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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探究其实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与社会经济、民众心理相关联。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一直是生产单位。江南农村，十几亩田地，一条牛再加一条船，那就是相当不差的家庭了。牛耕船载，肩挑人扛，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因此社会进步缓慢。那些风俗习惯倒也相对稳固，从南宋到民国，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 本章写到黎里的种种民风民俗，都可以从社会的经济与百姓的追求方面寻得渊源。 兜火把与打田财那是祈求农业丰收，兜火把时那一声“三石一亩我家来”，打上了千年的烙印。三石，每石以150市斤计，也只有450市斤，已经是江南农民的丰收之梦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黎里出了个农学家倪慰农，他的田亩产860市斤，当时可是轰动江南的大事。春台戏的起源就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成。其他的节令，比如接路头、八月的迎神赛会、年廿四的送灶，等等等等，无不与祈求农业丰收、生活美好密切相关。本章专门有一节写到黎里农民的抗租暴动，土地兼并，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了抗租暴动。 黎里的“叫火烛”，是贫穷社会的必要服务设施。野火饭之类的习俗，是个良俗，祭台会是个恶俗，现在都已不存。 中秋“显宝”，始于元代，定型于明代，在清代与民国趋向鼎盛。当时确是富家大户显示自己、炫耀门第的举措，不过客观来说，这个风俗起到了介绍文物宣传文物的功用，在没有博物馆的时代，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不敢露富，中秋显宝中断了50多年。2010年，上海开办世博会，吴江市档案局的沈卫新局长，前来黎里专门对古代中秋显宝进行调研，调研结果形成了共识：中秋显宝不仅是黎里古镇的重要传统文化活动，也是吴江市的一张文化名片。2011年春，中央电视台的《寻宝》节目走进苏州，走进吴江，录制节目。于是，由吴江市档案局牵头，发起民间珍贵档案显宝活动，历时3月，所显宝物1200多件，海选出20件入围，评选出一等奖2件，二等奖4件，三等奖8件。活动结束后，这些宝物大部分捐赠给了吴江市档案馆。目前，吴江档案局正与黎里古镇管委会酝酿，恢复黎里的显宝活动。接下来，黎里古镇的显宝必将重现昔日的辉煌，纳入古镇旅游文化。显宝的范围以黎里古镇为中心，可以有所突破；显宝的内容，除了传统文物，还可以增加农业、副业和工业种种产品，可以增多显艺，三百六十行，行行大比拼，互相观摹、互相学习，以取长补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古老的风俗显宝，可以同商品交易会、经济贸易洽谈会结合起来，必将绽放出艳艳的新枝新花。 黎里的历史始终处于缓慢平稳的进程之中，那些风俗习惯也一直保持着，九百来年没有多大改变。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了国门，与世界接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原有的陈规陋习已经扬弃殆尽，别的不说，单说年卅，旧有的七规八矩抛之脑后的为多，新的习俗代之而起。吃年夜饭，现在黎里市镇居民一半以上包在饭馆里。黎里大型的饭馆，可以安排20至30桌圆台（每桌至少12人）有10来家，10桌以上的有20来家，10桌以下的还有30来家。这么多的饭馆，能够赖以生存，而且生存得非常好，本身就能说明好多问题。吃了年夜饭之后，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电脑邮箱，网上QQ，恭贺新春。这些必须在各家各户都有彩色电视，都有了电话、手机和电脑之后，才能问世的新风俗。 一、抗租暴动 常听人说，江南人是水做的骨肉，柔弱，温顺。