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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杰 综观世界文明数千年发展史，曾驰骋世界史上光彩夺目的几大古代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它们文明的链条不是中断就是散失，留给历史的多是昔日的辉煌。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奇迹。 然而，水有源，树有根。中华文明之源在哪里？在远古女娲时代就孕育的后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围绕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 关于后土文化 （一）后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源 后土文化的研究，随着我国的中华文明探源热，随着世界华人祭祖潮，随着中华民族祭祖圣地——万荣后土祠的修复和开发，也在不断地升温，作为中华文明源头文化的后土文化，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华人的关注。 我们有不少同志曾谈到了后土文化的内涵，列举了许多内容，如杨国桢在《略述后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说：后土文化是“主张追根认祖、振祖扬根的文化；是主张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文化；是主张大智大勇、披荆斩棘的文化；是主张社会繁荣、事业发展的文化；是主张互通有无、兼容并蓄的文化”。[1]艾斐在《后土文化与中华文明》一文中讲到的“后土文化不仅底蕴极其深厚，而且潜质十分丰富；不仅闪耀精神光彩，而且涵负经济效能；不仅首开根祖之源，而且展布未来之景；不仅擎立华夏之脊，而且铸寓民族之魂，并必然因此而永葆生机勃勃的活力，永盈瑞气盎盎的魅力。” [2]他们对后土文化的评述可谓精彩而丰富。是的，作为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一种文化，我们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但我觉得，后土文化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核心的东西是“根”文化和“源”文化，这是后土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是今天，我们掀起寻根探源热，正在重写中华万年文明史的时候，尤其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影响深远、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对各种文化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在原有文化现象的基础上还会派生，这都属于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对象，比如后土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派生的“土地文化”，把远古祖先的母亲崇拜演化成“大地崇拜”等，这些都在深入研究之列，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后土文化的“根”文化和“源”文化的实质，如果是那样就本末倒置了，就抛弃了后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这是不可取的。 正如，我们在研究关公文化的时候离不开关羽这个人一样。大家知道，关羽是蜀汉时期的一位名将，在他去世几百年后的隋代，在他的家乡（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开始建“关庙”，后来，在道家“天人合一”、“人神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几代帝王不断加封，使关羽由人到“神”，到“圣”，到“帝”，把他神化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成为“万能之神”，也正因如此，而形成了内容广泛、丰富多彩的“关公文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帝”，是完全被理想化了的人物，距关羽本人已相去甚远。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在研究关公文化的时候无视关羽本人的存在。 这里有个如何正确对待古文献的问题。比如，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就出现了古帛书与今本较大出入的问题。帛书无篇名，而今本冠以《道德经》；帛书先讲“德”，后讲“道”，而今本先讲“道”，后讲“德”，而且分了道德上下篇；帛书的分章与今本的分章有四分之一不符；今本比之帛书在文字上也有较大的篡改和谬误。 [3]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待古文献要分析，要研究。试想，作为道家学派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出这样的问题，其它一些文献也可想而知，正因为此，我们特别重视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原始文献《楚帛书（甲篇）》中关于女娲、伏羲“居于脽” [4] 的记载，尽管是神话传说，但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由此我想到孟繁仁先生《后土祠祭祀的不是社神句龙》一文，他在文中说有人之所以把后土女娲当成共工之子句龙，最早也是出自一段引文不确。后世学者忽视了《左传》中指出的一段话：“共工有子曰句龙，佐颛顼，能平九土，为后土。故封为上公，祀以为社。非地祇。” [5] 只看到前面所述的内容，忽视了后面“非地祇”的重要说明，导致了地祇后土与社神后土的混淆，结果出现了认识上的混乱。 退一步讲，就从祭神角度说，也没有弄清楚祭的是哪一路神仙，这就把大方向搞错了。其实，有人早就讲过，所谓祭神，实际上就是祭人，如果不联系人事去祭神，则讲不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后土祠定格是祭祖或者是祭祖宗神的真正原因。 （二）后土文化得到了历代帝王的大力弘扬 后土文化作为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可以说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幼年走向成年。现在我们知道，作为“后土”只不过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里的一种称谓，是母系氏族社会里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至高无上的女性君王。 有些同志会提出，后土与女娲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后土作为君王的称谓，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可能有多个，正像父系社会里的君王和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不会只有一个，因为那不符合自然法则。但是无疑女娲在诸多母系社会里的“后土君王”中，是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的地位就像后来的父系社会里的黄帝一样，是远古先祖的代表，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正和我们现在到黄帝陵祭拜父系社会的远古先祖黄帝一样，黄帝当年到汾阴脽上祭拜母系社会的远古先祖后土女娲就成顺理成章了。 