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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古老的中国曾被誉为礼仪之邦，这是文明走在前列的象征。文明必有理想，儒学最具生命力的根源就是其思想中的两个理想：一是社会理想，即《礼记·礼运》所言的“大同”、“小康”理想；一是文化理想，即《史记·周本纪》中“兴正礼乐”，“民和睦，颂声兴”的理想。  古老的中国曾被誉为礼仪之邦，这是文明走在前列的象征。文明必有理想，儒学最具生命力的根源就是其思想中的两个理想：一是社会理想，即《礼记·礼运》所言的“大同”、“小康”理想；一是文化理想，即《史记·周本纪》中“兴正礼乐”，“民和睦，颂声兴”的理想。前一种理想具有世界普遍性，后一种理想则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实现后一种理想的途径是教化，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达到社会和谐，个人行而乐之，乐而行之。以此看来，儒家礼乐教化的文化理想在当代社会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儒家礼乐教化的思想与实践 儒家的礼乐思想发轫于周代，周公于成王年间制礼作乐，“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①]周公建立礼乐制度服务于治国兴邦，经先秦以降儒家的继承发展，形成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乐文化传统。 制礼作乐是政治大事，《周礼》中，“六官”各掌其职：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禁、冬官掌邦事。雅乐活动参与各官掌管的礼仪活动，礼仪中的雅乐表演并非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极严肃的仪式活动，如《周官·小胥》中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②]王者的乐队可按东南西北排列；诸侯的乐队可按三面排列；卿大夫的乐队则排成两面；士只能排一面。舞队排列也有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所以别尊卑。”[③]礼仪行乐活动的形制虽然有严格的等级规范，但歌舞奏乐活动本身则具有“和上下”的功能。 “礼”通过事神致福，教民明人伦秩序；“乐（yuè）”能宣情，弦歌吟唱可转化为乐（lè），礼乐相济，为秩序化的社会生活增添情感的润滑剂，使人们对“礼”的履践，乐而行之。 雅乐为礼仪活动服务，讲求与礼相适，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礼乐”思想。《礼记·乐记》对“礼”与“乐”各自的作用作了精辟的总结，其引文如下：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论篇）[④]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本篇）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论篇）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论篇） 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化篇）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情篇） “礼”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是一整套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活动各种制度礼仪的总称，“礼”强调的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注重伦理秩序；“乐”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其作用在于以情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儒家的礼乐思想是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文化理念， 周代的雅乐活动是礼乐思想的具体体现，行乐均尊崇礼乐精神，严守礼乐制度，服从礼乐规范。从吉礼的雅乐活动中，我们可看出“乐”对于“礼” 相互配合的情况。《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⑤] 吉礼之乐不仅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敬畏天地、山川、鬼神，歌舞音律也负载着“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的审美作用，通过音乐沟通人与神、人与天地、人与人的情感。什么样的音调、歌唱、舞蹈与什么样的祭礼相配，都有一定的程式。祭天神与祭地祇不同，祀四望与祭山川不同，享先妣与享先祖不同，音乐的情感与祭礼的内容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服务于“治心”又“治躬”的教化。嘉礼雅乐与严肃庄重的祭神祭祖的吉礼雅乐不同，据《仪礼》记载，用乐主要有乡饮酒礼、乡射礼与燕礼，都是世俗生活之场所用于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礼仪，所谓：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⑥] 这些都是嘉礼的功用。嘉礼之乐在君臣尊卑的秩序中以“风”、“雅”诗乐求取邦国臣民之“和”。以乡饮酒礼中所歌《小雅·鹿鸣》为例，这是君与臣下及四方宾客燕席间论道修政的乐歌，其词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⑦]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宾主之情，欢悦融洽，君与臣下及四方宾客和谐共处，则又礼数分明，君臣上下，里外有别，彬彬有礼。雅乐正是以“和”为行乐的依据和目标，体现出先秦儒家“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如果说“礼乐相济”体现出周代雅乐为礼仪服务的审美意识，那么“礼宜乐和”则是礼乐互补的文化诉求。孔子继承并深化了礼乐思想。他以“仁”为核心，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既有分疏又有融和，使社会达到有秩序的和谐。礼乐的作用虽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社会人群，但都必须以“仁”为前提，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⑧]，所以孔子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奔走呼号恢复礼乐教化。礼乐教化思想遂成为中国儒家的文化向往，恰如新民先生所言：“‘乐’与‘礼’以和谐的方式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代表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文明形态，也是人类生存及交往活动最基本的两个实践维度。透过‘乐’，我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人与生活世界不可须臾分离的情感；凭借‘礼’我们才能更合理地建构或维系与人的交往方式有关的存在论秩序。” [⑨] 二、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 礼乐教化是实现儒家文化理想的重要途径，周公“制礼作乐”同时并进，就是要从里到外对人进行理性与情感的教化，以风化道德、稳定人心，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周代以来的儒家礼乐教化具有道德化、伦理化、政治化的突出特征。