其实，水固然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威猛的另一面。封建时代，黎里农民抗租的激烈行动，吹响了一曲曲雄壮的号角。 明清两代，生活在金陵宝塔最底层的农民，受尽压迫和剥削，光租米一项就足以使一个农家在丰收之后所剩无几，更何况还有众多的苛捐杂税。民谚有云：“饿煞不如犯法”，一向逆来顺受的黎里农民，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被迫起来暴动，反抗地主官府的欺压。 为催租逼债，地主们的手段迭出，有些是相当残忍的。 每年秋收登场，各家地主的门前都会挂出一块收租牌，上写“某某堂收租处”，帐房先生一手执笔一手操着算盘，地主的家丁则四出催租。收租期限分为三限：“飞限”、“二限”、和“三限”。如果到了第三限农民还不来交租，地主就派人会同黎里镇司官衙门的兵丁，到乡下去提人，押送到帐房先生处训话，假如仍然交不出，不消说得，押解去坐班房。那个班房，其实是庙经浜底的一所庵堂，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欠租看守所”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庵堂不大，三开间两厢房，中间一个天井，再加一个墙门。关押到这里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少，白天全都坐在天井周边的走廊里，一律被铁练条锁在廊柱下，活动不得；晚上，庵堂大门紧闭，农民进入满地乱草的屋内，有盖破被老絮的，有披破棉袄的，更有什么都没有而坐等天亮的，唉声叹气的，咳嗽吐痰的，病奄奄呻吟的，胡乱大小便的，乌烟瘴气，臭气熏天。 欠租看守所归圩甲看管，当上圩甲能够看管班房的人，同司官衙门都有那么点花头经。晚清年间看管人叫许阿天，到这里坐班房的人，一日三餐不得自家送来，必须吃许阿天办备的粥饭，都是陈粞烂米，收费却高得咬人。谁叫你坐班房，坐班房就得任人宰割。班房规定，每10天算一限，到限不交，就提到司官衙门打一顿板子，过10天又一限，再提再打，直打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有的地主到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放农民回家去过年，过了年再来坐班房。大多数的地主不许农民回家，要到第二年春耕才勉强放回，等到秋收过后，老帐新帐一起加利追算。  (5.1.1《江南苏州府严禁抗祖碑》拓片) 黎里有个东圣堂，在明清时期是宣讲乡规民约的社坛，那里竖着一块苏州府勒下的严禁抗租碑。反面文章正面看，黎里农民抗租在苏州府一带不愧为一面高扬的旗帜。黎里的抗租暴动，史籍有所记载的就有二次。一次在咸丰年间，黎里人称之为“七十二只半圩田农民暴动”，另一次在辛亥革命前夕，黎里人叫作“吃倒胜家馆”，至今记忆犹新。 黎里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单从那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就可以读出农民兄弟的无数苦难。 且看严禁抗租碑中的几句话：“尔等须知，业户置买田产，衣食课赋，皆须取给于斯”。抗租碑是苏州知府明令颁刻的，上面署名的黎里地主多达50名，这50名都是大地主。封建时代不主张分门立户，一般都是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父母、兄弟、妻妾，小妾往往还不止一房，子女，封建社会提倡多子多福，子女总是一大群，还有更多的家人、丫头和佣仆。50户地主都是一大家子，衣食住行全靠收租，更有甚者浪吃浪用挥霍无度。说它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丝毫不为过。 严禁抗租碑：“每届秋收登场，赶砻出粜，不剩颗粒。”秋收之后，佃农家已经颗粒无存，照地主们的说法，是佃户出粜了，那也是没有办法呀！多半是因为青黄不接之时，寅吃卯粮，田里的收成早已不属自家的了。 严禁抗租碑：“避匿他境，提追无从。芒种之后，回家播种。”“刁佃视为得计，迨至秋收，仍施故技。他佃闻风兴起，日甚一日，纷纷效尤。”佃户们因为缴不出租子，只好躲避到别处，芒种之后，才回家种田。看来这不是个别佃户，大多如此，“纷纷效尤”一语，传递的信息应当说这是普遍现象。 严禁抗租碑：“或有到案之后，偶尔因病不及请保在押身故，或佃属因病死者，或因他事短见者，适催租者到门，该佃属即藉端纠集无赖，或抬扛尸骸，或扶佃属亲老到业主家，百般逞凶，毁抢诈扰”。