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1—前479年。孔丘，字仲尼，后世尊称为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意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的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熟悉古代经典，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丘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史记》有《孔子世家》。孔丘是一个无冕圣人，却被后世追封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名号，成为万世不易的“文皇帝”，他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哪一朝的统治没存他的影子?又有多少文人学士不尊奉他为贤哲呢?他的言行录《论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他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绕开孔丘。 公元前496年的一天，一位年逾五十的长者率领一群弟子，路过一个叫匡(今河南长垣县境)的地方时被包围，匡人误以为是曾暴虐过他们的阳虎。匡人的包围越来越紧，弟子们有些恐慌，但年长者却镇定如常，并说，如果“天”不想毁灭文化的话，匡人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匡人真的没把他们怎么样，但这不是“天”的拯救，而是匡人了解到他们确实不是阳虎后自动解围的，这位自称为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的长者，便是被尊为“圣人”的孔丘。 孔丘，习惯上称为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避乱逃到了鲁国。父亲叔梁纪，是鲁国的一位著名武士，晚年娶颜氏征在为妻，生了下孔子，因是次子，所以字仲尼。 孔丘幼年时，常爱模仿祭祀的礼仪。他“十五而志于学”，有积极向上的志愿。十七岁母亲去世，他把母亲和在他三岁时就已死了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为了能早日出头，身上还穿着孝服，就莽撞地跑到鲁国贵族季孙氏家去赴宴，被其家臣阳虎赶了出去。此后，孔丘更加发愤求学，没几年，他就以博学多才而声名大震。他年青时作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而随着学业的长进，求教的人也多了，三十岁左右时，孔子便开始收徒讲学，第一批弟子中有颜回、子路等。 孔丘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丘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难免对旧的统治有所留恋，但他主要以教学为业，且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因此他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认为对“周礼”应有所“损益”，这样才可以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由于鲁国内“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互相征讨，他的这一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率弟子赴齐国，想在那里有所作为。当时的齐国相对稳定，他先是做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昭子的推荐得见齐景公。当齐景公询问治国道理时，孔子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政见。他认为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于要象子，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听了颇为满意，以后齐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针对齐国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况，提出了“政在节财”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听后很高兴。当他准备重用孔子时，遭到齐国政治家晏婴的反对，齐景公便打消了这念头，以“吾老矣，不能用也”为借口，婉言辞谢了他。于是，孔子在齐国呆了一年多时间后，又回到了鲁国。虽然在政治上无获而归，但在齐国听到的韵乐(舜乐)，竞令他痴迷到三月不知肉味。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经常和弟子们讲有关“仁”的道理。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他提出的“仁”学包含的内容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要求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的上下尊卑关系的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意思是帮助别人而不伤害别人，作为“爱人”的内容，或言说是“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实行周礼的。这就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视、听、言、动都符合周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做了一年的中都宰很有成绩，又晋升为鲁国的司空，管理工程建设，后又由司空而迁司寇，管司法工作。不久，他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当鲁定公让孔子同去时，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请求让指挥军事的司马同去，得到鲁定公的允诺。当他们到齐国后孔子发现了齐人的阴谋并当场揭穿，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计谋失败，还退还了以前齐国侵占鲁国的三座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多年未有的成就，孔子的声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公元前498年，鲁定公接受孔子的建议，拆毁了费城和邱城，消除了季孙、叔孙两家隐患。公元前496年，孔子56时，又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据史料记载，孔子摄相后，便杀了“乱政”大夫少正卯，仅“闻国政三月”，鲁国风俗就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消除了季孙和叔孙两家隐患后，思想上松了劲，加上齐国的离间之计，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冷淡了，最后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出走。 孔子出走后，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之间奔波游说，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末被采纳。于是，公元前484年，他六十八岁时，又回到了鲁国。 孔于回到鲁国后，曾向鲁哀公提出过一些治国的建议，然而他对参与政治已经看得很淡薄了，主要还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早年培养弟子的目标是参加政治活动，晚年则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 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持“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在他看来“生而知之”的是圣人，一般劳动人民是“下愚”，只有被圣人奴役的命运，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唯心的，荒谬的。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并不主张“生而知之”，而是肯定“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认为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获得知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自己获得的知识是通过勤奋学习得来的，不是天生的。故而，他热心教育，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活动。同时他也肯定一般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着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他的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学习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经常重复学习，加深印象，才能“温故而知新”，获得新的知识。“学” 和“思”还要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有“所得”。反对道听途说，赞成“多闻”、“多见”，对存有疑问的地方，也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臆断、不主观、不固执，不自以为是。相传他教过的弟子有三干，著名者有七十二人。 孔子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对古代的诗歌、历史都曾加以整理讲习，作为教学用课本。到了晚年，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编订或整理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订，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以及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的记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孔子在积极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晚年生活今，体验到了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快，感到“得英才而教之”的快乐。但也遇到了厄运，他六十九岁时，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了，隔年，他的大弟子颜回也死了。第二年，他最亲密的弟子子路不幸也死于非命。这些接二连三的噩耗对孔子自然是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79年，即子路死后的第二年，七十三岁的孔子离开了人间。 孔于是我国春秋末期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伦理学说，开创了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在教育方面，他顺应“学术下庶人”的历史趋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主张，开创了私人办学的新风，并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概括和总结出了一套教育经验、教学方法和求知方法，编纂《六经》，留下了言行录《论语》，为发展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丘：公元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