《周礼·春官宗伯》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誂》、《大厦》、《大濩》、《大武》[⑩]。 乐德之教的内容：“中、和、袛、庸、孝、友。”此为“六德”，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袛，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实际上这六个方面包括了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乐德之教即是通过音乐教育方式，灌输受教育者德的内容，通过音乐活动，将“德”的内容化为情感体验，再上升为理性认同。礼乐教化，一方面强调等级秩序，“教民明伦理”，一方面又注重沟通调和，使民乐于接受秩序而各安其位，礼乐同功，正是通过礼宜乐和来实现的。《礼记·乐记》中说：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1] 在人伦有别的社会秩序中，同听同乐沟通了人与人的情感，达到情感的融洽，使社会分而有和，礼之理性秩序，配以乐之情感和悦，礼乐教化贯穿着“中和”精神，“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12]通过礼乐教化，使人行为端正，性情和美。教化即是以“中和”精神对人从内到外的修正，不管是行为“端正”、抑或性情“和美”均是儒家礼乐教化的目标。 “礼乐”教化的意义还在于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人群之和谐。荀子在《乐论》中说：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13] 荀子主张性恶，自然特别重视礼的规范作用，因而乐与礼的配合，关注的还是怎样规范人性。 乐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所谓十五国风，都是各地民间的歌诗，它们产生于民间，也影响着各地的民风，《毛诗序》中有“风以动之”的说法，音乐就像春风吹化万物那样影响着人心，因而儒家认为教化百姓用音乐，“其感人深”可以“其移风易俗”。汉儒董仲舒出于政治需要，十分重视通过礼乐改变民风，教化百姓，他在其《举贤良对策》中说：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14] 董仲舒之所以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是他明白了“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的原因。那就是“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乐不仅通过听觉器官“接于肌肤”，并进入到内心深处“臧于骨髓”，故而更深深体会到“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儒家的“礼乐”教化又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礼记·乐记》中言：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礼”、“乐”、“政”、“刑”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和功能，正好从不同的方面，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礼乐”的作用是以不同的方式“治心”，“礼”侧重于“节民心”——通过以伦理秩序为基础的行为规范达到“治心”；“乐”侧重于“和民声”通过对情感的影响调和、调适人们的心性，修养完善人格。“礼节民心，乐和民性”，将人民自觉调适自己的心性、行为，完善人格作为治国的前提，之后才是“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政治理路，有其深刻的一面。音乐是人们有感于现实而发出的情感性心声表达，社会的政治状况必然会在音乐中有所反映。音乐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受到儒家特别的重视，认为既可以通过音乐观察政治得失，又可以通过音乐教化百姓，即所谓“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心”[15]。 礼乐教化思想中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即在快乐中接受严肃的理性教育，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中就有“耳目之乐”达到“怡心之乐”的教育理念。宋儒程颐仰慕先王之礼乐教化，曰：“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16]。礼乐教化不仅使学子得到心智道德的教化，同时也享受到耳目怡心之乐”《礼记·文王世子》曰： 凡三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其成也怿”正是寓教于乐的体现，怿，即愉悦，礼乐双修，使受教者在快乐中获得恭敬而温文的气质，这正是内外兼修的作用，在学乐的快乐中修成正道，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于乐”吗？而这种快乐也就是音乐教育中的美感意识。 礼乐教化具有礼乐互补的文化智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礼乐相济——理与情的互补，礼宜乐和——序与和的互补。从理与情的互补来看，礼乐活动中的行乐必然有对于人们心理情感的作用，乐舞以颇具感性特征的美感陶冶人情人性，在弦歌曼舞中，其乐融融，又恭敬肃穆，自然接受敬畏天道、尊祖崇德的教化。从序与和的互补来看，礼乐活动必然选择富有中庸精神的音乐以修正人心，在声律和谐的钟磬笙管合乐中，其乐奕奕，久而久之，温良文雅，自觉遵从君臣尊卑、明人伦秩序。《礼记·乐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因此，行乐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心态一定是与道德教化相一致的，“乐者乐也”的美感意识也就更多地显示出崇德、致和、尚雅的特点。 三、礼乐教化的当代意义 当今的社会，在功利欲求与技术竞争的推动下，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极端的利己主义，使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产生冲突，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导致道德的危机。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要与人和物打交道，人的生命热情不可能只来源于物，在冷漠的人群中，精神生命将失去光泽与温暖，在物的压抑下，人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中国儒学充满生命的智慧，是我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资源。礼乐教化理想根源于儒家的伦理哲学理念，虽然是宗法制等级社会的产物，但是它所包含的“兴正礼乐”，“民和睦，颂声兴”的文化理想则是超越时空的。