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琴艺术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最为尊贵的地位，作为音乐艺术它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历史性、哲理性。是现在最古老的活着的成熟的音乐文化，影响极为广阔而深刻。其久远而丰富的音乐、学术、乐器遗产不但为今天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士所关注，为日益增多的爱好者所欣赏、研习，还在2003年经我国申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公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近二三十年，在甚大的范围内对这一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产生了极大的误解甚至误导。例如说“古琴音乐的特质在于静美”；古琴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清微淡远”；古琴音乐“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古琴音乐不是艺术，是道”；“古琴不是乐器，是道器”；“古琴是只弹给自己听的”以示高贵，反对把古琴作为人类文化艺术来对待，反对把经典琴曲演奏得鲜明感人，反对公开演出。这类或玄虚或神秘的说法在社会上、在互联网流传甚广，已令人们感到古琴艺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不可知，令人们或望而生畏或敬而远之，有害于古琴艺术的继承、保护、传播，故不得不辨。 自我1957年起师从恩师查阜西先生，1958年进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恩师吴景略先生开始，在我所接触的诸前辈琴家及奉读他们的文章，听他们的言谈，欣赏他们的音乐，没有一位发过上述那些奇谈。这些前辈所代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琴坛的艺术存在，这是三千多年琴史的最近展现，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古琴音乐特质的。 我们再从现存的两千多年以来的历代文献，包括当前琴坛所能听到的经典琴曲来看，都可以充分说明古琴音乐的特质，正如唐代琴待诏薛易简《琴诀》所示： 志士弹之，声韵皆有所主。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这是唐人对当时古琴艺术社会存在的总括，既可体现所承继其前的历史发展，也符合其后至今的古琴音乐的实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曾经有把古琴艺术比喻为清高静雅的兰花的观点。但充满艺术光彩、崇高思想、坚定意志、真挚感情的《梅花三弄》、《流水》、《潇湘水云》、《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忆故人》、《酒狂》、《离骚》等等诸多经典绝不与兰花相类。笔者经过长时期思考，于2000年尾形成了《琴乐之境》一篇，或可近于古琴音乐的实际： 琴之为乐，宣情理性。动人心，感神明。或如松竹梅兰，云霞风雨。或如清池怒海，泰岳巫峰。或如诗经楚辞，宋词唐诗。或如长虹骊日，朗月疏星。其韵可深沉激越，欣然恬淡。其气可飘逸雄浑，高远厚重。乃含天地之所有，禀今古之所怀。相依相比，相反相成。此其境。 以兰花为喻及静美说显然都与古琴音乐实际不符。现存最早记述古琴的文献见于《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 文字极为简短，却可以从中知道早在三千年前的夏商或更早些，曾把琴作为祭祀祖先的典礼乐器。既然是与其它乐器相配合来进行庄严神圣的敬祖典礼，所奏的音乐应是崇高稳重或明朗流畅。是对于先祖的怀念、祝愿、赞颂、祈求的心情表达，自无“静美”之可能。 距今2600年前的晏婴在论述他的“和”、“同”观时，以音乐为例说明成双组合、性质却相反的音声表现，以证“和而不同”，又要谐调于一体的“相济”才有意义。共列十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其中“清浊、小大、短长、高下、出入、周疏”相依又相异的六组，所表现出的是变化着的音乐外形。而另外四组中的疾、乐、刚、速，则是音乐中明显的活跃、愉快、坚定、热情等内心感觉。晏子在此虽然没有指明是在说琴的表现，但在当时“八音”之中最被重视、最有表现力的是琴，其它乐器在当时是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变化对比表现的。由此可知这时的琴的音乐实际存在着“疾”、“乐”、“刚”、“速”的表现的。 在晏婴此议的尾部说：“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进而强调琴瑟这两种经常共奏的最谐调的乐器，也必须和而不同。