，表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种种礼制、礼法、礼仪、礼俗之中，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三纲五伦，这些礼之用都是具体的、随时变化的，而其体则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秩序、和谐，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并不随具体的礼之用而变化。作为儒家礼学根本精神的差异性，儒家要建立的是一种差异性秩序。差异在同与不同之间，它不会走向绝对的同，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同，而是追求在同与不同之间的一种感通状态，反对抽象的同一与隔绝不通这两个极端；差异在等与不等之间，它不会走向绝对的等，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等，而是追求在等与不等之间的一种中道状态，反对抽象平等与对立斗争这两个极端。儒学的差异论是解决诸存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它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实际的反思，也是一种要求使现实的社会关系秩序化、合理化的价值理想。这样一种差异思想有其永恒的意义。 儒家礼学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的具体礼制、礼法、礼仪、礼俗必然要因时损益，但其以差异为基础的秩序、和谐理念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儒家礼学的重构。针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等现象，从维护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出发，提倡明礼诚信，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明什么样的礼的问题，如果始终停留在“谢谢”、“您好”等表面性的礼仪上，则现代社会的礼仪、礼俗建设就很难深入。现代新礼建设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缺少礼学本应有的根本精神——差异性，对人与人、人与群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作出区别、规范。而中国传统儒家礼学在这方面既有普遍的差异秩序原则，又有丰富的现实经验，可以为我们的新礼乐建设提供借鉴。 我们肯定儒家礼学在现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并不表明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是抽象不变的永恒真理，更不意味着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礼制、礼仪等都是合理的。在当代社会里，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在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上，都需要有新的诠释与发展。 今天应当以西方的平等观念补充、修正儒家礼学，抛弃等级性，改差异、等级互动为差异、平等互动。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差异性。 儒家礼学主张“乐合同，礼别异”，“礼之用，和为贵”，在肯定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我们希望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的儒家礼乐文明能够在新的世纪有新的开展，既在未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保留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在未来的世界伦理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 学者们都发表了精彩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先秦儒家太注意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了，现代儒学还是要吸取宋代儒学的教训，把理学和心学结合起来。中国宋明也有这个经验，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比较有利于儒学以后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有两个传统：以思孟为代表的天人统和以荀子为代表的人天统。现在应该重视人天统，这也是儒学发展需要关注的趋势。有的提到梁启超的说法，以复古为解放。有的想起王国维对儒学的评价：可爱不可信。海外一些学者认为，儒学只能由个人选择，它已经不可能按照自己的道德来安排世界秩序。有的认为，儒学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但需要从中研究出可操作性的内容。儒学的发展应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从历史上看这是儒学长久不衰，生命力之所在。今天就要从学理上找出其适应时代发展的方面，并加以研究扬阐，以此来推动儒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有的学者提到当今的儒学，要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共同为中国发展服务。 （撰稿人： 周桂钿 教授） 小型专家座谈会会议记录 按： 周桂钿 教授主持，主题为《当代儒学发展之趋势》。现根据录音将学者发言整理如下： 周桂钿（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师范大学 教授）： 今天我们到会的有十几位学者，会议半天，每人发言十分钟左右，今天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儒学发展的趋势问题。当前国学热，实际是“儒学热”。社会上对儒学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方克立 先生给儒联秘书处寄来了三封信，关于当前文化问题的三封信。就是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所以我们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请大家发言。先请牟 钟鉴 先生发言。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按顺序接下去发言。 牟钟鉴（国际儒联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关 于方克立 先生的三封信我看了一下，也考虑了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份“中国儒教研究通讯”，这是陈明他们办的，第一篇就是蒋 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这个很有代表性， 和方克立 先生的三封信对照起来了。我个人的想法，感觉改革开放以来，儒学在中国，特别是在大陆大家进行研究，开发它的资源，把它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我有一个总的评价，很活跃，各方面的研究都有，无论是历史、人物、学派，甚至是面向国际的，我觉得这些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有非常丰富的成绩。