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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考秀才 光绪廿八（1902）年，柳亚子（1887－1958）15岁周岁，在父亲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当时称为“考秀才”。  （6.3.24少年柳亚子） 清代的秀才考试，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必须有二位担保人，一位是本县的廪生，一位是本县的学官。满清王朝规定有些人家是不允许考科举的，比如娼、优、隶、卒。娼，主要指开设妓馆的人，也就是龟奴和老鸨。那做过妓女，后来从良，所生的儿子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优，就是唱戏的，即使是名伶，名气大，腰包鼓，但他本人及儿子都不得参试。不管是唱京剧、昆剧、地方戏的，还是北方唱大鼓的，苏南唱评弹的，耍杂技的，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隶，就是贵族人家的家奴，大多是卖身的或投靠的，还有一些属于雇佣性质的老仆、官员的跟班及其服役者，本身与儿子也不得应试。只有女佣属于特例，她们的儿子可以参试。卒，就是为官员服役之人，主要是差役、捕快、地保、甲头（叫花子的头头）、更夫之类，他们及其儿子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与卒有些类似，又有所区别的是吏，就是书办或者师爷，他们自身与子弟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担保者就是需要证明所保童生三代清白，不属上述违禁之人。此外，清朝还有一些列为贱民、堕民、流民的，也在禁考之列。在黎里，起步于梓树下的陶家，因祖上有人担任过太平天国的乡官，被清政府列为贱民，明令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柳亚子在他的回忆录《五十七年》里，专门谈到自己的好友陶亚魂，由于无法在吴江参加秀才试，只好通过关系“冒籍”杭州，才考得了仁和县秀才。陶亚魂“冒籍”是很危险的，一旦被人告发，不但秀才要除名，而且还要追查保结者的责任。 那一年，柳亚子的舅舅费仲深，同里的任味知、钱颂文，盛泽的郑咏春、郑桐荪都前往吴江参试。当时同里的金松岑与陈去病等廪生，为了给童生出具保结而来到县城。柳亚子的廪保是金松岑，官保是县学教谕，由两位保人引领着向县礼房报告，填明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同样，任味知本是同里镇“王金范任”四大姓之一任兰生的儿子，他是退思园的第二任主人，任由陈去病作廪保，与官保一起陪同填写了礼房要求填写的一切。 开考前夕，柳亚子与居于同里镇的舅舅费仲深，一起寄居到吴江城内一位亲戚家里。县试由宗能述知县主持，时间安排在旧历元宵节后二天，县试要考三个整天，每天都从早晨开考到傍晚结束，中午只能自带干粮点心充饥。头场开始，天还没有大亮，全县600多考生就都进场了。考场的规矩比较宽松，人人都带着一个考篮。柳亚子带的考篮，分为三层，上层安放笔墨纸砚，中层放着《诗韵集成》等应考必备书籍，下层放的是食物水果。进场后，柳亚子同费仲深、钱颂文等几个熟人坐在一起。考到中午时分，钱颂文拿出油鸡酱鸭来，给了柳亚子一份。柳亚子一不小心，一大块油鸡落在了考卷上了，油渍斑斓的，这下可坏事了，污损考卷别说不取，还有被指责斯文扫地的可能。好在陪同颂文前来应考的长辈，在衙门内有熟人，悄悄地为柳亚子换了一份新卷子。本来，柳亚子有交头卷的可能，头卷称为“红卷”，颇受判卷老师的关照，可是就因为这一失误，这头一场就失去了头卷的可能，接下来的二场和三场，他不再想得那个“红卷”的了。总算顺利过了场，头场是费仲深第一，柳亚子第二；第二场柳亚子第一，费仲深第二；第三场，又是费仲深第一，柳亚子第二。为了名次问题，宗能述知县，还特地接见了柳亚子，说舅甥俩的名次高下，实在难以决断，各有各的长处，不过，因为舅舅毕竟是长一辈，县试的案首，就取费仲深了。让柳亚子屈居第二，柳觉得这没有什么，很高兴地点头答应了。 县试之后是府试，要到苏州府去考试，主考是苏州知府。当时苏州是江苏省的省城，清制督抚不得同城，因此两江总督驻地南京，江苏省巡抚驻于苏州。省下设府，府下设县，苏州一府，下面设有九个县，长洲、元和、吴县，称为上三县；常熟、昭文、吴江、震泽、昆山、新阳称下六县。上三县中长洲是首县，吴县是大县，两个知县，往往互相不买帐。据说每年八月半，两县的城隍老爷出会，双方的仪仗队争道抢行，各不相让，甚至大打出手。因此至今还留有“长洲不让吴县”一句俗话。到民国，长洲与元和两县合并为苏州市，吴县单立成县，其余六县，分别归并为常熟、吴江、昆山三县。苏州市面积不大，原本只400来平方公里，1995年，吴县归并苏州，分成南北二区，南区称吴中区，北区叫相城区。2012年吴江市改称吴江区，也归并了苏州，现在的苏州市面积扩大到2700多平方公里。