催交租米，常常逼出人命来。有的因为忧忧急急，染病身亡。有的交不出租子，被抓起来，关进班房。关押期间，病故身亡的实多，催租催出了人命，当然群情激愤，抬杠尸骸到地主家也是被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逼租终于激起了民变，“甚至有掳捉业主、司帐勒赎”（严禁抗租碑语），抗租暴动的酿成，看来事出必然。下面且看一看黎里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抗租暴动吧。 七十二只半圩田农民暴动 咸丰三年（1853）冬，由于田亩收入无多，黎里的佃户们无法缴纳租子。汤字圩农民陆孝忠、陆孝恩、陆阿大等人，要求减免租粮，双方发生争执，可是一而再而三地遭到地主的拒绝。艰难的大半年好不容易熬着，想等新的一年有所好转，可是天不帮忙，次年秋收上场，年成依然不好。地主及帐户催交紧逼，佃户们无法可想，有的人家只好将粞谷一起缴了上去，结果地主与租户双方的争执又起。地主扬言诉诸官府，决不宽贷。 陆孝忠、陆孝恩、陆阿大、庞耀采和顾胡子等人，眼见得没法活了，带头造反抗租。振臂而呼，旬日之间，周围的农民群起响应。地主们见势不妙，向吴江县县令告发。吴江知县周文得报后，表面不动声色，暗中进行了布置，安排几个小头目，到黎里镇上开起了花柳场，引诱抗租人的到来；又在黎里西边的牛头湖设下了哨卡，聚集了30多条枪船，悄悄监视，待机行事。知县已经设下罾缴，就等时机下手了。   （5.1.2《黎里续志》咸丰三年（1853）黎里农民抗租暴动的记载（1）（2） 临近年关，农民们大多想上街一走，陆孝恩及陆孝中之子陆阿大上街赴市，被牛头湖的哨卡侦得，悄悄尾随，与花柳场的暗哨一起将二陆逮捕，立即押送县衙。 一石激起千层浪，陆孝恩和陆阿大被擒，激起黎里农民极大的愤怒，纷纷会集，决定与官府拼一个鱼死网破。咸丰五年（1885）二月初一夜，陆孝中、庞耀采和顾胡子等人，联合了汇聚而来的七十二只半圩田的农民，约三千人。愤激地涌到长甸村大地主殷家，将殷熙民的嗣母和妻子劫去。又蜂拥到镇上，进入大地主蔡岭香、沈实堂家大闹，刚好遇到了蔡、沈两家的帐房先生。这两个帐房先生一直为虎作伥，每当秋收登场，威逼勒索，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动不动将佃户押入班房。农民们恨之入骨，当即劫持了这两个帐房。一时之间，声势大振，黎里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抗租暴动终于暴发了。佃户们扣押了殷家及帐房作人质，作为向地主们讲条件的法码，只要减免租子，那么人质将毫发不损地回家。 黎里镇上的大小地主、还有官府眷属都惊恐万状，一家家裹了金银细软，急欲逃往外地避难。农民早有防备，他们用竹签将镇的东西南北四栅用钉钉住，派人守卫，任何人不得随便携带财物搬场。 二月初三日，陆孝中等人又赶赴平望的司官衙门，命令司官衙门颁发告示，令所有地主一律停止收租。 二月初四，吴江县和苏州府接到黎里农民暴动的呈报，立即派出近千名官兵前往镇压。佃农们探得官兵出动的消息，马上纠集农船，开至凤仙庵荡，与官兵对峙。官兵并不喊话，六七十号战船，一齐进发。民船数量众多，约有四五百条，可是佃农手里只有锄头、扁担和棍棒。官兵将战船分作四行：一行船载炮，二行船为鸟枪手，三行藤牌兵，四行长枪手。混战开始了，佃户用棍棒搠死了一个官兵，用锄头砸伤了4人。官兵一看不妙，竟然火炮轰轰地吐出了一团团烟火，当场就有数十名佃户被轰倒，农民无法抵挡，只得纷纷逃逸。官兵们趁势进击，缴获了农船50来条，抓获了农民两人。 二月初五，官兵落北征讨，沿途见人就拦截，就盘问，是嫌疑的农民就捕捉。在苏州知府的驱遣下，吴江、震泽两知县如临大敌，一齐亲临平望指挥，纠集了1000余官兵驻扎在黎里北栅，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击。有探子报告，佃户们近日常在黎里北边的大王庙内烧香点烛，焚烧甲马，祈祷神灵捕捉地主，战胜官兵。初六日苏州知府平越峰，会同吴江、震泽两知县，率领着藤牌兵、长枪手、鸟枪手再加炮兵，发了近百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奔大王庙。一到大王庙，知府就命分湖司赵某领兵拆毁大王庙，木头、门窗全部烧毁。进而宣布了江苏抚宪下达的文书，扬言将用大炮轰击，玉石俱焚，将把黎里七十二只圩尽行剿灭。二月初九日，江苏上宪再次命令发兵1000名，带着大炮，进行镇压。