这是学术方面，在教育方面，就是把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能够在学校，在教书育人系统，在教育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小孩子读经，也在广泛的开展。另外就是儒商，企业家也在学习儒学的精华，这样就能使我们儒家文化的精华和企业、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等。我觉得好多方面很活跃。现在儒学整个势头，总得来讲开发、研究、应用，我认为是健康的。 而且从中央来讲，我认为两个信息很重要，一个就是贾庆林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国际儒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他讲到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上长出来，它必定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定是在吸收、借鉴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中央来看也很清楚，儒学今后要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当然还有别的传统文化，儒学太重要了，我觉得把儒学今天的地位说清楚。 最近李汉秋发表过一篇文章，他给有关部门打了一个报告，就是要弘扬儒家文化，其中提到了“五常”：“仁、义、理、智、信”。他说中央领导做了一个批示，说“五常”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概括，但是要做一个现代化的解释。我感觉到就是说从上到下，越来越取得一致，但是确实也有偏向，比如说蒋庆写文章说要重新解读儒学，想把儒学搞成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现在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搞政教合一，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个根本不可能，这只是代表一种思潮，从康有为以来，很多人就一直想搞这些。但是我也不认同 方克立 教授说的，好像蒋庆这些人就是中国大陆儒学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我觉得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他的声音很大，这就是陈明、蒋庆他们很善于利用媒体炒作，现在在国外认为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代表就是他们。我们现在要去批判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我简单的提一个观点，整个儒学今后开发的问题。我的看法和蒋庆他们不一样，做为政治儒学，也有很多政治思想，没有得到借鉴，比如说民本主义呀等。我认为“三纲五常”，“三纲”一个也不能留，“五常”一个也不能丢，这对社会主义道德范畴的建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儒学的精华到底在中国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待大家去开发。 陈 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 当前，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已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理论趋向，这些理论课题的落实对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前景至关重要。现就本人所见，略举其要，以为全书的结语。 以牟、唐、徐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具有中国文化“一本性”的典型立场，这一立场肯定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不绝的统续或“道统”，这个主导性的文化主流就是儒家。如果不能保住这个儒家文化的道统，中国文化就不成其为中国文化，即使现代化了，亦只不过是个“殖民地”的身份。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也必须以儒家文化为主位，来统摄、融纳外来文化。 从哲学上说，这种文化一本性的立场肯定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应当来源于传统，传统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才是文化变迁的本质。从另一方面，他们努力论证中国文化在本源上的自足性（亦即文化理想的完满性），主张中国文化是“建本立极”的文化，肯定仁心或道德意识是人类一切文化发展的本源。这一仁本体或道德本体的哲学立场实际上是儒家文化一本性的哲学基础。 同时，文化一本性折射出强烈的文化民族意识，它主张文化选择的一个根本标准不是它的合理性而是它的民族性，这是一个民族性优先于合理性的文化主张。 现代新儒学大致呈现一个由“本体论”到“价值论”，再由“价值论”到“工夫论”的逻辑发展。现代新儒学的道德本体论试图从最根本的层面上确立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尤其是熊、牟、唐一系的港台新儒家使儒家的本体论哲学达到一个颠峰。而当本体论基本完成，或是人们开始厌倦玄虚的本体论承诺时，价值论就可以淡化本体论的立场而着重阐发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诸如和谐、创造、中和、包容、人文关切、社会批判、天人合一、和平悠久、价值共识等等。 可是，现代新儒学引起的最大质疑是，新儒学讲得如此义理规模，却没有办法面对并解决当代的社会人生问题，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牟宗三一再宣称，第三期儒学的使命就是要开出“新外王”，而内圣与外王之间如何打通正成为新儒学的一个根本困境。现代新儒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种种儒家人文价值如何落实为社会共识、个体信念，如何能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这就是一个“工夫论”的问题。这里的“工夫论”不仅仅是传统儒学自家修身养性的工夫论，它指向一个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价值的传播系统或传统机制”。在现代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影响和互动都远非传统社会可比，个人价值的安顿当然需要个人的身心修养，但是社会性的环境和价值，尤其制度体系所隐含的价值导向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民间的、简单而坚定的个人修养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遭遇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现代新儒学在工夫论上的缺失，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理论重点还未及延伸至此，同时也是由于儒家价值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撑之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制度所支持的基本是另外一个价值系统，儒家价值确如“游魂”而无法落实下来。在当代中国来，支配社会基本价值的是现代教育体系、经济生活体系和政治生活体系，尤其是后两者更有支配力。