言归正传，苏州的考场，称为贡院，在葑门内双塔寺前，双塔细而高，就像两枝毛笔，冲天而立，苏州人都说是吴下文风的象征。苏州一向尊重读书人，对于考生，称为“相公”“考相公”。贡院周边都是寻常人家，每次汇聚大批考相公，使得寻常巷陌顿时热闹起来，形成“考市”。外地考生一般都要到贡院附近租赁考寓，为的是及时进入考场。贡院一带的人家，多半将自家房子临时出租给考相公，房子宽敞的自不必说，好些人家专门腾出住房给考生，自己一家借住到亲戚朋友家去。不但腾出房子和床铺，还为考生们代办饭菜。府试再加院试，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县试，这里只有长元吴三县，谈不上如何闹猛，到了府试和院试，贡院周边可就热闹了，涌来了大批临时书铺和文具摊，有租借人家墙门间的，也是搭个简易棚的。有的竖起几个木书架，排上书籍，有的架起几块木板，套上兰布套子，上面放书。书籍之外，还有笔墨纸砚、卷袋卷夹、墨匣笔匣、诗笺信封。洋蜡烛也是必须的，有些考生时间来不及，照规矩可以点一支蜡烛，蜡烛点完，必得交卷。再就是临时菜馆、小吃摊点，甚至算命的测字的都来轧闹猛，都来掏考相公的腰包。 柳亚子与舅舅费仲深，就在双塔附近的定慧寺巷内，租赁了一个人家的居室，讲明用府试与院试两次。这人家也是习惯了这宗生意的，全家移居他处，将床铺桌椅条凳，尽数腾让出来，每天代办饭菜。其中有一道菜是餐餐必备的，那就是芹菜。芹菜与考秀才扯上关系，全是因为《诗经》上那“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句子，泮水，不论是县学、州学或府学，都有一条半圆形小溪环抱着，这条小溪专名“泮水”，考上秀才，旧称入泮，所以吃芹菜就成为入泮的佳兆。尽管主家备办的芹菜老得很，咬都不咬不烂，但长辈们逼着柳亚子他们非吃不可。 府试与县试相仿，宽松得很。县试削去了一批考生，府试再次削去了一批。但总的说，县府二试削去的考生不多，不到三分之一。院试，才是正而八经的一场考试。院试，俗称道考。清代初期，主持这场考试的称学道，因而有了道考之名，后来学道改名学政，称为学台衙门、提督学院，因此又称院试。 院试相当严格，需要带入考场的考篮，必须安有网眼，半透明的，一眼可以看到里面存放的每样物品。院门开考前，有专人检查，片纸只字，不准带入。有时还要搜检全身，遍体扪索，甚至解开衣服，连鞋子也要脱去检视。那年院试出的题目，与往常一样是两个，一个已冠题，一个未冠题，未冠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些。所谓冠，就是弱冠的简称，弱冠就是20岁。20岁以上的考生，只能做已冠题，不到20岁的考生，两个题目可以选做一个。舅舅费仲深只比柳亚子大3岁，照例他们二人都可以做未冠题的，不料，舅甥俩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已冠题，而且发挥得都不差。 院试三场考下来，舅甥两人都考上了。在秀才排名榜上，吴江县总共录取20人，费仲深是第五名，柳亚子列名县榜最末一名，因此柳亚子戏称自己是“背榜秀才”。同里的任味知、钱颂文，盛泽的郑咏春、郑桐荪，即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的两位兄长，都因“额满见遗”。一般说，额满见遗是一句讳饰语，其实在那时却是一句大实话。清朝末年，地球上天上飞的有飞机，地下跑的有火车，而中国高智商的读书人，还在死抱着四书与五经，这可怎么得了。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清廷终于同意用十年时间，创立新式学校，逐步缩减科举名额，最终让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吴江县是一个大县，每年的考生都在600至800人之间，按照往届录取秀才的名额，都在30至40名之间。可是，1902年秀才考试，参试仍在600人上下，录取秀才却已降到了20名。 当时，苏州有个“六局”，专门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之事，吴江各大镇也有类似的机构。吴江县秀才榜刚刚在县衙门口张挂出来，各镇马上就有一批人忙开了。这次黎里考上3名秀才，一个20多岁，另一个则30多岁了，都做了多年的老童生，现在终于有了身份。年龄大，再加家境贫寒，没有油水可捞，只有柳亚子了，才15岁，又是当地富家公子，当然大有油水了。于是一帮子人吹吹打打向居住在浒泾弄西侧的寿恩堂柳家报喜来了，将一张大红纸高高地张挂在堂屋正中，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捷报贵府柳慰高少爷高中苏州府吴江县学第廿名生员”。这柳慰高其实是柳亚子的谱名，亚子一名，是后来才有的。报喜人讨得赏钱之后，马上又到柳家的亲戚、老师家一一报喜，再讨赏钱。 中了秀才，一般人家，特别是富有的人家，都要请酒、开贺。年龄在16岁以下的新秀才大多需要排出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似的骑马游街，鸣金喝道，四出拜师长拜亲戚。