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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州西湖，很难找出第二个像集鸥渚那么小巧而秀气的湖岛了。集鸥渚在圆通桥北侧，与仲元亭隔水相望。站在桥上湖边远望集鸥渚，只能看到它一字展开，而若能从高空俯瞰，则能发现它其实是一把凌波而放的古琴。难怪老一辈惠州人都说它是“夫子之琴”。  然而，有着“夫子之琴”之誉的集鸥渚并不是众所周知。在圆通桥上匆匆而过的人，恐怕不会太在意这个不起眼的孤岛，更不会知晓孤岛的名字和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在上世纪90年代，集鸥渚还一度湮没在湖面之下，只有两株水松顽强地钻出水面，告诉人们岛的位置。直到在一次大规模疏浚西湖中，集鸥渚才被填高加固，并塑成一张古琴的模样。用心良苦的施工者，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一段名人与名琴的传奇故事。 形成发展 宋代修成明代得名清代聚集文人雅士 惠州西湖不仅有湖山胜概，大大小小的洲渚，也是惠州西湖的一大亮点之一。在古代，有史可查的西湖洲渚有14处之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当属点翠洲、芳华洲、百花洲、丰渚、红棉水榭等。时过境迁，西湖的大多数洲渚已经与陆地相连，真正意义上的岛已经不多，而集鸥渚就是其中一个。 集鸥渚形成于宋代。在古代，西湖只是东江南岸的一片洼地，是由横槎、新村、水帘、天螺诸泉水入江冲刷而成的蓄洪区。直到汉晋之际，西湖才呈现雏形。一直到了北宋咸平、治平年间，地方官才开始关注西湖建设。北宋治平三年（1066），惠州太守陈偁看到这个大湖泊丰水时有水患，枯水时又湖涸而无鱼，但民众仍要交纳鱼税，负担很重。于是，陈偁“领经画，筑堤截水”，筑平湖堤和拱北桥，改变了西湖山泉任其自然付诸东流的状态。自此，西湖“广袤十里”，汪洋一片，因地形而隆起的小高地，也因此成为湖中洲渚。 更为难得的是，陈偁还倾心打造西湖人文景观，在湖上修筑亭台甚多，修筑在集鸥渚上的忘机亭就是其一。 然而，“集鸥渚”一名的形成是在明代。入明以后，西湖景观屡废屡修，集鸥渚亦然。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钱塘进士顾言任惠州知府。顾言颇多善政，史志称其 “恭俭平恕，政令有体”。在任期间，顾言重建了忘机亭，意寓登临此岛，倚亭望湖山胜景，陶然忘机。到了万历年间，归善举人陈运赋诗颂大通桥（圆通桥的古称），集鸥渚已如蓬壶仙境： 源有桃花涧有蒲，翛然一望恍蓬壶。忘机亭上群鸥集，堪作人间水墨图。 在陈运的笔下，群鸥毕集的忘机亭犹如一幅自然天成的山水画，而“集鸥渚”一名也因此得来，故古时西湖有“鸥波试浴”一景，可惜此景已随着忘机亭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 在清代，集鸥渚和忘机亭仍是文人雅客游历西湖时的必到之处。顺德诗人何绛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寓居西湖时，就有《后西湖曲》组诗，其一写道：“忘机亭接集鸥涯，秋月秋风事事佳。世上忘机忘不了，不知何事复伤怀？” 名字由来 前朝遗民抚琴表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之所 单单从陈运与何绛的诗意来看，我们尚不能将集鸥渚和“夫子之琴”联系起来。那么为什么把西湖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岛称为 “夫子之琴”呢？ 据张友仁所编著的《惠州西湖志》，集鸥渚“疑即今红花墩，俗称夫子之琴”。《惠州西湖志》成书于民国时期，可见“夫子之琴”的名字在民间已广为流传。但根据记者手头上的资料，并没有哪本史志对“夫子之琴”有过专门解释。夫子是哪个夫子，琴是哪把琴，一直以来都是惠州文史界热议的谜题之一。 一种较为公认的看法是，“夫子之琴”是指广东四大名琴之首——— 绿绮台，而与绿绮台相关联的“夫子”，则是一群有着浓郁爱国主义情结的士子。 绿绮台是唐代名琴，琴形为仲尼式，制于唐武德二年（619），是唐武宗李炎的御用品。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为明武宗朱厚照所藏，后赐予一刘姓者。明末，绿绮台为南海人邝露所得。清顺治七年（1650），清兵入粤，时任明朝中书舍人的邝露与诸将死守广州十余月，城破之后，邝露抱绿绮台端坐所居海雪堂中，从容就死。绿绮台落入清兵之手后被兜售于市，被惠州人、叶梦熊之孙、明末世袭锦衣卫的叶维城所发现。在叶维城看来，绿绮台既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古物，更是对邝露民族气节的象征。于是，叶维城解百金购得古琴，藏于惠州的祖业地叶氏泌园。 明亡后，叶维城隐居泌园，与岭南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陈子升、澹归等著名遗民诗人交谊深厚，常常抱琴泛湖，以诗明志。屈大均与邝露相识，一见绿绮台便禁不住感伤流涕，并作《绿绮琴歌》：“以君（指叶维城）高义赎此琴，黄金如山难比心。我友（指邝露）忠魂今有托，先朝法物不同沉。”