而其他诸如精英知识分子、民间宗教等的分散的价值资源很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余英时认为，儒家的现代出路就是儒家价值的“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才可以避开建制问题而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儒家价值已没有体制的依靠，也不能再局限于学院内的理论研究，它需要走进社会、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从儒学理论上说，它不再是根源性的本体哲学，也不再是宏观的文化、价值哲学，而是讨论日用常行中儒家价值如何体现、如何落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学应当更加关注生活细节，更加注意儒家价值如何在生活细节中得到落实。 在儒家日常人生化的过程中，纯粹民间的、个人的活动固然重要，但并不一味排斥体制性、组织性的社会活动。一种思想文化要想有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它必须要整合一定规模的社会资源。当前，从政府的支持、大学和地方相关研究机构（如国学院、孔子学院等）的出现以及各种民间活动的开展，已经可以看到良好的发展态势。终极地看，儒家信念的落实最终是个人的，是日常生活的，但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化气氛的营造、教化系统的建立等等对一种精神价值的社会传播是非常必要的。 孙熙国（北京大学哲学系）： 儒家哲学向何处去？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这是儒学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儒学若不考虑国计民生，儒学研究若没有问题意识，就很难叫做儒学，起码不符合儒学的基本精神。梁漱溟数言：“我无意乎学问”，“我不是学问家”，“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一番心，寻个明白。”他说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氏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儒学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认为，对形上之理的追寻不是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中国哲学的逻辑前提。如果说西方古代哲学更倾向于对形上本体的探究和追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知“道”、知“天”，只是其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第一步。知了天道，明了形上之理，掌握了外部世界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把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性，即所谓“化知成识”，从而使人成为掌握了物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圣贤，实现外部世界之理（道）与人的内在之性（德）的统一。只是走到这一步，中国哲学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有进到了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这一层次和境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借用《大学》八条目的说法（“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认识把握宇宙人生的形上之理）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环节，诚意正心修身（把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性）是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环节，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内在之性对象化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是中国哲学的第三个环节。 单 纯（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宋代可以看出，我们如果还按先秦来讲儒学的话，那么宋代就没有办法。唐代的时候，韩愈就看到一个问题，如果按先秦来讲儒学的话，是说服不了人心，需要找一个最高的依据，最高的依据是人还是天命？人与天完全隔离，怎么样把这个打通呢？佛教有一个办法，佛教讲性空，可以把人解脱掉，然后看这个性空，性空说人的世界是假有，这样就不会执著，就可以宽容别人。我看罗素也强调这个问题。西方宗教有三种方式在制约文化传统，一个是制度，教会制度；第二是思想观点，是最独断的思想，有一个终极思想是上帝创造的，一定要求别人都信这些，一定要转化别人；转化不了怎么办呢，就会有其他的信仰滋生出来，那么第三个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精神生活。教会、独断论、经验哲学产生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等等。 我看我们先秦儒家太注意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了，现代儒学还是要吸取宋代儒学的教训，把理学和心学结合起来。中国宋明也有这个经验，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比较有利于儒学以后的发展。 彭国翔（清华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国学热”这段时间在大陆有点升温，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大众的一种需求，但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把需求的东西，能不能准确的传达儒学的声音，问题是有没有一些传达正确儒学的声音，现在谁来讲儒学，比如说大陆儒学代表，这些人是不是可以代表大陆的儒学，他们对儒学的理解是不是相应，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问题，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儒学要健康发展的话，去年九月份在武汉开的一个会议，也是有这种感觉，真是有点眼花瞭乱。现在谁都是大儒，都可以代表儒学来讲学，首先讲儒学有没有真正足够的学养来传递儒学的声音、信息，让我们社会能真正了解儒学的声音。儒学以后要在大陆健康发展的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能不能把传统的、经过转化的儒学精神传递给有需求的社会大众，无论是在大陆，中文世界，甚至是全球。最基本的条件上，我们能够有一批真正代表儒学来讲话的人。 郭 沂（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 儒学的创新发展，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目前，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儒学的宗教化甚至国教化现象，二是将儒学制度化的现象。 关于儒学的宗教化甚至国教化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既有违社会现实，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事实上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如果没有西学这个背景，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儒学历来就是儒学。