我们现在不少同志在研究“炎黄文化”，炎黄文化正是从后土文化发展而来，后土文化也正是有了在炎黄文化的传承，才得以弘扬和光大。汉武帝在汾阴脽上建后土祠，带有原汁原味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色彩，特别是一个“祠”字，突出了祭祖的特色，宋真宗在大规模扩建后土祠时，有一个重要举动，就是他亲自御书御制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把他伯父、父亲的牌位放在了后土祠配飨，也是突出了对远古先祖虔诚敬仰的孝子贤孙的色彩。 那么，为什么会有从黄帝开始的数千年来的长时间、大规模、高规格的祭祀后土的活动呢？ 我认为核心动力是产生于远古时期，时至今日还有遗存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两大崇拜现象，即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在从事各种生产时，由于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完全依赖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于是出现了自然崇拜，比如天气对生产至关重要，它高深莫测，并统揽了整个宇宙，人们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神。又如太阳能给人带来温暖、光明，影响黑夜、白天的交替，关系到一年四季的变化，因此也特别崇拜太阳神。并由此把太阳对人们生产、生存有关的一切自然现象，都加以崇拜。这一点，在许多史前遗存的发掘中，发现的绘刻着的天体日月星辰崇拜的图形就是证明。 但是，对自然崇拜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给先民们带来庇护，许多自然灾害只有在杰出英雄人物的领导下才能抗御，于是又形成了对祖先、对英雄人物特别崇拜，传说中的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后来对祖先的崇拜又扩大到历史上曾出现的一切有才能，对人类、对氏族、对国家有过杰出贡献的人。我们东方民族比西方民族在对祖先崇拜上更甚于对自然的崇拜，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现存的万荣后土祠，及其前身轩辕黄帝建的“扫地坛”，正是远古祖先崇拜的历史实证。 （三）后土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后土女娲时代奠定了中华的古代文明，《河图》、《洛书》是最早的文献记载，经过安徽学者刘正英先生破译的《河图》应是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文字时代创造出来的，《洛书》应是在文字产生的雏形时对《河图》的文字记载或是图形说明。但由于年代久远，《河图》、《洛书》的实物以及这些“图”和“书”的真实用途却都未能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宋代以后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图式，这远不能说明问题。 刘正英根据后土女娲结绳记事的实际，从一个圆点画出四条射线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并设四季和事物一一对应，他终于模拟出了结绳记事图，同时推论出使用结绳记事的部落最先发明的文字应是象形字，象形字的最早文字应是1——9的数字符号。他的这些推论得到考古的证实。后来，伏羲又在《河图》、《洛书》基础上又和大自然中存在的天象、物候相结合，创造了“八卦”方位图，提出了“阴阳结合生万物”的伟大理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阴阳”学说的客观规律。正是在这一伟大理论和客观规律的指导下产生了大批的古代名著，如《山海经》、《道德经》、《易经》、《诗经》、《黄帝内经》等，又是这些名著奠定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支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当为儒、道、佛三家。而不论是主张以“仁”、“爱”思想为核心，重“生”，更重“德”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儒家；还是主张“天人合一”，崇尚自然主义传统的道家；或是虽是外来传入，但早已中国化了的佛家，提出的心性修养，主张以戒学、定学、慧学为主的解脱主义传统。在这三大传统文化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后土文化的影响，这也正是后土文化的核心“根”文化、“源”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 关于中华万年文明史 我们听惯了以往的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之说，乍一听说中华万年文明史有点耸人听闻，不，这是客观事实，是历史的真实。如果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中华文明只有明确纪年的3000年左右的历史，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也曾一度甚嚣尘上。但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在他们有文字纪年之前，一定走过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文明发展到了文字记载的阶段之前，一定也会有一个未有文字记载的但已是文明发展的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远古神话传说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更漫长，何况我们的有纪元文明史也不和西方说的那样只有3000年，而是要长得多。 1996年，我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将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年。更可喜的是因近年来的大量考古的重大发现，我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此之前的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文明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曾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并由中华民族史学会会长史式和台湾著名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此建议得到了海内外数百位专家学者的签名赞同，公开发表。我们确信经过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华文明史绝不再是“上下五千年”而应该是“上下一万年”。 （一）提出五千年文明史的主要原因 提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原因，主要有三： 1、古代文献记载的缺失 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主要沿用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旧说。