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辞传》是讨论《易经》一些基本问题的哲学论文，它的理论深度在先秦是出类拔萃的。关于《易经》的哲学性质，《易经》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与主体的人的关系，《易经》的认识论特点，《易经》的人生论，它的论述、分析是极深刻的，以至于如果没有它，迄今人们对《易经》的认识只能止于皮毛而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了解。 《系辞传》的大部分哲学思想我已在别处谈过，这里只谈它关干人生论的观点。它的人生论的不少论述在前面也已涉及到，这里只谈它关于精神修养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系辞传下》有几段话说的是人格修养的方法，这方法一般的君子不易做到，做到就是圣人了，所以这是圣人的修养方法。它说：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曰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曰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这圣人的修养方法实质上是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活动。按照这种修养方法去做，会使主体与客体达到高度的和谐一致，以至于人最终进入孔子讲的“不惑”和“知天命”的自觉境界。这修养方法就是“精义入神”，“利用安身先说神。神是什么？《系辞传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还说“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三句话所说其实一事。天地万物一气耳，气乃物质实体，它的变化表现为阴阳的变化。阴阳变化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特点，因而称谓也就不同。变化是由阴阳相推造成的，这阴阳相推就叫道，道即规律。变化表现为生生不已，有始有终，终始连贯的过程，就叫易，易即变化之本身。变化由阴阳相推造成，在阴阳相推过程中，或阴或阳，两在不测，就叫神。神这个概念是虚玄的，难于找出另一个词来说明它，只能用言语描述它的特点。《系辞传上》说：“神无方而易无体。”《说卦传》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下》说道为神所著之迹，神乃道之妙也。”这个妙字的意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神是物质的，不是意识的。张载《正蒙•乾道篇下》说神与性乃气所固有。”王夫之注说气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灵者尔……盖气在而神与性偕也。”神是气之神，性是气之性。 世间万物多得很，无穷无数，其性情、形象、声色、臭味没有相同的，人事之吉凶悔吝亦如此。这都是阴阳之气变化的结果，所以神也就各在其中。万物万殊万变，其根源只有一个，即屈伸相感。屈则必伸，伸则必屈，是普遍的规律，日月往来而生明，寒暑往来而成岁，草木虫鱼的生衰存灭，莫非屈伸相感。尺蠖之屈，龙蛇之蛰，是为了伸，为了存。事物的变化总是表现为一屈一伸的状态，但是对于人来说它是玄妙难测的，极难把握屈伸相感之几微，于是便称之曰神。神，其实就是指屈伸之相感说的。天下万亊万殊，而莫不同归于一途，生必有死，盛必有衰，达必有穷，反之亦然。然而人们不觉，总是憧憧思虑，处屈则忧而怨尤，在伸则乐而妄作。古今许许多多聪明的人都不能摆脱这迷惑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屈是困境，伸也是困境。能够做到屈伸自如，优乐坦然的人实在不多。在古人里，孔子够得上，颜子够得上。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颜回“一箪食，一飄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了赞之口“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人欲达到这“何思何虑”，“何忧何惧”的境界，须有极深的修养功夫，一般的聪明智慧办不到。 《系辞传下》把这种功夫叫做“精义入神”，“利用安身”。这是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前者解决内的问题，后者解决外的问题。这里内指心，外指身。张载对此理解比较清楚，他说:“精义人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正蒙•神化篇》）“精义入神”，首先解决吾之内心对事物屈伸相感之几微认识和把握的问题，实行起来以有利吾之身。“利用安身”，然后反馈回来，解决身安心宁的问題。这种功夫既重视心的体认，也重视身之力行。体认当然是重要的，但力行的环节做不好，必会导致心的惑乱。这在《中庸》叫做“合外内之道”。 那末梢义入神”究竟是怎样的功夫呢？总的说，“精义入神”是体认并把握屈伸相感之几微。精，研究，研几。事变未起之先，察看它的几微。察看要由粗而精，直到将几微变化极尽为止。义，宜也。一物有一物之宜，一事有一事之宜。万物万事皆有屈有伸，屈有屈之宜，伸有伸之宜。同时，所有的义都是因时而变的，不是固定的，所以义才可理解为宜。《中庸》所谓“时措之宜”就是这个意思。常语说，做事合时宜不合时宜，义盖源乎此。这样，可以说，宜的问题实质上是时的问题。精义，研究变化之几微，把握事物之时宜。义是因时而变的，认识必须也因时而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精义即徙义，徙义而研几。假若研几而不知徙义，执一不变，便无“人神”可言。因为神就神在屈伸相感，变化莫测上。扬子为我，墨子兼爱，老子贵柔，都是执一偏而不知时措之宜的典型。即使是被孟子苷为圣人的伊尹、伯夷、柳下惠也概莫能外，他们或任或清或和，死守一义，而不知随时处中，既无“精义”更无从“入神”。孔子则不然，他可屈可伸，处屈精屈义，于伸精伸义，穷达进退不失其正，无可无不可。世界千变万化，他“吾道一以贯之”。知屈伸相禅乃自然之理，故能以屈为伸，不鸣屈以求伸，所以他敢说“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无所争”的态度建立在“精义人神”这种修养功夫的基础上”“无所争”其实是真正的有所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