如果非要以西学为背景来看待中国的思想文化，我想应该作一些具体分析。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我觉得中国有两大传统。一个是国教，也就是中国的宗教。我很赞赏牟 钟鉴 先生提出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或原生型宗教作为 “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说法。牟教授指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这种宗法性传统宗教就是中国的国家宗教，即国教。另一个传统是官学。汉代以后，所谓官学，主要是儒学。在历史上，国教和官学之间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西学为背景来衡量，我想与西方宗教相当的是国教，与西方哲学相当的是官学。不过，中国的国教和官学同西方的宗教和哲学又有很大不同。作为一种宗教，中国的国教是一种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宗教；作为一种哲学，儒学是一种具有信仰特质的哲学。我认为，在未来的中国，传统的国教和官学将在一定程度上一如既往地扮演其本来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甚至国教。 关于儒学的制度化问题，我认为也要十分慎重。汉代以后，儒学产生了许多弊端，以至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深恶痛绝，其问题就出在儒学的制度化。从原始儒家的论述看，儒家本来是一种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说。只有保持这种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儒学才能健康地发展，并推动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主张制度可以儒学化，但儒学不能制度化。 那么，应该如何切实地发展儒学呢？我们现在建构当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宋明理学极其相似。唐宋以前，佛教盛行，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儒学能否起死回生，就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回应佛教的挑战，结果宋明理学家们成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欧风美雨，席卷神州，儒学重新被时代所抛弃，大有收拾不住之势。因而，儒学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在于它能否像当年回应佛教的挑战那样有效地回应西学的挑战。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成功。牟宗三的失败，原因何在？在于他没能跳出宋明理学所提出的那个道统的藩篱！依我看，以思孟为代表的那个道统，民主和科学的基因十分贫乏，从中是很难开出新外王的。 如果说宋明理学所要回应的是佛教心性论的话，那么当代新儒学所要回应的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在这一点上，牟宗三的确抓住了要害。我们要像宋明理学家们从儒学元典中挖掘心性论的资源那样，从儒学元典中开发民主和科学的资源。在这一点上，牟宗三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他受宋明理学道统论的影响，找错了对象。 那么，传统儒学中有没有民主和科学的资源呢？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我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只不过它存在于道之另统之中。 大道兴于对天人之际的追究。远古时期，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帝王外，掌天人之际者为巫史。巫由天道以推人事，史由人事以究天道。这是“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巫之迹，存于大《易》；史之迹，见于《诗》、《书》、《礼》、《乐》、《春秋》。这意味着道本两统。以其致思方式不同，我们可以分别名之曰天人统和人天统，或曰天人道和人天道。 此道之两统是怎样作用于孔子的呢？数年前，笔者曾指出孔子思想有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经过几年的思考，我将孔子思想及其三个发展阶段重新表述为：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和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我们知道，在早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晚而喜《易》”，又“因史记作《春秋》”。其实，这种经历和孔子思想的演变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在“学《易》”以前，也就是在孔子思想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孔子主要继承了《诗》、《书》、《礼》、《乐》之人天道统，持自然人性论和礼乐教化观。孔子晚年“学《易》”后，将重点转向继承和发扬《易》之天人道统，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义理之性和性善的理念。 孔子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为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提供了条件。进入战国，儒家开始分化为两大派。一派承《诗》、《书》、《礼》、《乐》、《春秋》之人天统和孔子早期思想，本之以圣人之教化，从而论性情之原，礼乐之生，可谓之教本派。此派创自公孙尼子，继之以孟子车（子思弟子孟子车很可能就是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的作者）、《内业》（《汉志》儒家类有《内业》十五篇，今《管子》四篇当即其佚篇），集成于荀子，而子夏实为其先驱。另一派承《易》之天人道统，融合孔子中晚期之思想，本之以天命之善性，从而论情心之变，教化之功，可谓之性本派。此派创自子思，集成于孟子，而曾子乃其前奏。《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性本派侧重“尊德性”，教本派侧重“道问学”。 从上述子思和孟子车建构其哲学体系的路数看，两家分别采用了天人统和人天统的方式和途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性本派和教本派两派分别是天人统和人天统在战国时期的延续，它们都是道统的承担者。 我以为，传统儒学中民主和科学的资源主要存在于道之另统，也就是我所说的人天统中。尤其是从公孙尼子到荀子的战国人天统即教本派，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与民主的基因，是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回应西学挑战的宝藏。 所以，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不但要接续天人之统，也要继承人天之统。二统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担当道统，仰受圣脉，是建构当代新儒学的根本宗旨。 王葆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 我最近有点矛盾，因为想法有点改变，原来我是支持儒学宗教化的，从1993年开始想创造新儒教，和基督教抗衡，但后来逐渐得觉得还是有问题的。