在100多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未起步，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发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一些说法尚未传入中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不列“三皇”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之首，以黄帝作为我们的远祖，这是不错的，但在黄帝之前，司马迁没有记载，但也没有否定，给后人留下了研究的余地和空间，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神农以前尚矣”，“吾不知已”。[6]意思是说，为什么从轩辕黄帝开始写起，是因为神农时代的史料不足，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所以未写。这证明司马迁治学是严谨的，不轻信在当时尚无考古根据的史料。 但是，他的这种记法有明显的缺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成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大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于一身，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了一个人帐上，这显得太突然了。我们从这种记法上，仿佛看到了当时的大皇帝汉武帝的身影，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种记法，砍掉了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砍掉了辉煌的母系氏族时代，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砍掉了世世代代流传的美丽动人的、丰富多彩的创世神话传说，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强加给我们民族的没有完整“创世神话”传说的观点，本来是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 2、后人的主观臆断 在辛亥革命时，由于“革命”的需要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要恢复中华，于是就提出了“黄帝纪元表”，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后来以此推算的年表，又被《辞海》等广泛采用，所以影响很广，那么这个年表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一：是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一书所称尧年为甲辰年，再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而邵雍并非史学家，而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极经世》又是一部“术数”书，这样严肃的文明史纪年问题，决不是一本“术数”书就能解释的，而且卢景贵的考定又缺少可靠的数据，即便是以《史记》中的黄帝纪年的推算也极不准确，辛亥革命时以此为根据提出中华民国纪年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 根据二：既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根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依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然而，这位皇甫谧也不是史学家，而只是一位晋代的医生，他所精通的是中医针灸之术，《帝王世纪》只是他的一部业余著作，它的可信度如何？只要看看他所列的五位帝王在位的年数，就不难推想了，不要说五位帝王在位的年数，就是五位帝王的寿命也很难使人相信。试想，几千年前的人类寿命能达到100多岁吗！ 因此，辛亥革命时，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个别人的大胆地推测估计而已，全然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现在大约4700年，不是5000年而接近5000年，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5000年文明”说的真正来源。[7] 如果说辛亥革命党人出于宣传的需要而提“黄帝纪元”可以理解的话，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沿用这种不正确的提法，就显得不够严肃了。 3、西方学者的偏见和贬低 自从西方人取得海上霸权，他们用炮舰在全球各地推行殖民主义，西方学者对于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又往往带有一种白种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偏见，如对中华文明史的所谓研究就有极重的种族色彩。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写了一本《中国古文明西来论》的书，他把中国古史与巴比伦古史相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来自于古巴比伦，他在书中写到中国的八卦和文字来自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国吃的小麦也是从巴比伦传入的，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甚至中国人祭祀的远祖黄帝也来自巴比伦，他说巴比伦的一个酋长叫奈亨台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族东迁，这位酋长就是中国称的黄帝，巴克族就是中国人称的“百姓”。按着他的说法，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全部都是外来的，与中华大地本土毫无渊源，把黄帝以前的女娲、伏羲、神农等史实一笔抹杀。 当然，这种毫无根据的武断结论，是难以服人的，但是这种论点，又经过居心叵测的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竟然能流传一时。连国内的著名学者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也都相信了。 西方学者还把世界四大古文明按着时间长短进行了排序，把古埃及文明排在了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6000余年；第二位是古巴比伦文明5000余年；第三位是古印度文明5000年；最后是中华文明4000余年。还有更偏见的西方学者，包括汉考克、汤因比等比较著名的考古和历史学家，他们只承认中华文明3000多年的历史，他们说中华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也就是从中国的商代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我们且不论他们的动机，就从研究历史的态度上也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些英国的学者否定中华文明、鼓吹“西来说”的同时，中国的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传到了欧洲，传到了英国。此前的欧洲只知道冬至和夏至两个节气。无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或古希腊、，这些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创造。