如果相互无异至“专一”，两者完全相同，则犹如用水去配合水，即“以水济水，”是无法成为美味的，是无人愿尝的，这样状态下的琴瑟共奏是无人愿听的了。则可以确定上面十种相反相成、和而不同的事例是举琴乐的实际表现。 《左传》鲁昭公元年（前541）医和曾说：“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慆心也。”主张君子是为了规范礼节而听琴瑟，而不是为了内心的愉悦。这也恰恰表明了当时的琴具有鲜明生动美妙的音乐性质、音乐表现，所以才要提醒君子不应忘记听琴、弹琴是自己的身份、地位的需要，而不可把琴作为艺术去欣赏、去求心理享受。这是医和从君子的品德要求来看琴，实是恰是提示对琴乐的艺术感染力的警惕。 公元前三世纪的吕不韦在他的《吕氏春秋》中所记：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虽然我们不能就将它看作是春秋时期的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演奏与欣赏的史实，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三世纪时人们对琴乐的了解和欣赏中得到了“巍巍乎”、“汤汤乎”的或雄伟、或豪迈的精神感受。亦即琴乐中已经具有“雄伟”、“豪迈”的形象和意境，并为千古以来人们所称道。 与吕不韦同时代的韩非，在他的《韩非子·十过》中记下了一则极具神话色彩的关于春秋时期名琴家师旷为晋平公弹琴而惊撼天地的故事：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徴》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听之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虽然这应只是传说，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韩非的著述是他的思想、认识的反映，是当时社会存在所促成的。是韩非所处的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琴乐给人们的影响所形成的。在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有极悲之曲，而且其惊人的感染力能对人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激荡。 生活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前后的韩婴，在他的《韩诗外传》中有一项关于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记述：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黯然而黑，几然而长，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我们可以先不去探究这个记载所反映的学习中，一首乐曲是否可以那么具体的表现出文王的气质和形象，但可以相信的是《韩诗外传》撰者所处的时代，即公元前一至二世纪琴乐可以表现、已有表现“洋洋乎、翼翼乎”这类阔大昂扬精神和情绪音乐实际，即琴乐在这时的艺术状态是具有活力、有份量的。 公元前一世纪的桓谭《新论·琴道》篇记载了战国时期雍门周以琴乐打动孟尝君。先设想孟尝君死后，家国没落、坟墓破败的凄惨之境，令孟尝君先生悲痛。再以琴曲打动其心，以致“孟尝君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足证终于推动已被人生悲剧警示的孟尝君泪落涕流的琴曲，是一首表现鲜明、感染力强的悲哀之作。而在《琴道》篇的另一条记载“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更是明指琴是可以反映对大自然的感受、对人生社会的体验的。 蔡邕（公元132—192）是东汉末琴坛大家，亦是历史上留有盛名的人物，在他的《琴操》一书中所载的四十七首琴曲中，有歌诗之《伐檀》为民生苦痛、世事不平而“仰天长叹”。有十二操之《雉朝飞》写孤独的牧者暮年之悲哀；有《霹雳引》的“援琴而歌，声韵激发、象霹雳之声”。河间杂歌之《文王受命》称颂文王的崇高功德；《聂政刺韩王曲》对聂政英勇坚毅之气的歌颂等等，都是当时活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琴曲，表现了浓厚而强劲的社会正义精神和昂扬情绪，皆是其时琴乐的实例。 嵇康（公元223—263）作为历史上著名琴人无人能予否定。其名之盛更因临刑弹《广陵散》而千古传诵。嵇康在他的《琴赋》中对琴所作的赞颂，明确的宣称是“八音之器”中的最优者，即最优越的乐器，并从很多方面加以充满感情的描绘：“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所也。”“新声嘹亮、何其伟也。”“参发并趣，上下累应，足甚足卓碟硌、美声将兴。”“（门达）尔奋逸，风骇云乱”、“英声发越、采采粲粲”、“洋洋习习，声烈遐布”、“时劫（提手加奇的奇）以慷慨，或怨（女字旁虎字头下加元旦的旦）躇踌。