官府为刀砧，手无寸铁的佃农是鱼肉，当然只能任由宰割。最后，庞耀采、顾胡子等5人又被逮捕。 佃农激于义愤，他们只是想减免租粮，得到喘息，根本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他们更不会想到地主官僚们会如此狠毒，竟然会操起火枪，甚至推出大炮。一场震惊江南的暴动很快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陆孝中隐避在蝴蜂庙内，官府四处追捕未能获得，于是出高价悬赏。一个礼拜后，有流氓贪图奖赏到官兵处通线出卖。吴江县县令立即上报苏州府，府县两级即密拨枪船十余艘，兵丁一百名，趁夜将蝴蜂庙团团包围，将陆孝中擒获。 最后，发动暴动的三位农民头领陆孝恒、陆孝中、陆阿大，押至苏州，苏州府判令斩首。三月初九日三陆被害，官府将三人首级悬挂在黎里罗汉寺前示众。其余数十人，判刑的判刑，脊杖的脊杖，罚款的罚款，各有惩罚。至此黎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农民暴动惨遭镇压。 吃倒胜家馆 宣统二年（1910），吴江淫雨成灾，全县农作物严重歉收，农民饥不得食，可是地主依然按照原先的定额收取租粮，腐败的清朝政府也继续向人民勒索搜刮，农民们实在走投无路，无法生存了。 农历八月初五，黎里部分乡民聚集起来，大家呐喊着涌到为富不仁之家抢米。二天后，聚集了100多名农民，他们挥舞着锄头、菜刀、木棍，涌到黎里镇上，喊杀连天。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驻于夏家桥南堍赶猪弄的司官衙门，当时司官衙门司官是邵彤枋，农民冲进衙门，司官邵彤枋和儿子邵筱枋早已经逃得不见踪影。灾民们找不到人，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就捣毁司官衙门出气，衙门里的所有木器家具，都碎成了木片，丢到市河里。灾民们又涌到绅士黄沅芷家，这个黄沅芷是绅董，就是绅士头头，一向横行一方，欺压农民，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冲到黄家，同样不见一人，也以乱捣东西发泄愤恨。 那时黎里镇上有一家菜馆叫“胜家馆”，开在周家赐福堂的第一进。本来第一进门厅只是七开间的平屋，太平军退出黎里之后，周家将门厅改建成八楼八底一幢楼房。现在，进入门厅，地面上还残留着好几块青石，仔细辩认，赐福堂原来的门槛与一对抱鼓石的形制，清晰可见。这么一幢楼房，先后成为好几家的的商铺。宣统年间，这里的胜家馆非常有名。平时常备喜庆筵席，也有堂吃，价钱很贵。那时只有地主富商才能踱进去吃吃喝喝。农民兄弟从来不敢进去坐一坐。当时，农民兄弟捣毁了司官衙门和黄财主家之后，趁势涌到了胜家馆，命令上酒上菜，大吃大喝起来。百余名精壮汉子，肚子里好久没得油水了，胃口格外的好，不到一个时辰，就把胜家馆内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吃了个精光。尽管好些农民兄弟，并没有吃饱，但他们只吃专门伺候财主官府的胜家馆，其他店铺则秋毫无犯。 其实，邵彤枋与黄沅芷联合了一批财主，联名具报吴江县衙门告急，县官上报苏州巡抚(当时江苏省府机关设在苏州)。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得报，当即派统领吴嘉禄率领洋枪队100多人赶赴黎里，同来的有吴江县知事。初七日时近中午，农民正好又在胜家馆吃喝。洋枪队吹着号角，蜂拥着由西向东而来。农民们听到号角，出门一看，洋枪队已经冲过了夏家桥，近在眼前。手无寸铁的农民，只得四散逃避，好几个农民兄弟被冲上来的洋枪队捉了过去。再说胜家馆后面就是周赐福的住宅，那里居住着山东历城知府周幕桥的太太，周太太听到前面沸翻盈天的闹腾，忙叫下人前往打探，得知是洋枪队正在抓捕农民。立即命令下人打开自家大门，让农民兄弟进来，到后面的五亩园躲避。洋枪队知道农民们大多逃进了周家，为首的县知事，不敢莽撞，于是晋见周太太，要求追捕。周太太说，刚才进来的不是乱民，都是周家的乡亲。说完，拿过一把椅子，当道坐下，挡在了前面。县知事与洋枪队统领吴嘉禄不敢造次，只好押着十多个农民退了出去。 接下来，司官衙门一带，岗哨林立，处处严防，一时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进出出，传唤的，告密的，戴上手铐的，都有。全镇层层盘查，四乡人人自危。