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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社交活动中，名片是一种身份的介绍，在商务礼仪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少为人知的是，我国其实是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名片”这种形式。 从上世纪开始，江西省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南昌一些古迹遗址中发掘出了早期社会使用的“名片”，为研究古代礼仪风俗提供了实物参考。  ▲名片在汉代被称为“爵里刺”。 江西在东汉就有“名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名片”就出现在贵族阶层。曾在南昌发掘出古代“名片”的江西考古学者许智范向记者介绍，名片最初是春秋时期诸侯王为了与朝廷当权者建立一种紧密联系而制作的介绍身份的物具。 “当时叫作‘谒’，就是拜访者把名字和其他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许智范说。到了汉代，“谒”改称为“名刺”。 据史料记载，汉代，名刺已很流行，名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汉刘熙《释名》中解释说爵里刺就是“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至于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也可称谒，如果同时送礼，则还要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 目前，江西虽然没有从考古中发掘汉代的“名片”，但根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三国之初，在孙权治理下的豫章郡，很多人都喜欢制作自己的“名片”，或用竹简、或用木片。 一度成为随葬品 记者了解到，汉末，不光人生前可使用刺，死后还可将其作为随葬品，以标明故人的身份，但二者并没有区别，作为随葬品的刺是在世的人给作古的人一种美好的寄托。逝者名刺的形制、书写格式与其生前使用的名刺并无差别，因此，不失为古代名刺的实物证据。 古人为了介绍自己而投送的爵里刺，其材质和制作精细程度也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发达而不断升级。造纸术发明后，刺改用纸书，但仍保留着“投刺”一词。 “它和文书的发展变化一样，最初是使用竹简、木简，以后逐渐被纸所代替。南昌市曾几次发现过字迹清晰的木简名刺，为研究名片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许智范告诉记者。 江西出土多张古代“名片” 具有切身考古经历的许智范介绍称，江西曾多次出土过“名片”。1974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清理过一座西晋时期的夫妇合葬墓，即吴应墓。在男棺中出有5枚竹简，形制相同，均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字皆隶体墨书。 这批木简分三种书写格式，三枚是“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一枚是“豫章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另有一枚是“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 5年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南昌阳明路中段清理过一座东吴时期的三人合葬墓。墓中主棺出有21枚木简，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字皆隶体墨书，内容完全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 2007年，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工地上的一座东晋古墓中，挖出了迄今约1600年前的古代“名片”，这也是南昌历史上第三次出土此类世界最早的“名片”。时任南昌市博物馆馆长的李国利评价那座古墓的最大价值就是找到了有文字的物品。 “吴应墓中所出的第三种格式的木简名刺较为少见，它加书有官职和年岁，且一行直书而下，像《释名》一书中介绍过的‘下官刺’：‘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所以与一般的爵里刺稍有不同。”许智范分析说。 记者了解到，三国两晋时期的人们为了介绍自己的姓名、身份而投送的木简名刺，后来因造纸术、印刷术的不断进步而改用纸书，但“投刺”一词却保留了下来。 古代礼仪交往的实物参照 我国对古代“名片”的研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1955年，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了木质名刺，是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 当时发掘的三枚木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漶漫，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但由于字迹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是否是爵里刺，因而未受重视，从而中断了对古代名刺的研究。直到江西出土了一批名刺后，对古代“名片”才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在细节上，能更加清楚地知道汉代之后的“名片”风格。 “一般的爵里刺是在开始处写明郡名、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简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的字。它们的发掘使得人们对古代名刺的细节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许智范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工艺水平的发展，东汉到唐宋时期，名片叫“门状”，明代叫“名帖”，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用于拜见上司或恩师的“手本”，清末到民国时期才出现了“名片”的称呼，并沿用至今。江西出土的古代“名片”则为研究古代礼仪交往提供了实物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