在清初，绿绮台成了流连惠州的前朝遗民的心中圣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与绿绮台有关的爱国诗歌，因此绿绮台也深深地记刻在惠州老百姓的心中。 据史载，当年的泌园范围很大，包括了荔晴园、西新园、披云岛以及丰湖书院等大半个丰湖的区域。叶维城及前朝遗民们抱琴泛湖的地点，主要就是在丰湖一带，而集鸥渚恰恰在这范围之中。由此可见，集鸥渚被称为“夫子之琴”，与这段浩气长存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联。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绿绮台又从家道中落的叶家流出，归番禺陈昙，而后又归马平杨氏。咸丰八年（1858），杨氏子孙杨子遂为避兵灾，将琴托付朋友保存，而这位朋友却把琴售于东莞张氏。1914年，张氏家道中落，绿绮台被邓尔雅以千元购得，至今仍存于香港邓尔雅后人家中。对惠州人来说，虽然无缘得见绿绮台，但仍能从集鸥渚的外形感受到一代名琴的风韵。 纪念带头“倡捐千金”修城墙的惠州名贤裘粲 关于“夫子之琴”名字的由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民国时期惠州名士冯重熙在其所著的《惠湖小丛书》上专门提到了集鸥渚：“湖中多水禽，凫鹭鸳鸯，不一而足。此地则以鸥集著称。一名红花墩。在圆通桥西北，俗称夫子之琴。因裘氏有祖茔在湖西，渚在案前，一字横开，若张琴然，故称。”由此可见，集鸥渚之所以被称为“夫子之琴”，与归善裘氏息息相关。 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如清代的各种《惠州府志》和《归善县志》，以及专门著述西湖纪胜的《惠阳山水纪胜》，对集鸥渚的记述均没有提及与绿绮台有关。当然，这不能排除在清代文字狱的淫威下，绿绮台作为前朝遗物，是不允许出现在官方文献里的。但是，民国时期的《惠州西湖志》仍没有提及绿绮台与集鸥渚有关联，这就存在一个疑点了。那就是，“夫子之琴”是不是另有所指？ 冯重熙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即集鸥渚形似古琴，而又位于裘氏祖茔之前，人们出于尊重裘氏的某一位先人，故将集鸥渚称为“夫子之琴”。那么，归善裘氏中，谁能有此殊荣呢？ 据光绪《惠州府志》，嘉庆、道光年间有一个名叫裘粲的归善人，他为人“和厚慈惠，自奉俭约而济物常丰”，“恤族邻、赈饥馑、助棺槨、施药材、修神祠、造桥路，皆力行不堕”，邑人皆称其贤。当时的归善县令王棨棻和惠州知府江国霖在修筑城墙时，均请裘粲出来主持施工，可见政府对裘粲的信任。更为难得的是，修府城城墙时，由于政府资金不足，裘粲又带头 “倡捐千金”，并发动了城内富人踊跃捐款，使得修城工程得以完工。而江国霖所主修的府城城墙是有史以来最坚固的，在战争频仍的清末，坚固的城墙成为惠州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裘粲实在是有恩于惠州百姓。 据记载，裘粲在城墙告竣之时意外病逝，年仅52岁。惠州知府江国霖“嘉其功在枌榆”，“悼惜者久之”。所谓“枌榆”，泛指故乡。也就是说，裘粲一生热心桑梓，已经深得民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悼惜他。 当然，以此来证明惠州百姓以“夫子之琴”来纪念裘粲，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从《惠州西湖志》的记述来看，“夫子之琴”一名当出现在清末民初之间，这与裘粲捐资筑城的史实相吻合。因此，保留此说仍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有待日后更多史料的挖掘再做定论。 修筑治理 用塘泥重新筑起并将洲渚塑成琴状 不管“夫子之琴”是纪念名臣邝露还是惠州名贤裘粲，集鸥渚仍然是西湖人文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集鸥渚，忘机亭早已不存，但时常仍能看到成群的鹭鸟，在岛上诗意地栖居。 据《惠州西湖新志》所载，集鸥渚在民国时期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和不断受到洪水的自然冲刷，在民国后期，洲渚四岸逐步被湖水浸毁、崩塌，以至于全部沉没在湖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集鸥渚仍然默默地沉寂湖下，鲜为人知，仅存两株水松露出水面。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关部门利用整治西湖之机，利用塘泥重新筑起新的集鸥渚，并将洲渚塑成琴状，这才恢复了“堪作人间水墨图”的西湖胜景。 在清代末期，游历惠州西湖的爱国诗人丘逢甲曾写诗“莫教全割湖云去，留取眠鸥浴鹭天”，对当时有人破坏西湖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的行为提出批评与警告。如今，集鸥渚的恢复，正是不负丘逢甲之所望，堪称民心所向。 想了解更多琴棋书画内容，请关注琴棋书画版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