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深衣形制的考证，对其礼 仪气象的分析，都是专指传统的深衣，所用到的材料也仅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字材料及后世疏 家的考据。而以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与马王堆1 号汉墓为代表的墓葬中出土的楚服与汉服可以为深衣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里必须首先澄清“深衣”与“深衣制”这两个概念。文中的 “深衣”指的是礼书中所说的传统深衣，它在 “色”、“形”、“意”上都有“礼”的要求。而 “深衣制”则只取“深衣”之“形”，是广义上衣裳相连的服制。至汉代，深衣虽为朝服，且与月令相配，但是此时的深衣形制与袍服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故而，以楚服、汉服为代表的“深衣 制”虽为礼服，但其原有的礼的意味几近消失， 在"色”与“意”上对传统深衣进行破格。 (一）破“深衣”之色 《礼记•玉藻》载：“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人公门。”孔颖达谓：“正谓青、赤、黄、白、 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 紫、駢黄是也中国古代以五色为正色，其中尤以玄黑与赤为贵，贵族的朝服与礼服皆用此二色；而间色由正色杂取而得，被视为不纯之色、 淫邪之色。秦汉时期对于色彩的信仰有一大变。 从《急就篇》、《说文解字》及《释名》来看，汉代的色彩已经多达三四十种。其中与黑色相近的颜色有缁、皂，与青色相近的颜色有缥、绪、缘，与赤色相近的颜色有朱、缙、绯、绛等，与白色相近的颜色有练、素等，与黄色相近的颜色有郁金、蒸栗、绢、缃，又有蓝、紫、橙、绿等间色，这些色被广泛用于织锦、刺绣之中。这就使得以绣为衣、以锦为缘的楚汉服饰大有“黼黻纹绣之美”。 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串花凤纹绣绢锦衣以淡黄色绢为底，绣线有深蓝、翠蓝、绛红、朱红、 土黄、月黄、米色等色。单位纹样为高60厘米、宽25厘米的竖长方形，纹面下部有一正面鸟像，张两翼作舞步状，头上华盖如伞并垂有流苏，其翅膀上曲线部分复作鸟头形状，画面五彩缤纷, 遒媚温润之中发散着奇异诡谲的气氛;其领缘更织有精美的车马田猎纹样，其动静、节律 与速度感分外强烈，色彩应用似繁而简，如此方 寸之地竟能作出一派楚梦田猎景象，令人赞叹 。 东汉时期贵族妇女服饰以深衣和袍为礼服。其装饰特点是在领口袖口有精美带状装饰，色彩以青紫色为贵，素内为贱。对于汉代服制的色彩纹样可以用《急就章》中的一段诗文概括：“锦绣缦旄离云爵，乘风悬钟华洞乐，豹落莾兔双鹤，春草鸡翅凫翁濯，郁金半见霜白籥”，可见，汉代服饰纹内容已经涉猎到自然、仙境、游猎宴 飨等方面，表现了汉代追求自然和谐，成仙修道，多姿多彩生活的精神世界。马王堆出土的织锦色彩有朱红、深红、绛紫、浅棕、深棕、金棕、藏 青、蓝黑等36种，纹饰有几何纹、花卉纹、水波 纹等刺绣纹以云纹为主，样式各异，如卉如鸟，线条流畅，极富动感。从马王堆出土的深衣制来 看，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帛画中,位于中间部分的墓主人所穿服的就是深衣制的礼服（助祭之服），图中服色上下相似，为黑褐色，又近于绀色，上有织绣的云纹。整体观之，其色彩艳丽却不失稳重，纹饰华美却不繁芜，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与宏大的气势。 (二）破“深衣”之意 “深衣”之意在于由服饰之中正而使身体俯仰进退有威有仪，呈现出安顿性命之“和”。而深衣形制则打破了深衣的这重礼仪象征，使人的身体走向美。 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服饰中，除模型冥衣采用直领对襟样式外，其余长衣均为交领、右衽、直裾、衣裳相连的形制，与深衣形制相类似。所不同的是，江陵马山一号出土的长衣的衣与裳皆是由不同大小的衣片拼合而成，然后再将衣与裳相连属，而且出土长衣的裳幅数与深衣的12幅不符。