西方基督教强项，是有很多代价的，经过长期的宗教战争，有很多大规模破坏性群众运动，圣像破坏运动，和文革的有些情况相似，他付出的代价，比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混乱还要大，中国要是制造这么一个宗教的话，没有这些大规模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蒋庆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康有为也说过，归纳的比康有为的更有条理化，但是真实的思想概念基本一样，其实康有为当时就是想恢复儒教。后来港台有一个什么组织一直要恢复儒教。能成为一个组织延续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想在全国推广谈何容易，能恢复成儒教几乎没有可能，康有为都没有成功，蒋庆就能成功？当然他这么提也很可贵了，中国的文化危机挺大，比要取消汉字的主张还要好得多。制造一个宗教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这东西不能生造，完完全全硬造一个，可能不如马列，价值绝对要在马列之下。要继承古代，改造一下，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勉强。古代的主体儒学还是不是宗教，改造成宗教，改造和创造也差不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至少一个世纪之内，中国要形成一个宗教性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是应该模仿唐朝时期的做法承认儒家不是宗教，但是高于宗教，儒学高于宗教。目前中国的宗教已经是多元化的时代，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很难统一。中国的宗教的混乱局面是各国所少见的，唯一的办法是设置一个比哲学甚至还要抽象，和西方哲学不一样的，在宗教之上，调和各种宗教，唐朝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个还可能比较有效。假如这样的话，儒家要进行学理方面的讨论，首先要完善自身。现在说尊儒，逻辑上是可以的，但具体尊哪个儒，尊什么样的儒学？我现在觉得还是完善自身，进行儒学内部的讨论，尤其是汉学和宋学的争论。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两个大方向，当代儒学发展的方向及趋势，简单列举一下，儒教的方向、现在比较有影响的是政治儒学，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更倾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人的把儒学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叫儒学自由主义，也有叫自由主义儒学，这些都是简单列举。还有一个是把儒学和儒教、儒学和儒家文化概念上区分开。在当代大陆上最有影响的是 干春松 先生的一本书：《制度化儒学及其解体》。 干春松 先生以前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儒者和从事哲学研究者是两个概念，可以引发一个问题，儒学不仅是一种学说，从上来说既是王朝政治，从下来说又有家庭制度，整个一套社会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儒学的崩溃是它所依赖的那社会组织的崩溃。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儒学，政治儒学就是要儒学发挥制度，儒学现在要脱离书斋式的教育或者说儒家要脱离书斋式的儒学，这是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之所以面临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发展，以及形成的信仰机制，实际上是和我们以前的文化政策、文化制度的缺陷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以前引进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个也不能说是不正确的，这在救国救民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处理文化上是有偏颇，比如说我们引进马克思主义，从“五四”以来就与全盘西化结合在一起，对民族文化基本上采取一种否定，虽然我们一再讲辩证，实际上做的不好，还要去否定，甚至去破坏、消灭，把外来文化凌驾于本国文化之上。第二个把意识形态文化和大众的民间文化、日常生活伦理作了区分，用意识形态文化去取代大众文化，把意识形态文化贯彻到每一个角落。比如说有一种说法：“我的爱人同志”用同志这种伦理去取代父子、夫妇、亲情。从这几个方面应该注意一下我们观察文化问题，第一点是应该把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区分开；我觉得儒学现在比较丰富，有的是一种学术观点，有的是一种社会运动，有的可能很激进，大家说左也好，右也好，实际是从评论者自己来说的，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等同于一种政治运动。 第二点，把书斋式的儒学和作为文化建设的儒学区别开。作为一种学说，特别应该在中国哲学学科或中国思想史里适当的保存。 第三点，要区分意识形态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关系，这里比较复杂，有的是儒学研究者；有的是民间文化；有的是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政教分离的宗教；或者是作为一种日常伦理，或者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有的就是要走上层路线。政教分离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发展方向。我们经常批判的要独尊儒术，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其实独尊任何一种学说都有问题，要想让一种学说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没有一种学说。我们当代的文化应该是各种文化配合起来发挥它的作用，儒学应该作为多种文化的一种，在历史上来说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应该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 第四点应该允许儒学的当代发展，我们把儒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去认为它哪些东西合理，去继承它，这是一回事，把儒学本身当作一种文化体系，有人把它尊为信仰，这点应该容忍它，因为儒学源源流长，有人不断去继承，不断去发展。在历史上也有几次波动，但不断有人云继承、发展、复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宗教，人们有这种信仰的需要，要么就会有外来宗教，要么就会有像**功这样的畸形宗教发生。无论是儒学研究，还是当代儒学的发展，我赞同牟老师说的，只要不违背宪法，在这里我个人看法，有人提出儒教这种优越地位，但是只要给它宗教平等的政策，它会在民间自由发展。对 于蒋庆 先生的主张，我也有好多不赞同，但是也看到了他合理的一面，我们现在都在探索过程当中，在探索过程当中应该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学术问题作为一种学术来解决，文化运动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作为学者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对社会尽言。