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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甦平：韩国三国时代的儒学与东亚文化圈 日本学者泽井启一在他的新著《作为“符号”的儒学》中，把东亚地域共通的儒学的渗透过程，叫做“本土化”；另一方面，泽井通过对东亚各国儒学“本土化”过程的研究，旨达到“脱中心化”（脱离中国儒学）的目的。与此相仿，韩国一些中青年学者认为孔子是东夷人，儒学的根在古代韩国社会之中。 上述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观点，不论其中关于“源”与 “流”的问题，客观上毕竟都承认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圈。笔者以为儒学在中国产生、形成以后，伴着文明的传播，在地域和空间上，向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展。所以，从东亚文化的共性来看，在东亚确实存在着一个“儒学文化圈”，另一方面，从东亚文化的特质上来看，中国儒学的原创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日本和韩国的儒学在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后，就形成了与中国儒学不同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 而五彩斑斓的中国儒学、日本文学和韩国儒学又最终构成了东亚文明的象征。 韩国三国时代指的是由高句丽（公元前37年到668年）、百济（公元前18年至663年）及新罗（公元前57年到668年）三国构成的历史时代。在地理位置上，高句丽处于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接垠，在引进中国文化方面，比百济和新罗要早，所以文化较发达。百济初期主要吸收了中国北方文化（汉代文化），中后期则与中国南方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接触频繁。新罗位于半岛的东南部，不和中国接邻，必须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才能间接输入中国文化。中国儒学早在三国时代之前的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就已传入古朝鲜社会。例如韩国学者学者认为柳承国认为：“与燕昭王”（公元前331－270）同时的古朝鲜社会已习得中国儒教思想，并活用于解决国际间之难题。由此可见，孔孟思想于纪元前四世纪左右，已经在韩国社会起了机能性的作用。三国时代的儒学直接吸收中国汉代儒学并发展成为当时的政治学问、生活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三国时代的主流社会。 （一）儒学的载体结构 汉字是儒学的载体结构。 汉字与埃及字、古苏美尔文字及巴比伦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种文字。后三种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消亡，唯独汉字流传五千年而常青不衰。 关于汉字起源的确切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化。1989年发掘的殷墟甲骨文，已经形成了汉字的系统。其形成其约在商代的后期，及公元前十四年至前十一世纪期间。以后，郑州商代遗址二里岗文化的发现，将甲骨文的应用提早了三百年，约为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间。而在这之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发现的，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和残片，这些刻画符号和早期的金文很接近。大汶口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年，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类似甲骨文的刻画符号，但其精美的彩陶图案的花纹带有明显的表意性。 甲骨文的字体结构已基本与后世的“六书”(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相合。从已发现的甲骨文中可知，商代早期甲骨文象形成分较多，商代后期则是形声字增多。 中国文字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拼音文字，只要区别在于它的表意性。所谓表意性，是讲汉字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字形同其所适的意义融为一体，而不受语音变化的影响。须反复强调的是中国汉字并非书写符号，其本身就是个词，同其它书写语言中的表意符号相比，每一个汉字都直接指某件事物，而绝不需要重新借用口语。汉字的表意性决定了它同时担当了文字和思想的双重角色，即所谓的“文者道之器”。从“文者道之器”出发，汉字承担着儒学思想指意的重任。 作为儒学载体的汉字在三国时代以前就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古代韩民族只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汉字的传入，在韩民族文化史中具有化时代的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在两种方面。一方面是凭借汉字纪录下三国珍贵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依据汉字中承载着的儒学思想创造了韩文，时间推至李朝世宗大王时(1419-1450)。 高句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使用韩字，但究竟从何时开始，无确切的文献记载。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自建国初期就开始利用汉字撰修本国史籍，名曰《留记》一百卷。百济的近肖古王命博士高兴用汉文撰写百济国史，名为《书记》。新罗初期无文字，《梁书·东夷传·新罗条》记：“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新罗汉字的使用，是透过百继而学得的。机关报罗的真兴王命人用汉字撰写新罗国史，用汉字撰写的国史，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而且亦可从汉字中了解其内在的儒家思想。 