其中，小菱形纹锦面锦袍衣袖长大且袖下有胡，上衣正裁2幅，两袖正裁各3幅, 下裳各正裁5幅，则上下共计有13幅，领缘用六边形绦，袖缘用大菱形文锦，裾缘和下摆缘皆用几何文锦。素纱锦袍的上衣为8幅织物斜裁对称拼接，下裳为8幅正裁竖拼，两袖从肩部向袖口收杀，袖缘、领缘为本色生纱斜裁而成。 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絹面锦袍的袍面为纹绣絹料正裁而成，上衣正身2幅，两袖各丨幅， 下裳裁制时是把整幅的绣面先裁成不规则的小片 而后拼接成9大片，领缘施田猎纹绦与龙凤纹绦， 下摆缘与袖缘施大菱形文锦可见，此时的“深 衣制”已经不是白细布，而以绢、纱、锦等为质 且衣上多绣有各种纹饰。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长 衣的腋缝处有矩形"嵌片”，“嵌片”缝于两腋窝 处，即上衣、下裳、袖腋的交界处，这既加大了 胸围的尺寸，又使衣服呈现出立体感，从而使衣 服更加贴近人的身体。 既增加衣服的厚重感，又使衣服形制稳定，再以 曲裾环绕，含蓄而柔美。因此，相较于传统深衣, 汉代深衣制在形制和色彩上打破了传统深衣的程 式，已然不是礼乐制度的折射，亦不是限制身体 的外在约束，完全是合于身体的美的创造，它体 现的是个体化身体的美而不是社会性身体的仪容, 不再给人以威仪感、距离感，而是一种亲和感，令人赏心悦目。 深衣革变了中国上衣下裳的服饰传统，采用衣裳分制而又上下相连属的新形制。由于深衣并无实物可考，只能借助文字和汉代广义的深衣制 度来推断。因而千百年来关于深衣具体形制的考 证多有分歧。文章结合《礼记》二篇、朱熹的 《家礼》、黄宗羲的《深衣考》、江永的《深衣考 误》来对深衣的形制进行考证。发现深衣的考证 史经历了以下阶段：郑玄的注是对《礼记》二篇 最初的解释，其注虽得深衣的旨要，但语言简省。 孔颖达的疏虽多合郑注，但其细节却自相矛盾， 深衣的考证史自此开始。朱熹完整提出了深衣的 形制（包括深衣的配件等），但已经是古制的变化 形态，离古甚远。黄宗羲亦是如此。江永、戴震 以文字考辩为要，以郑注为经文原意，彻底否定 了孔颖达以来的“以十二幅皆为衽”的说法，提 出“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 但江永、戴震的裁法又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礼记》二篇的主旨在揭示深衣 之礼，而非深衣之裁制。 礼是人的身体凭借器物（礼器）将“事神致 福”之事表演出来的行为规范。礼对身体行为进行简束，使身体超越其原始性而达成雅化的身体， 即“以礼正身”。礼与身体最终达到的是使情安于 礼，即使礼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的整个性命安 居于此。深衣作为礼服，以其色、形与意合于礼， 继而使身体动作合于礼，使其容貌自然有威可畏、 有仪可象。深衣最终使身体走向“中和”，显露威 仪。但单就现代意义来说，深衣似乎称不上具有 美感的服饰，也难说的上是美的创造，因为礼不 能等同于美，美是破礼而出，也就是说，“审美创 造恰恰是不断的偏离‘和’，不断破‘格’（强调 规则），而呈现为独异的、光怪陆离之美”。汉代 深衣服制极为普遍，既可以作为礼服，也可以作 为日常服饰。从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帛画来看， 位于帛画中间部位的墓主人所穿服的是广义的深 衣服制。从色彩上来说，其服色上下相似，为深 褐色且上有织绣云纹；从形质上来说，衣襟向后 旋转而下。这就打破了传统深衣的色与意，只保 留传统深衣“衣裳相连，披体深邃”的大致形态。 如此，深衣已然不是礼乐制度的折射，完全成为 个性化身体的修饰或文章，这暗示了汉代对身体 的要求已经不再是中正威仪，而是纯粹的美。宋 代深衣复出，也早已不是礼书中的深衣形制，亦 没有汉代的气象，几乎成了儒者的象征符号，而 非礼的实践。因此，就深衣而言，不能将其与后 世的深衣制度相混淆，而后世的深衣也并不单纯 是传统深衣的复制，它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 对于它们的研究亦不能拘泥于礼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