合理不合理要有自己的见解，首先认识到我认为不合理，这是你的个人见解。有一种说法叫作此一时非，彼一时非，要有这种态度，无论批评多么严厉，相互批评也符合社会伦理。 张学智（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天会议讨论儒学的发展趋势，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感觉，大家有点过于顾虑，对儒学的不好处考虑得有点过多。我是觉得不管是蒋庆还是方克立，都有一个看法，蒋庆的看法就是如何包打天下，建立一个宗教，用宗教来解决一切问题；方克立就是要反对蒋庆的儒学独尊，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不可取就在于他们认为儒家可以包打天下，现在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儒家不能包打天下。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包打天下不如莫若两行”，莫若两行就是提倡文化多元化。我之所以觉得大家过虑，就是目前儒学的现状是非常好的，首先在于上级对于儒学不是一种贬斥和封杀的态度，允许儒学自由的发展、自由的演讲、比较自由的抒发自己的言论，这一点我觉得就够了。 说到民间，路上拦住一个人都能讲几句儒家名言，什么“三纲五常”，孔子、孟子，问起来都能知道一点，这些就够了，我们还能要求一般人做什么呢？我认为儒学是一种雅文化，雅文化从古到今都是有的，它的作用通过影响一部分人，不是影响全社会，通过科举影响全社会，大概它的威力已经达到了极致。通过科举对广大社会进行影响就够了，我们现在说要建立一个儒家式的宗教或者像方克立那样反对某些人的说法，都不可取，这样恰恰破坏了我们儒学现在发展的良好时机。发展为宗教，那么请问，宗教的几大要素都要满足的话，要有一个教主、要有教团、信众，儒学能满足这个条件吗？谁来当教主？儒学的僧团如何能够存在？这都是没法解决的。儒家宗教化，就是想把儒学作为一个最高的价值理想，让全民或者更多的人接受，所以我觉得蒋庆的说法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就是他看到目前人们的这种价值失范、人欲横流这一点，想提倡最高的准则来规范一下。这个恐怕想得也是想过了，我们没有必要树立一种最高的规范来规范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对宗教的态度，是有等级的，有层次的，不要要求有一种东西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们也不要担心儒学断绝了，它是断绝不了的，它是民族文化的根，这个根渗透在民族文化的血液里。别看现在大家谈起来就觉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了。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李白说的：“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儒学是教人做圣贤的，即使做不了圣贤，要人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一个境界比较高的人。我们同意刚才几位先生的发言，儒学还是应该扎扎实实的去研究一些问题，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精英的路线，比如说新儒家如何继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由于各方面的攻击，显得好像后继无人的样子，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还有民间儒学，我们现在能推广多少就推广多少，对这些东西我们要做，不要有一种急迫的愿望，现在整个儒学的发展状况，我认为目前的状况比较好。像蒋庆说得要儒化共产党，我觉得有点过了，蒋庆能够儒化共产党？共产党能被儒化？现在不要让这些太激烈或太不激烈的东西破坏了儒学发展的良好时机。 汪学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教授）： 当代儒学发展之趋势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学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形成了自己的不同形态。如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古文经学等。那时的儒学发展有两个特点：其一，儒学定于一尊，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是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其二，中西交通未开之时，仅限在中华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下。这两点就决定了儒学发展趋势与古代的主流政治走向一致，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单一化（就是吸取释道，也以儒为主导，因此表现为单一化）。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其一，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再作为意识形态，而是被当作历史的对象供人研究。其二，儒学已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西各种学术思想交汇碰撞。这两点就决定儒学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使儒学的发展变得多元化、复杂化。如可以从哲学、历史、宗教、政治、伦理多角度研究，或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一些积极方面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或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扬阐其被认为是合理积极的因素为当今服务；或构建带有很强性的政治体系期以为社会生活乃至于政治提供参考指导；或有把儒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趋向，诸如此类。面对儒学发展的多元化、复杂化，我们要以平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对待，但不要政治、意识形态化，儒学毕竟是学，应注重从学理上建构，也不要打棍子，乱扣帽子，无线上纲。儒学的发展应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从历史上看这是儒学长久不衰，生命力之所在。今天就要从学理上找出其适应时代发展的方面，并加以研究扬阐，以此来推动儒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陈 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儒学发展确实有一种忧虑，忧虑还是应该的，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自发的去发展。刚才有的老师说儒学现在的形势还挺好的，我觉得形势挺好，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中间而言，也只是在学术这个圈子里，除了我们这个圈子，不是搞中国哲学的，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搞哲学这个专业的，学马克思哲学专业的有几个人把《论语》、《孟子》读过。我觉得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史这个圈里要好得多了，出了不少书，开了不少研讨会。