环艳奇伟，殚不可识。”“口差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变用杂而并起，立束众听而骇神。”“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这里所摘取的文句，元不呈现着被充满激情的琴乐所陶醉而激动不已的痴迷之状。这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发自深心的赞美与惊叹。无可怀疑的是他被琴乐所打动的真实记录。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古琴艺术同样辉煌。在现存的一千多首与琴有关的诗作及不少其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古琴文化的诸多侧面。本文开始部分引述的薛易简《琴诀》所提出的，琴乐全面而深入地表现人在壮阔的自然环境中、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而且琴乐及其给人们内心带来的典雅、优美、鲜明、热情、壮伟的气质是其主流。谨摘几例为证：大诗人韩愈《听颖师弹琴》最为典型：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又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傍。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诗中有“昵昵儿女语”的娓婉，“恩怨相尔汝”的鲜明，“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的壮伟；有“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的强烈变化；有“喧啾百鸟群，又见孤凤凰”的巧妙对比；有“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的灵动峻逸。诗人被琴乐震撼得感情强烈起伏，对于音乐给他带来强劲的思想冲击，产生了如同冰、炭同存于胸间，令人不堪承受的艺术感染，正与今天我们演奏和欣赏《广陵散》时最佳状态相合。 女道士李季兰的《三峡流泉》诗，写她听萧叔子弹琴的切实感受，一如当年住在巫山之下、大江之滨，日闻波涛之况：“玉琴弹出转寥夐，直似当年梦里听”。曲中有“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之势，有“初疑情涌含风雷，又似呜咽流不通”的强烈变化与对比。这样的琴乐实际，自是其艺术本质的力证。 再如李白的《听蜀僧弹琴》诗中“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所展现的旷远豪迈之气。而韦庄的《听赵秀才弹琴》中“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隐隐有巫山神女入梦、娥皇女英涕泪的浪漫深切的痴情；“蜂簇野花吟细韵，蝉移高柳迸残声”的明丽优雅秀美之趣。他的《赠峨嵋山弹琴李处士》诗中的“一弹猛雨随手来，再弹白雪连天起”的大气磅礴，所展现的精彩演奏更令人惊叹不已，这样的琴乐自然是激情四射的。 成玉磵的《琴论》是宋代琴学文献中甚可宝贵者。其中讲到：“调子贵淡而有味，如食橄榄。若夫操弄，如飘风骤雨，一发则中，使人神魄飞动。”十分明确而有力的指出“操”、“弄”一类大型琴曲有能使人神魄为之激扬的震撼之力。此亦正与唐薛易简《琴诀》中“辨喜怒”“壮胆勇”的境界相一致。说明琴乐于宋代仍是与悠远的琴艺传统一脉相承，充满活力、灵气与豪情的成熟的艺术。 元代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公元1229年被任命为相当于宰相职位的中书令。他的汉文化素养甚深。善诗文尤酷好琴。他幼时即“刻意于琴”，后在多年的追求中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初受指于弭大用，其闲雅平淡自成一家”。但他却是爱棲岩的琴风“如风声之峻急，快人耳目”。虽然怀之，二十年之后终于在汴梁找到棲岩老人，可惜棲岩却逝世于将会面的旅途。幸好棲岩老人名叫兰的儿子的琴艺深得棲岩的“遗志”，而得以在六十天内以两人对弹的方法将五十多首“操”“弄”一类大曲的“棲岩妙指”“尽得之”。耶律楚材在他作于公元1234年的《冬夜弹琴颇有所得乱道拙语三十韵以遗犹子兰》中写道：“昔我师弭君，平淡声不促。如奏清庙乐，威仪自穆穆。今观棲岩意，节奏变神速。虽繁而不乱，欲断还能续。吟猱从易简，轻重分起伏。”可见耶律楚材所欣然受之的是激情奔涌的快速琴曲，起伏分明的强弱变化对比。而且“一闻棲岩意，不觉倾心服。”他未把平淡之琴奉为最高境界，而是将之与棲岩之峻急谐和以对：“彼此成一家，春兰与秋菊。”并且“我今会为一，沧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迟声不跼”。可以相信这位元朝贵胄是极有音乐修养和艺术气质的文人。在他另一首专写弹《广陵散》的长诗中又一次直爽而有力的写上了他对充满激情的音乐表现的巨大感动：“冲冠气何壮，投剑声如掷。”