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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漫长而热烈，青铜器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在酒与迷狂的笼罩下，先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灿烂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然而，唯酒无量不及乱，在酒与迷狂之中，包含着礼的成分，两者的合力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规则，一直展开到现在。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里，青铜器更像是中华民族最本质的血液，在人类进化、文明演变的历程中始终保持固有的体温和心跳。青铜酒器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等级森严的形制著称，金爵美酒不仅弥漫着浓烈的醇香与癫狂，也弥漫着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天子威赫”的礼乐与尊崇。 青铜酒器与中国文化 我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气势雄伟的司母戊鼎、精美绝伦的四羊方尊就是那个时代伟大杰作。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酒器占很大比例，作为彰显帝王伦常的器具，青铜酒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都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待其死后则与其同葬于墓中。对于国家来说，青铜酒器和鼎之类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威权的体现。而对于个人，则更多体现身份和地位。 青铜酒器兴于夏、商、周三代，在整个青铜时代，有着“夏人重食器，商人重酒器，周人重礼器”的说法。夏时青铜酒器铸造颇为简单，有陶的风格，大多没有纹饰花纹；商代酒器纹饰繁复，造型规整，且出土较多。顾颉刚《中国古代述略》中分析，夏朝刚刚从混沌迷蒙中苏醒，虽然是文明社会，但物质生产极为匮乏，民以食为天，所以祭祀中特别重视食器；而商朝统治区域土地肥沃，耕作技术先进。农事轻松，粮食富余，自然兴起酿酒的文化，所以重视酒器的铸制。钱公麟《商周辨伪》中对这一点也有阐述，他说最新出土的西周铭文中有“商亡于酗酒”的戒辞，武王灭商后，周人大概是吸取教训，以酒为戒，商代的酒器文化就衰落下去。综合分析，三代之中若论青铜酒器铸制工艺之精妙，种类形制之浩繁，以商朝为冠。  青铜酒器铸制的礼乐与尊崇 从出土文物来看，青铜酒器种类繁多，有爵、斝、觚、觯、角、兕觥、尊、卣、盉、方彝、勺等十几种之多，且有不同的定制与功用。《礼记·礼器》有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见，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否则就是僭越。在当时，诸侯朝拜天子或会盟，以青铜酒器饮酒，并非只为饮酒，更体现了“礼”。正因为诸侯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器，后来出现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沿用至封建王朝覆灭。 酒器尊卑不光体现在这些形态各异的酒器上，从几种主要酒器的形制与纹饰中也可看出分别。以爵为例，其下有三条扁长的尖足。中间是圆筒形杯身，杯身一侧安装一个把手，方便把握和举持。口部最特殊，圆形的器口被向两侧拉长，前端开出一个长长的凹槽，将爵侧倾，酒便可顺着这个凹槽流出来；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尖的尾巴，以示平衡。最怪的是，爵口上立有两个伞状小柱。据考证，小柱可能用于拴挂香料包，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袋装茶，香料泡在酒里，但喝酒时香料包因拴在小柱上而不致于被一起倒出来。也有人说，古人不剃胡须，成年人胡子都很长，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使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更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小柱抵住鼻端，提醒饮者勿贪杯误事。不论哪种功用说法，爵的形状大致如此。卑者使用的角的样子虽然似爵，但前后都有尾，无柱，有的角还有盖，供低级别贵族使用。由此可见，所谓卑者，不过是诸侯间地位的高下，封地的多寡，但凡是庶民，却远远够不上使用角。 其它的青铜酒器造型也多繁复有差：觚，圆形敞口，相当于后代的杯；觥也作盛酒器，多为椭圆形，后有把手；觯，形似尊却比尊小，用以饮酒或盛酒；“觥筹交错”的觥也是常见的饮酒器。  青铜酒器中的威赫和权势 历史有关造酒的酒祖，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战国策》有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古籍中也有“杜康造秫酒”的说法，杜康即少康，是中国夏朝第六任国王，曹操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使之名扬天下。 但说到底，诸侯王公还是看重青铜酒器中的威赫与权势。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因赏赐青铜爵而致使诸侯相忌、君臣交恶的重大事件。因爵是最高等的酒杯，王能够赏赐一件青铜爵，对于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恩宠。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杀身之祸，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勤王救驾，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阳，立下汗马功劳。100年之后，周惠王在位。郑国国君厉公设宴招待周惠王，惠王将王后使用的铜镜赏赐给郑厉公，郑厉公自然欢喜。但不久虢国国君因小事讨了惠王欢心，惠王昏头昏脑竟然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虢公得到赏赐的爵，诸侯会盟时显得非常高贵；郑厉公祖上勤王护驾却没得到爵，身份就远远低于虢公。故此，郑厉公对惠王心怀怨愤。后来，郑国干脆不听天子号令，停止朝奉，并扣押周朝使者，周惠王竟也无可奈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