但是我觉得儒学从历史上来看，一方面是一种学问，从学问的角度说从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发展，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单纯的学问，是人文日用。从人文日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是一塌糊涂，还赶不上五、六十年代。所以对儒学的发展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有新的见解，新的学派，这只是作为学问的角度来说的；另外我觉得，人文日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儒学只作为一种学问发展的话，如果不能够作用于人文日用的话，这个生命是难于长远的。在这方面怎么发展，是值得我们学者关注、推动的一个问题。蒋庆的作法到底是不是正确，可以讨论，至于用让儒学儒化共产党，这个我觉得有点天方夜谈。儒学要发展的话，没有人文日用的基础，我觉得也是很难的，人文日用方面的发展，有待于学者去推动，应该有一批学者去做这种工作，是不是搞到像蒋庆说的那种程度，搞到那种程度是不是就能见效，这是值得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倒是从中学到大学作为必修课，效果到底如何，还是值得研究的。到底怎么样向群众方面的普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儒学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作为经典，很多学问家在研究，著书立说；另外一方面是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首要的是道德，一大块儿是讲道德的，而这个东西是渗透到方方面面的。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学者在单枪匹马的发展儒学可能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倒觉得如果就是在中小学规定语文里或别的科目里，必须有若干的，但不一定完全是儒家的东西，像古代的这种文章：诗歌、小说、散文这类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能读懂这些经典的，有几个愿意读，这都是问题。儒家里除了仁义道德，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化史存在，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反对这个东西，说那个没有用，现在已经是现代化了，不把它当作文化看，仅仅当作一种有没有现实的功利来对待，信仰危机实际上是文化政策有问题，问题是科学性的学科太多了，人文类的学科不足，情感没有发展起来，信仰就发展不起来。 李祥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礼学与仁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二者共同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实践。起源于先秦的孔子儒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伦道德实践问题，由此再扩大到人与群、群与群、人与自然等相互间的关系。 人伦道德实践是儒学的最根本的源头，由此产生两个超越维度：一个是人伦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超越，即由现实的道德情感上升到超越的道德意识，进而上升到宇宙本原、终极存在层面，这是仁的维度，其中超越的道德意识是仁之体，而现实的道德情感是仁之用；另一个是人伦道德实践的主体间性的超越，即由具体的伦理关系上升到抽象的差异秩序，进而上升到永恒规则、天理的层面，这是礼的维度，其中抽象的差异秩序是礼之体，而具体的伦理关系是礼之用。儒家的仁学与礼学各有其体用。 就儒家礼学的体用分析，表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种种礼制、礼法、礼仪、礼俗之中，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三纲五伦，这些礼之用都是具体的、随时变化的，而其体则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秩序、和谐，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并不随具体的礼之用而变化。作为儒家礼学根本精神的差异性是一种过渡性、中介性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有秩序的关系，它处于同与不同、等与不等之间。差异在同与不同之间，它不会走向绝对的同，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同，而是追求在同与不同之间的一种感通状态，反对抽象的同一与隔绝不通这两个极端；差异在等与不等之间，它不会走向绝对的等，也不会走向绝对的不等，而是追求在等与不等之间的一种中道状态，反对抽象平等与对立斗争这两个极端。儒学的差异论是解决诸存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它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实际的反思，也是一种要求使现实的社会关系秩序化、合理化的价值理想。这样一种差异思想有其永恒的意义。 儒家礼学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的具体礼制、礼法、礼仪、礼俗必然要因时损益，但其以差异为基础的秩序、和谐理念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儒家礼学的重构。针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等现象，从维护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出发，提倡明礼诚信，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明什么样的礼的问题，如果始终停留在谢谢、您好等 表面性的礼仪上，则现代社会的礼仪、礼俗建设就很难深入。现代新礼建设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缺少礼学本应有的根本精神——差异性，对人与人、人与群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作出区别、规范。而中国传统儒家礼学在这方面既有普遍的差异秩序原则，又有丰富的现实经验，可以为我们的新礼乐建设提供借鉴。 从理论意义上讲，儒家礼学的当代开展既有利于儒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探讨。首先，从发展儒学的角度看，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的儒家礼学构成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抛弃了它儒学也不成其为儒学。其次，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正义的角度看，也不必抛弃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因为差异本来就是人伦之实际，它和平等原则都是建立新人伦的基本支撑点，社会公正不应当是简单的平等，而应当是包容差异的平等，这种包容差异的平等是一种复杂的平等，也是更高层次的平等和社会公正。从儒家礼学传统中发现其公平、正义的内在蕴涵，这也是实现儒家礼学当代开展的重要契机。 我们肯定儒家礼学在现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并不表明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是抽象不变的永恒真理，更不意味着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礼制、礼仪等都是合理的。