“将弹怒发篇，寒风自瑟瑟。”“几折变轩昂，奔流禹门急。”“云烟速变减，风雷恣呼吸。数作拨刺声，指边轰霹雳。一鼓万息动，再弄鬼神泣。”所描绘的形象和感受明显与薛易简《琴诀》、韩愈、李秀兰之诗作完全相一致，更与我今天所演奏的《广陵散》的音乐表现相吻合。 虞山琴派的出现是明代琴学琴艺的一个伟大的丰碑，其创始人严天池的历史功绩所形成的日渐广阔的影响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些人将虞山琴派归纳为“清微淡远”，并不符合客观的实际存在。我们认知和讲述虞山琴派的艺术风格、琴乐思想时，必须以严天池先生自己的著述为依据，即他在《松弦馆琴谱》所附的《琴川汇谱序》中以肯定语言所提出的：“琴之妙，发于性灵，通于政术。感人动物，分刚柔而辨兴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明显是与薛易简《琴诀》中所说的“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悦情思”、“可以格鬼神”的艺术性表现相一致的。 严氏指出“琴道大振”的琴乐表现是“尽奥妙，抒郁滞，上下累应，低昂相错，更唱迭和，随性致妍”，则是进一步明确其琴乐在艺术表现上深刻、精美、通畅、明朗，演奏技巧上丰富灵动，而求达到琴人相和、得心应手，以入美妙之境。这是严天池先生琴乐观念明白而肯定的宣示，怎能无视？ 明末清初琴坛出现的艺术奇峰徐青山，在他的《二十四琴况》中详细地从各方面提出了琴乐的审美取向及其途径。其中属于悠然平缓范围的是：和、静、清、远、淡、恬、雅、洁、润、细、轻、迟十二项。另外八项：逸、亮、采、坚、宏、健、重、速属于热情、浓郁、雄健、强烈范围。而其余的古、丽、圆、溜，则在这两个范围的意境中都可兼有。可以看出徐青山的《二十四琴况》所反映的琴乐实际表现及美学观念的取向中可见热情、浓郁、雄健、强烈占有三分之一比例，似乎居于少数状况次要地位，但属于悠然平缓范围的恬、雅、洁、溜四项也是具有“发于性灵”而能“尽奥妙，抒郁滞，上下累应，低昂相错，更唱迭和，随兴致妍”之功的，和艺术真实本质扣动人心魄的力量是简单数量多少不能影响的。 已故大琴家管平湖先生之师杨时百是一位清末民初跨十九、二十世纪的伟大琴师。他所撰辑的《琴学丛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艺术价值、历史影响。他教授成琴坛巨人之一的管平湖先生对中华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杨时百在他的巨著中曾有用“清、微、淡、远”四字表述严天地的琴学宗旨。但他接着强调了“徐青山继之，而琴学始振”，并将徐氏的二十四况加以引述。同时指出那些否定琴乐“感人动物”，否定琴乐“发于性灵”、“随兴致妍”，而忧心的责难其时“声日繁、法日严、古乐几亡”者，否定琴乐在继承传播中的发展，否定艺术的发展所推动而丰富完善起来的演奏方法和理论。他们认为所想的古乐已临灭失的境地。杨公取笑这种人，称“下十成考语”的门外汉都“未有过于”他们，并且进而说这种人就恰是“文字中之笨伯”。 要想琴乐表现“可以壮胆勇”，“可以辨喜怒”，可以表现仁人志士的正义、坚强、雄伟、激越之情，就必须有充份的音量、有强弱变化幅度，故而音质佳而有大声者才是上等良琴。杨公告诉我们“有九德然后可以为大声”，并征引元代陶宗仪所著《琴笺》说，在古代“凡内廷以及巨室所藏，非有大声、断纹者不得入选。”杨公进一步指出实例：“武英殿所陈奉天故行宫数琴及宣和御制乾隆御题者，皆有大声也。” 至此，已可相信一系列文献所展示的古琴音乐的艺术存在、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是全方位寄托和反映人们的真诚、善良、美好的思想、感情、生活。显然能达到这一目的琴乐表现才是最高境界。 同时从古琴音乐自身来看，不管是传世琴曲还是近五十多年来，经过时间检验被社会文化、学术所肯定的古谱发掘，即打谱的成果，同样有力地证明古琴音乐的特质绝不是“静、美”两字。“清、微、淡、远”这一清末才出现的观念可以是一种欣赏取向、思想类型，但不是最高境界，也不是一种根本的客观实际。千百年被广泛传播，有着崇高的文化地位和深远影响的经典琴曲，如《梅花三弄》、《流水》、《广陵散》、《胡笳十八拍》、《潇湘水云》、《渔歌》、《酒狂》等等，都是呈现着鲜明生动而强劲的艺术美，或热情、或浓情、或深情、或豪情，其感染力“动人心、感神明”恰可当之。都雄辩地证明着古琴是有着充分艺术性，而且是具有文学性、历史性、哲理性的活着的古典音乐。否定古琴音乐是艺术，否定古琴是乐器，既不合乎客观的历史存在，也不符合今天古琴艺术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并日益增加影响的现实。同时如果硬是把这些经典琴曲弹得“清、微、淡、远”，必定令人不知所云。而如果都把最高贵目标定位于古琴只弹给自己听，不许传授，不许演出，那要不了太久，古琴行将灭绝，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却是不可不反对的。这种主观臆造的理论指导的行为是不能不妨碍古琴艺术健康的保护、继承、传播的，因而必须明辨。 原文已发表在：《艺术评论》（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