二十四节气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一片赞叹，英国著名气象学家萧纳伯曾以英国气象局局长的身份在1928年的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上，倡议欧美各国采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英国率先在农业气候和生产统计中采用了萧纳伯的建议。而在中国，我们先祖早在10000年前就懂得了观察天象和气候，并和农业生产结合，创造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夏、秋、冬等八个重要节气，后经伏羲、黄帝时代的进一步完善，已在农业社会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了。[8] 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研究和掌握天文、地理、物候知识的最早的民族，这一点再次为考古的重大发现所证明。最近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掘中发现了中国早在6500年前，就有四象和二十八星宿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北斗和龙虎两仪的出现，[9] 说明那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天文知识已有相当的水平了。 （二）提出万年文明史的主要根据 1、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曙猿到类人猿，从类人猿到直立人，从直立人到智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长达数千万年，直到近200万年左右时，人类发现了用火，才使人类的进化产生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大约在100万年左右时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开始萌芽了。人类又经历了几十万年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社会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然后是父系氏族社会。我这里说的只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过程，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是不可跳跃的，因为那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的中华文明史开篇就从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黄帝开始，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必经的、而且是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视而不见，那的确有悖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远古的神话传说 许多人认为远古的神话传说包含有真实社会的影子，我们也往往从神话传说中捕捉到历史真实的信息。这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盛产神话人物和圣人的时代，这个时代离我们现在大约10000年左右。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后土女娲时代。 人类在经过采集、渔猎时代长达100万年的发展，进入了农业社会到来的前夜，但这个时代还没有文字，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只能保留在传说中，保留在后来人对传说的记载中。正因为此，许多古文献的记载，不那么准确，不那么有逻辑，这也是许多古文献留下了千古之谜的真正原因，这一点我们不苛求古人，我们只能根据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进行科学的推理，加以破解和完善。比如相传是大禹时写成的《山海经》一书，被认为是一部奇书，仅从今天还保存的18篇来看，书中记载了各地山川、地理、部族、物产、祭祀、医巫、原始风俗，往往繁杂怪异，保存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材料甚多，有许多问题千百年来历经多少代竟然还让那些白发斑斑的老学者争论不休，有人预测这本地理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只有站在世界地理学的高度才有可能读懂，只站在中国地理来看难以破解。又比如在商代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对母系氏族社会杰出首领女娲的记载，但极为简单，还有许多难以破解之谜，这只能说明我们对远古先祖们的生活研究不够，了解甚少。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先祖的存在，否定中华文明的远古源头。 3、考古的重大发现 神话归神话，传说归传说，我们要断定一个时代的存在，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最终还需要考古的实证。 距今约8000年的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实证。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炭化稷的标本，比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把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推到7000年以前；这里还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打破了彩陶从西方传入说；这里还发现了文字的雏形，在彩陶上的十几个彩绘符号比此前在西安半坡陶器符号还早1000年，这些符号来自“结绳记事”，符号组成简单文字，以后又历经了陶文、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流传至今。从而使中国文字从西方传入说成为无稽之谈。这里还发现了总面积420平方米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最早的绘画等，更令人惊叹的是，如此惊人的发现，还只是大地湾遗址总面积的1.34%的发掘成果。 据了解，最近10年间，我国新发现10000年以前拥有最古老陶器和最古老农业的史前遗址10多处。其中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等。同全国一样，在古老的河东大地，曾孕育了女娲、伏羲等远古英雄人物的沃土上，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接连不断。如1995年在垣曲古城镇寨里村发现的距今3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打破了“人类起源非洲说”；1959年在芮城中瑶乡西侯度村发现的距今180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1957年在芮城风陵渡乡 河村出土的、距今60万年前和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同时期的大批旧石器文物。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新、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在我们运城市就有136处之多，其中芮城33处、永济10处、平陆3处、夏县7处、闻喜1处、绛县1处、垣曲10处、新绛22处、稷山1处、河津12处、万荣9处、临猗2处、盐湖区9处。 