在当代社会里，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在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上，都需要有新的诠释与发展。 传统儒学往往将礼学差异性原则本体化，没有意识到差异性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我们则主张差异性原则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是有限制的，它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实际，也要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更新其理论形态。从内涵上讲，儒家礼学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差异性本应包容对等、等级两端，但在实际生活层面，往往却是向等级性一段靠拢，而远离平等性一端，这种偏颇理应得到纠正，今天应当以西方的平等观念补充、修正儒家礼学，抛弃等级性，改差异、等级互动为差异、平等互动。从应用范围上讲，传统儒学人伦差异性原则是“天人合一”式的，而我们今天则应实行领域分离原则，把它还原到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中，在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方面建立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合理新礼，而在公共权力领域、基本人权领域追求普遍平等。而从差异性自身的依据上讲，传统礼学主要依据亲亲、尊尊、年龄、性别等因素，而我们应该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扬弃，并补充知识、才能、功利等因素，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差异性。 儒家礼学主张“乐合同，礼别异”，“礼之用，和为贵”，在肯定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我们希望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的儒家礼乐文明能够在新的世纪有新的开展，既在未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保留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在未来的世界伦理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 李存山（国际儒联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 儒学在现代怎么发展，这个问题太大，也太复杂了，我以前对这个问题尽量做一些全面的思考。去年《人民政协报》的记者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对国学热怎么看？最近，马来西亚孔子研究院对儒家的伦理教育也提出了一个讨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些思考。我觉得还是重申 冯友兰 先生讲的“旧邦新论”。儒学要与现代化结合，就要适应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发展。“旧邦”就是维持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但是我对“国学热”做出了这么一个回答：“国学热”和“现代化热”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都是必要的。“国学热”和“现代化热”是有利于中国现在有特色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与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的就是儒学的研究与普及相互作用的问题，当然这里还有学术与宗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复杂。现在 蒋庆 先生提出的我们就是要以儒教解释儒学、以儒教解释中国、以儒教解释世界，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有害无益的，徒增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这需要长时间去解决，如果急于提出以儒教解释中国、以儒教解释世界，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急于的去恢复儒教，而是怎么样提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的价值观念，这个从宋代儒学复兴中总结出来的。宋代初期，儒学也是一个非常淡薄，非常寂寞的，经过了一百年（公元1001年到公元1110年），儒学确实呈现了一复兴的局面，当然这里有一个理学的变动，但是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提出了一个适应当时世人的现状的儒学价值观：“孔颜之乐”，是范仲淹最先提出来的，后来二程等都非常重视。“孔颜之乐”这个定义为当时的世人提出了一个无论穷达与否，都能保持一个儒家的价值体现，这个价值体现就是要不论穷达与否，都有一个道德、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提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以后，当时的世人如果说科举不顺利或者仕途不顺利，仍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孔颜之乐”解决了绝大部分世人的安身立命之地。我们现代社会有一个儒学复兴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怎么样提出一个不仅适合世人，而且让农、工、商各个阶层都能够认同的一个价值观。如果知识分子都不认同，就想让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儒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道路，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去恢复传统。从“五四”以后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会提出民主与科学，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缺这个东西，从“五四”运动以后，我觉得这是符合中国发展的逻辑的，而现在提出的儒学宗教化，走出科学与民主的，走出五四的迷失，这种提法恰恰破坏了儒学的健康发展，这样不利于儒学的发展。 周桂钿： 今天大家发言，首先肯定现在儒学发展的形势大好，上下一致，和谐发展，但也有忧虑。 其次，对于蒋庆提出儒化共产党，以儒教为国教，大家都认为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赞成，因为现在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可能再独尊儒术。这种偏激思潮还可能破坏儒学发展的大好形势。 第三，儒学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限于少数人。学理研究与推广普及应该相结合，儒学应该成为平民生活习惯。 第四，时代变了，儒学要发展，要温故知新，要创新，对传统典籍要作出新的阐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不断创新，才能流传到今天。 非常感谢大家光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