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本《礼记》为郑玄所注。郑玄（127一200)，字康成，尝遍注群经，为一代大儒。《后汉书》有传，兹不赘。在郑玄之前，马融、卢植都曾为《礼记》作注。郑玄与卢植同为马融弟子。马、卢之注不传，清人有辑本，但所得也不多。卢植之注，郑玄注《檀弓》“晋献公之丧”节尚偶一用之，而马融之注，则郑注未尝一引。《礼记》之学，从魏晋到明清，其间除了西晋时曾一度使用王肃注、明代曾一度使用陈澔《礼记集说》外，其余各个朝代，无不奉郑注为圭臬。郑玄的注，文简义明，可以说是索解《礼记》的一把钥匙。但毋庸讳言，郑注也有其不足之处。有些注解错误，郑玄本人也知道，但书已作成，追改无及。例如《坊记》注引《卫风•燕燕》之诗，郑注以为夫人定姜之诗，而笺《诗》又以为庄姜之诗。其弟子问其故，郑答云：“注《记》时执就卢君，后得《毛传》，乃改之①。”王肃的《礼记》注，务在与郑玄立异。王肃的做法虽然是意气用事，门户之争，但所攻郑氏诸点，也并非无一是处。如果我们跳出经学家的圈子，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那么，郑注的缺点首先倒不在于某些字句的训诂错误，而在于他作为封建社会经学家的某些错误观点和理论。例如，他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从而笃信《周礼》为周制，而《礼记》中所载制度凡与《周礼》异者，即推之为殷夏之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造成是非颠倒。另外郑注往往征引纬书（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相对于经书，故为纬书。）为说，而纬书之说类多荒诞，这反映了他的宗教神学思想。 《礼记正义》（后来习称《礼记疏》）的作者是孔颖达。孔颖达(574—648)，字仲远，一云仲达，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据《唐会要》，《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二年（638)，初名《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又经过一次覆审。后来，由于太学博士马嘉运驳正此书之失，太宗又命孔颖达更为详定，功未就而孔颖达去世。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653)，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②。皮锡瑞评论此事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 注：①《郑志》卷中；②《唐会要》卷七十七。 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①。” 《礼记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凡七十卷。其作者一般只说是孔颖达，实际上作者多人。只是由于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所以署名只有孔颖达一人之名，他人之名皆在“等”字之中。南北朝时，学者传习的都是郑注《礼记》，孔颖达等作《礼记正义》，也不例外。《礼记正义》之作，并非空无依傍，一切从头做起。恰恰相反，它是在南北朝学者所作现成义疏的基础上加以剪裁删理。至于如何剪裁删理，详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此不赘。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最大特点是申郑，即不随便与郑注立异。他在《正义》中不止一次地宣称：“《礼》是郑学，今申郑义②。”“此等并非郑义，今所不取③。”充分体现了“疏不破注”这一特色。当然，这种作法，利弊兼有。郑注说对了的，孔也随之而对；而郑注说错了的，孔也随之而错。应该指出，说孔疏的最大的特点是申郑，并不是绝对的。如果郑注有明显违背经文之处，孔颖达则舍郑而从经。这样的情况不少。例如，郑注《坊记》曰：“三岁曰新田。”但这和《尔雅》“二岁曰新田”之文明显相违，所以孔氏就说郑注错了。这种不一味盲从的做法，较之魏晋时某些学者“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的做法就显得态度认真些。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另一大特点是文繁。换言之，就是罗嗦。对于孔疏的文繁，赞誉者有之，非毁者有之。窃以为二者均有道理，并不矛盾。何者？如果繁其所当繁，那自然就是优点。这正如皮锡瑞所论：“孔颖达于《三礼》，唯疏《礼记》，实贯穿《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 注：①《经学历史198页》；②（(礼记正义》卷五十；③（(礼记正义》卷四十二。 元元本本，殚见洽闻（dān jiàn qià wén 〖解释〗殚:尽，完全;洽:广博。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听的都听过了。形容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出处〗汉·班固《西都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 ），又非好为繁博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①。”如果繁其所不当繁，那自然就是缺点。这正如臧琳所讥：“有一二言意已明了者，加之数十百言，意反晦涩②。” 注：①《经学通论•三礼》；②《经义杂记》。 吕友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