在我市范围内如此丰富的远古文化遗存，在全国其它地市是不多见的。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万荣荆村遗址群，在这个5000多年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发现了已碳化了的黍壳，这说明祖先不仅在大量种植北方的旱作农作物，而且掌握了粮食的加工技术。由此看来人类种植农作物的时间应比加工农产品的时间要早得多。我们坚信，如果继续深层发掘，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甘肃大地湾遗址的重大发现，就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深层发掘中获得的。 距万荣县100多公里的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最近经过第二轮的深层发掘又传出了惊人喜讯，可能找到尧的都城遗址，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区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所有这些发现，都具有“王都”的色彩。[10] 这一考古上的重大突破，不仅使夏商周有据可查，而且印证了尧、舜、禹的真实存在。这些都预示了河东大地在远古文明的考古中一定会有更加重大的发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不仅是农耕民族，而且也有海洋民族，中国南方的古越人就是海洋民族，他们早在7000年以前就已经敢于驾舟出海并出现了向海外迁徙，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文明，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存的大量鲸鱼、鲨鱼的遗骸及出土的木桨都体现了海洋文化的特征，据说太平洋很多岛国的土著居民与我国南方居民有着相同的DNA基因，证明中国人的祖先，早已飘洋过海到过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播撒着中华文明。 这大概是某些怀有种族歧视心理的西方学者不愿听到的。但又是无法否定的。正如由英国著名学者崔瑞德和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共同担任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总编辑序”中说，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当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早期写起，但在写这部书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对中国史前史，对公元前的1000年史的知识，都因为大量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的考古新资料一再改变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但还没来得及综合，因此出于无奈在编写中国史时只能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他们当然知道，秦汉两大帝国政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了漫长发展的中华文明的结果。不过，好在他们说了点真心话，是“出于无奈”，不再象老牌的怀有种族偏见的西方学者那样，视而不见，他们终于少了点自信，少了点盛气凌人，对于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坦诚态度，我们倒觉得有点可贵和可爱。 三 后土文化见证中华文明 （一）讲中华文明史离不开后土女娲 我们研究和重写中华文明史，离不开母系氏族社会中的杰出首领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先祖，是她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考古发掘出了众多史前遗址，证明了原始文明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人群，这样才有可能战胜自然，并使自己生存下去。这个人群又是由杰出人物组织领导的，尽管在原始文明的遗迹中，不会也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的客观存在和巨大历史功绩。他们的不朽业绩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神话里。 中华民族的远古创世神话传说莫过于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了。虽是神话传说，但给后人传递了我们的先祖女娲为了人类的生息和繁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奋力拼搏的。 我国远古文化研究名家刘正英先生指出：女娲“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的“洹”实际上是“横”的假借字。女娲“抟土造人”，就是用黄土捏泥人，其目的是用来记氏族的族谱，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族系，避免近亲婚配。但如果每一个人都用泥人来表示，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于是，女娲就对这种记事方法进行改进，只用泥人来表示每个族系的祖先和首领，而在横向排列的绳子上用小泥球表示族内每个普通人。“举”在古代有“记录”的意思。在古代秘鲁人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记录族系的人口。在我国已经考古发现得到了证实。 还有所传“女娲一日七十化”，也并不是女娲一日会七十变化，而是指女娲每天在七十根横向排列的绳子上，做着标记，以反映人口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女娲发明的对族系人口进行管理的方法，“为人”这里也不是“成为人”的意思，而是“成为人的模样”。 女娲“炼石补天”也是如此，当然不是真的去补天的，而是女娲懂得了用石头烧制石灰，去修补所住的洞顶或简单大房屋的顶部。至今我们还称屋顶处为“天花板”就有此意。 后土女娲对远古文明的贡献不止如此，她还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了符号、促进了文字的产生；为了除水患她还发明了造坝防洪；她还创造了舞乐，充实了人类精神生活；她还设姓氏，置婚姻，结束了原始群婚，使部落管理有序地进行；女娲还重“图腾”，是龙文化的第一传人，这一点已为多处考古发现所证实，最早使用“龙蛇”作图腾的是女娲部落。出土文物中发现女娲人首、人身、蛇（龙）尾的图画多幅。那么，女娲作为东方巨龙的远古先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后土女娲率领先民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坚韧顽强的进取精神，宽厚博大的仁合精神，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至今还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讲中华文明史离不开后土文化 后土文化是既古老而又新生的文化，它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熠熠生辉。