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美国书店出售的《孙子兵法》和《易经》 韩胜宝摄 “中国文化骨子里是道家，儒法兵三家各有其应用的时机，而道家继承医易思维后，确实为各家之本。道家的谋略能从整体的观点，调和诸家治国方略的偏失，谋事大都有始有终。而兵家具有更浓厚的道家色彩，并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具备系统工程和中医学双博士学位的美籍华人许巴莱认为，儒法兵道四家治国方略的综合应用，缺一不可。医易的中和思想，贯串成整体系统，交互联合运用，更能适应当代全球化的挑战。 许巴莱说，研究诸子百家治国谋略必须整体系统，并考虑其间相辅相成的协同效应。诸子皆起于救时之急，根据对周易的自然哲学与中医的生命科学的探索，发展出时中、中庸、中和等思想。共同追求能够顺时应变、保持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的治国之道。 许巴莱形象比喻：社会的春天以儒家为主，用于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百业欣欣向荣的社会环境；社会的夏天以法家为主，应用在规范社会各利益团体，恢复和谐的秩序；社会的秋天以兵家为主，应用于解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如同面对秋天决生死的肃杀之气；社会的冬天以道家为主，近代道家的谋略发展，在忍受百年沧桑的酷寒严冬之后，更注重吸取中外各家之精华，而不放弃传统医易的中和思想，遵循以中和思想为起点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谋略运作。 周易学与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在模拟思维的取象比类原则下，把天象、物象、体象、病象、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与运行变化，构筑成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同时又依循整体的思维方式，建立和谐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内在情绪的和谐关系。先秦诸子在礼崩乐坏之后，对如何重建和谐关系，各抒己见，并引发长久的政治路线与治国谋略之争。这种跨时代的政治谋略理论与广大的实践空间，创造了有利的辩证过程，成就了中国以和谐为出发点的中和思想，与创建和谐社会的深谋远略。 在谈到医易的中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谋略运用时，许巴莱说，医易哲学互为表里，具备以易为理论，医为实践的体用关系。中医学以及周易学与阴阳五行学派或称阴阳家关系密切。阴阳五行的结合，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谋略思想体系。在谋略的运用上，阴阳五行被用来定义事物间“看不见”的“关系”，以及万事万物“看得见”的征兆或称“现象”。中国的谋略在“现象关系学”的架构里，可以如现代“复杂系统科学”般地进行推算与运算，最具体地表现在运用中医理论来治病的、严谨的“辨症论治”过程或运算。 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著《用药如用兵论》：“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反过来推，在定义关系的函数空间，可以推出“用兵如用药”。 许巴莱论证，传统医易儒法兵道的谋略与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同步，如《黄帝内经》所说：“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特别强调医国或医病时，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观察力、执行力与时机的掌握。将医易合璧的哲学与诸子百家治国的方略或谋略作有机的结合，是中国传统谋略的特色，是为求生存，求长治久安。其过程中运用的谋略，可以综合儒法兵道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组合与力度，来解决社会国家乃至全球的问题。 用中医医病的观念来治国，具有治病求本的特性，在扶正祛邪的同时，要考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调整阴阳，结合五行，先辨证候，再论治则。基本精神在固本、求不败。所以尽量顾全大局，避免不必要的过激手段，造成两败俱伤，甚至病毒未灭人已消亡。对治国者而言，非不得已才用峻猛之药，纵使用了峻猛之药，也必先准备好随时能缓和的策略，以免动摇国本。可以说传统医易儒法兵道的谋略思想体系，发源于中和思想，目的在求生存与长治久安，与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同步的。 援引医易的中和思想来指导谋略运用，看似矛盾，或疑似空谈，实则为长治久安之道。许巴莱认为，谋略与兵法的思考层次不同，兵法的军事专业知识很强，为救急应变求生存时，先求不败，再求胜的军事科学。谋略涉及更广，在既定的“关系”里，在轻重缓急的现象中应变，更讲求看不见的软实力。所以兵法成为显学，而谋略却一直蕴藏在各家学说之中。 许巴莱称，以儒法兵道谋略的综合运用迎向全球化的挑战。当代全球化的浪潮为全世界带来剧烈的变动，较之春秋战国时代的危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危机威胁着人类与地球的共同未来。以“和谐”或中和思想为起点的中国传统谋略，在先秦诸子学说流传两千多年之后，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与实用价值。诸子百家之言，未必都能用来解决当代的问题，好比中医用药，配伍得当，对症下药，应能奏效。依照医与易的五行相生相克，循环无端的哲理，儒法兵道四家学说的综合应用，可应对国际间的兴盛衰亡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