汉字转入三国后，一直被广泛流传使用，直到朝鲜朝世宗大王时代才创造了韩字，这就是著名的“训民正音”。韩字的结构原理深受汉字中蕴含的家思想所影响。具体来说，就是“训民正音”的结构原理与儒家经典《周易》具有深切的关系。 韩字的形体似汉字古篆，而且韩字多是四四方方，更类似汉字。朝鲜是企图在汉语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输写系统，书写方式则是按发音纪录下来的朝鲜语，从形式上可任意与汉字穿插运用。 随着三国中百济将儒学传到日本，汉字也传到日本。日本创制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后，仍保有七千至八千汉字，由次可见，汉字是成为中文、韩文、日文三种文字的联系纽带。 （二）儒学的功能结构 分为两部分：（１）儒学与教育（２）儒学与律令 （１）儒学与教育 公元前１０８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了“汉四郡”，这对传播儒家典籍汉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儒学教育机构，有高句丽和新罗。在高句丽，不论是国家设立的“太学”，还是私立的“扃堂”，均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因此，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新罗的《三国史记‧新罗本记第八神文王‧二年条》：“六月，立国学，置卿一人，又置工匠府监一人，彩典监一人”且国号“新罗”就与儒学有关，意思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 百济虽没有建立儒学教育机构的纪录；但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指能通晓儒家经典的人。而百济儒学之所以能够传入日本，正是凭借百济的“五经博士”们。 （２）儒学与律令 在韩国历史上，较完备的律令制出现在统一新罗时期，但三国时期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已经开始教授律令学，按律令制度管理国家，而三国时期的律令与儒学有密切关联。 例如： １．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３９２）建立教育机构──太学，后来又颁律令，建立社会统治体制。 ２．百记在儒学影响下，建立了较完备的专制国家体制。在古尔王时代，建立了初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又设置“六佐平”制与十六官阶品；“六佐”源于中国周礼的六官，模仿中国的六典而来。 ３．百济在武宁王时代实行“二十二檐鲁”设置。所谓“檐鲁”即相当中国“郡县”。 ４．统一新罗时期的景德王十七年，有设置两“律令博士”的纪录。统一新罗时的“律令”制度以直接吸收、采纳中国唐朝的律令，形成了较完备的律令制国家。 ５．三国时代的律令制经百济传入日本，日本在６４５年发生了政治改革运动，史称“大化革新”。 统一新罗时代和日本律令制的实行，标志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二）儒学的变异结构 韩国三国时代的儒学是中国儒学的变异，这种变异性构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韩国儒学；而韩国儒学又被传播到了日本，经日风和雨的熏陶，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中国儒学──韩国儒学──日本儒学，这三者构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而这一东亚儒家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百济儒学。百济西凭黄海与中国相连，东与日本九州岛相交，百济的地理位置使得百济是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韩国儒学传入日本列岛的重要渠道。 日本曾以四县土地换来百济的五经博士（名叫段杨尔），可见日本当时对先进文化的渴求；百继的五经博士频频替换往来，使儒风在日本不断吹拂。儒家文化百济，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对早期日本儒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早期儒学市日本儒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汉字、律令、儒学在七、八世纪之交，即中国隋唐之际，在古代韩国和古代日本已基本健全，这标示着东亚文化圈基本形成。 东亚儒学是对中国儒学、日本儒学、韩国儒学中共同性与整体性的一个称谓。从共同性方面审视东亚儒学，具有道德主体性、忧患性、和合性等特点。 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遵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东亚的“主体意识”即展现彰显东亚主体的意识，包含了“自立意识”、“自强意识”、“群体意识”。 忧患性是东亚儒学一个重要的特性。牟宗三先生强调“中国哲学之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韩国学者尹丝淳指出“（韩国）儒学是与民族同甘共苦而发展的”，这并非言过其实。研究日本的中日学者都承认“危机感”、“危机意识”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东亚的忧患意识内容丰富，具体表现为：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感，亦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凝聚剂。 和合性是东亚儒学另一特性，这是因为虽然东亚各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有其差异，但积习在东亚文化中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其相同之处，可谓价值共性。由这种东亚儒学的和合性推衍出东亚意识的“共生意识”。 “东亚意识”是指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内在性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一种意识。主体意识、忧患意识、共生意识构成了东亚意识的基本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