谣言四起，有的说只要到里边说清楚就可以无事，有的说带头造反者将灭九族，有的说司官衙门的官员将要削职，有的说惩处完这起乱子后官员们都将升官。最清楚不过的是，司官衙门贴出通告：凡来报信因而捕获“乱民”者，赏洋100元；洋枪队会同黎里团防局四处捉人，已经捕获20余人了，似乎还没有就此收敛的迹象。事情拖拖沓沓的，鸡犬不宁了一个多月。再说，吴江县知事与吴嘉禄共同处理乱民事件，左右为难。照道理，农民是饿鸡夺食，罪不致死，可是临出发时巡抚有令，对于犯上作乱者，格杀勿论。如果全部释放，无法交差。最后，在亭子桥花园地附近，枪毙了两个人，一是东阳村的，外号叫瘌痢头，一是黑龙甸的，外号叫小和尚。其余有的判了徒刑，有的打了重棍，更多的被罚了款。事后，镇上设立警察局，明为维持治安，实则是用以弹压老百姓的暴动。 这次农民暴动，从八月初五开始到初七日，江苏巡抚派兵镇压平息，虽然前后不过三天时间，不过波及的乡镇不少，当时吴江县其他地方，如北厍、平望、八坼等乡农民都有人前来黎里，串联互通，准备回家乡也搞一搞类似的暴动。 那块《江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苏州府刻于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那是公元1904年，而1904年前后，没有大规模农民抗租暴动的记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黎里的农民抗租活动，从未间断。 附录：《江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文录： 钦加三品衔调补江南苏州府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二级记录十次许为 颁示勒石严禁事。据吴江县绅士周郑表、黄元芝、张鸣驺、汝燮庚、徐世泽、钱崇威，蒯思曾、殷文谟、沈正模、范曾泰、黄福年、蔡甲先、柳念曾、鲍其淦、冯秉钧、徐巨璋、陶耘经、殷葆濬、丁煜、蒯文鼎、徐文藻、徐士诒、柳受恒、陶耕经、汝仁龙、蔡寅、张履、徐康、王嘉珍、王靔培、王锡田、蔡祖铿、陶仁恺、丁玉墀、金东清、金昌年、鲍其煌、毛林麟、陈兆麟、顾久贤、李思永、金寿榕、蔡福潮、蔡维城、王桂良、陆圠鸿、朱祥麟、邱敬承，金寿祺、丁士坚呈称：窃绅等薄有田亩，坐落吴江县治，给佃耕种，良莠不齐，人情疲玩。租风之坏，倍于从前，刁顽之户不得不禀请比追。詎近来奸计万端，每届秋收登场，赶砻出粜，不剩颗粒。避匿他境，提追无从。芒种之后，回家播种，业户恐妨东作，无复顾问。年复一年，刁佃视为得计，迨至秋收，仍施故技。他佃闻风兴起，日甚一日，纷纷效尤。甚至禀请提比，佃则躲避，耸令白头亲老、幼稚妇女，出头蛮霸，寻死觅活，百计恫吓。土客民教混杂。在教者幸经神符司铎主教函请，如有藉教抗租，照例送请比追，不致公然挺比。惟客佃开垦，或有借本垦种，秋收之后，携资脱逃。土著越境躲避，请追无从。或有到案之后，偶尔因病不及请保在押身故，或佃属因病死者，或因他事短见者，适催租者到门，该佃属即藉端纠集无赖，或抬扛尸骸，或扶佃属亲老到业主家，百般逞凶，毁抢诈扰，甚至有掳捉业主、司帐勒赎，虽经禀办，贻害匪浅。更有绝不干涉之产亡痘疡，任意牵拉硬砌。种种恶习，莫可言宣。环求颁示，勒石永禁，俾挽颓风而全租赋等情到府。据此，刁佃藉端诈扰，图遂其吞租之计，殊属可恶。除批示并行县一体示禁外，合行颁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吴江县各区各圩农佃圩催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业户置买田产，衣食课赋，皆须取给于斯，额外既不能取，亩额内即不任短少。即该农佃等，一家数口，虽云自食其力，而思源推本，究从业田而来，抗欠已属不应，何可别施刁狡！自示之后，务当激发天良，各安本分。每届刈获登场，即将名下应完租籽，赶紧依限清缴。庶业无催追之烦，佃无比枷之累。倘再仍前，顽抗以及藉端诈扰，或扶病人，或扛尸骸，或因妇女产亡、小儿殇夭，辄向业主逞凶噪闹。种种不法情事，一经本府访闻，或被业主指禀，定即照例从重严办。圩甲串庇，并于加等惩办。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叁拾年贰月廿二日示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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