礼乐教化体现了儒家“生民之道，以教为本”的思想，是实现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达到社会和谐，个人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的途径，对当代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1、礼乐教化是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 今天的文明社会讲究行政法制，但仅仅依靠刑罚来治理社会是不够的，也是被动的。儒家的礼乐教化是对社会人群的人文教化，是对人的心灵与行为的价值建构，这是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7]礼乐教化是将礼的内在精神——仁爱、正义、和谐、节制、忠孝、诚信等，诉诸于人的理性精神，并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儒家讲“不知礼，无以立也”[18]，“知礼”是指思想行为的文化养成，“立”，是指以文化养成的行为融入社会、立身社会。礼乐教化通过“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致乐以治心”，“治礼以治躬”，使人们从内部得到精神文化的提升，从外部习得与内部精神相应的、合乎礼仪的行为，美好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的生命精神相统一，达到“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礼乐教化与行政法制相配合，文明社会的建构才是完整的，这就是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2、礼乐教化是培养主体精神生命的重要途径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具有理性的自觉与超越的生命境界。礼乐教化是情理的教化“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通过礼的教育，“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9]提高自己的伦理品格，在家庭中懂得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在社会中，懂得尊重他人，诚信待人，远离非理性的粗野、庸俗、愚昧、贪婪、迷乱，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乐教与礼教相配合，通过审美活动陶冶性情，进入超越的生命境界，获得与天地同和的精神愉悦，这正是：“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0] 礼乐教化带给人的不只是“禁令”，而是自觉地、愉快地接受从情感到理性的品格修养，自觉地、愉快地获得主体精神生命的提升。 3、礼乐教化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当今社会讲民主法治，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应该取消等级的尊卑区别。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存在着长幼、性别、亲疏、才能、特长、职业的区别，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各自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礼教可以使有区别的人以自己的角色身份各安其位，使社会正常地、协调地运转，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有序的、长久的、稳定的。恰如荀子所言：“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公室可得而居也。”[21]礼教使人们恪守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2]。乐教与礼教配合，让人们分中有和，通过音乐活动使人们在审美快乐情景中沟通情感，达到和谐，这就是“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23]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有分有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智慧中包含着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辩证道理。 4、礼乐教化是获得“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生活模式的重要途径 礼乐教化思想中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 中国音乐的“乐”与快乐之“乐”同形异音，其意义的关联有着中国文化的特色，唐君毅先生说：“音乐者，人之所同乐者也。……音乐之乐者，下顺凡情之求乐，上希圣境之曰乐，故同其字而异其音，以见其义之相通，此亦唯中国有之，非他土之文字之异音者必异形之所能有者也。”[24] 礼宜乐和的文化传统内含着充盈的“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生活模式。礼乐教化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交流充满积极的生命热情；礼乐双修，使受教者在快乐中获得恭敬而温文的气质，在快乐中修成正道。礼乐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5]是中国人快乐人生的基础；礼乐教化，使仁人君子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6]的人生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注释 [①]《史记·周本纪第四》岳麓书社2001年版标点本。 [②] 《周礼·周官·小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班固《白虎通·礼乐》，《四部丛刊》本。 [④] 《礼乐·乐记》引文均引自《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 [⑥]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 [⑦] 《诗经·小雅·鹿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⑧] 《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 张新民：《生命体验结构与音乐现象学——<乐韵中澄明之境>序》，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4期。 [⑩]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11] 《礼记·乐记》。 [12] 《周礼·地官》。 [13] 《荀子·乐论篇第二十》。 [14]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版，2499页。 [15] 《礼记·礼运》。 [16] 《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17] 《论语·子路》。 [18] 《论语·尧曰》。 [19] 《礼记·曲礼》。 [20] 《礼记·乐记》。 [21] 《荀子·王制》 [22] 《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 《礼记·乐记》。 [2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321页。 [25] 《论语•泰伯》。 [26] 《论语•述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