党的十六大明确要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努力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发掘、建构和弘扬后土文化，这不仅赋有历史的价值和文明的意蕴，而且也赋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我们对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营建，始终是以民族文化为渊源和根基的，而后土文化正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因为后土文化所证明的首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中华10000年文明史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讲中华10000年文明史，必然要讲后土文化，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也是一个殊大的贡献，因为世界的几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而且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有人说：世界的文明之源在东方，东方的文明之源在中国，中国的文明之源在山西，山西的文明之源在运城，运城的文明之源在万荣，万荣的文明之源又集中体现在后土文化。这种讲法虽然有待详细的论证，但是也基本反映了问题的本质。 所谓文明或一个社会形态的文明，或叫文明社会，它是原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属性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人类在达到文明水准以前很久，就产生了原始文化，文化远比文明产生得要早。只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时，即脱离动物本能和野蛮行为并建立起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方式时，才可以称得上为文明，从这个角度上讲，后土女娲时代，产生的后土文化，要早于中华文明的产生，所以我们说后土文化见证了中华10000年文明史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三）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和发展的主元论 近年来，随着史前文明在考古中的多处发现，不少史学家、考古学家提到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多元论”，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应当有长江流域，以西辽河、大凌河为主的波及京津唐地区、以山东泰沂山系为主的广大沿海地区等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从而否定了司马迁《史记》中以黄帝为历史开端和发展的“一元论”之说，我觉得从中华文明起源的角度说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中华文明、中华历史起源时可能有多处，但是在文明形成和发展中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有先有后，早期文明经过不断地融合、兼并，逐渐成一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象在母系社会女娲统一各部落，在父系社会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部落后成一统一样。 《史记》虽有个别记法上的出入，但较全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事实，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我主张在提出中华文明、中华历史是“多元论”之说时，还应当提出“主元论”或“多元一体论”，这个“主元”，这个“一体”就是从女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夏、商、周，一直沿续到今。如不强调“主元论”或“一体论”，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误解。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学家对中华古史就已经列出了——大系年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超百万年的历史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11] 中国古代的文明进程，循着“古国——方国——王国——帝国” [12] 这一个“主元”方向或“一体”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试想，当我们的中华万年文明史确立的时候，当人们了解了在一万年左右时，我们的先祖后土女娲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当了解了在八、九千年的时候，北方的旱作物和南方的水稻已成为先民们的主要食粮；当了解了在六、七千年的时候我们东南沿海的先民们已陆续出海航行在太平洋上；当知道了影响世界人类的200多项重大创造发明有50%以上，是来自中华文明；当知道了一万年以来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只有4%的时间落后于人时，[13] 我们亿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定会为昔日中华文明的辉煌而激动与自豪；一定会进一步激励中华儿女为今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奋力拼搏与献身。 参考文献： [1]杨国桢：《略述后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后土文化》2003年第3期18页 [2]艾 斐：《后土文化与中华文明》 《山西日报》2003年4月10日 [3]尹振环：《论帛书〈老子〉将会取代今本〈老子〉》 《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66页 [4]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 《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110页 [5]孟繁仁：《后土祠祭祀的不是社神句龙》 《后土文化》2003年第1期17页 [6]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7]、[11]、[13]史 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 《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68页、70页、71页。 [8]谢世俊：《节气史考源》 《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76页 [9]《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复原图》 《大河报》2003年12月16日 [10]申维辰：《陶寺文化对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 《山西日报》2003年6月15日 [12]栾丰实：《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59页 （原载《中外学术导刊》2005年第1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