柳亚子不到16岁，家道殷实，当然必须庆贺一番。那天，柳亚子身穿盘领长衫，头戴方巾，脚蹬长靴，这是明朝传承下来的秀才服装，普通百姓是不可以穿戴的，有个专称叫蓝衫。家人还在柳亚子身上斜披了一袭红绸，腰间挂满荷包，两颊敷上一层薄薄的粉，好风流的一位白面书生啊。前有仪仗队开道，一道道彩旗，五色纷披，称为“竹筱旗”，旗上书有“三元及第”“一路连科”等口彩语、祝颂语。柳亚子乘坐的那座轿子，由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从浒泾弄向西，折北到达城隍庙，然后往南至接挂桥，经下岸向东，跨青龙桥到上岸，回到寿恩堂。沿途不时停轿，抢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擎起一个彩绸扎成的“龙门”，请新秀才柳慰高穿过龙门，昂首阔步前往拜见老师，拜会亲戚，鼓乐阵阵，高升呯呯啪啪，鞭炮必发必发，人声鼎沸，一片欢腾。一连三天，柳家大摆酒宴，接待满座高朋。 秀才是俗称，真正的名字叫生员。这是功名的起点，以后，具备了乡试资格，乡试中式，就是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全国的会试，考中了就是贡士，贡士一般不再黜落，再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然后确定名次。一甲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的第一名称传胪。举人的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的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的第一名称“状元”，这三次考试都得第一名的就是读书人最最荣耀的“连中三元”。封建时代，进士的前三名，最为朝廷看重，宰相多半从中选任。因此，民间有“秀才乃宰相之根苗”的一句俗语。 在封建社会，秀才有诸多的特权，这也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追求的。首先，可以免除徭徭。明清两代，每家每户都要为官府服徭役，或者折合成银两上交，假如政府不要钱，那么就必须服役，秀才则可以免除徭役。其次，秀才可以免掉田赋。一般能够考上秀才的，家里总有一定的田产，田产每年都必须交纳田赋。考上秀才，可以免除一定田亩的赋税。在明清两代，徭役与赋税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一个农家，如果不出一二个秀才，那么肯定要被沉重的徭役与赋税压垮。秀才还有政治上的待遇，比如见到知府以下的官员，只需拱手作揖，口称“老师”或者“公祖”即可，而平民百姓则必须下跪，口呼：“大老爷”甚或“青天大老爷”。在旧社会，老百姓犯了罪，必得戴枷锁，打屁股。秀才不受身体刑罚，假如有所犯罪，须得老师（学官）处罚，一般就是打手心。犯了重罪，那么必须开除功名，然后才能用刑。秀才还有一项权力，那就是督察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职权吧。 当然秀才也分等级。刚刚入学的秀才，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就是说这个生员获得了入学资格，可以到县、州或府的学堂里读书，但学额有限，暂时还不能入学。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升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正式获得了入学读书的资格。最高一级的是“廪生”，廪膳生员的简称。生员每年都要参加县或州、府的考试，多次名列前茅者，升为廪生，由政府发给一笔薪米补贴。这补贴费由于物价的变动，难以得出准确的数字。根据有关资料，清朝廪生，每年的补贴相当于两名兵丁的俸银，可见不是小数目。因此，出身穷苦的秀才，只要他努力读书，升为廪生，不务农不经商也不做工，妻子儿女可以勉强生活，所靠的就是这份薪米补贴。 黎里镇在康熙五十四年，有个叫陈时夏的创建了黎川学舍，后改名禊湖书院。接下来，黎里“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姓及其他富有之家，不断对书院修建扩建，还储备了一份膏火银，其主要用途，一是授课教师的脩脯，二是生员们的膏火。脩脯，说白了就是教师的工薪。膏火，相当于奖学金。苏州府有三个学院，正谊书院、紫阳书院和平江书院。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主要考经解，有时也考诗赋。秀才去参加考试，当时称为“驳膏火银”，考一等的能够得到二两银子，这在当时，二两银子足够一个人一个月的开销了。黎里的禊湖书院，同样每月开考，不光秀才可以考，童生也可以考，据老一辈说，当时黎里的童生考得一等的，可得七钱银子，二等的可得五钱银子，可见当时书院对读书人的优待。因为禊湖书院的存在，黎里考科举的学子日益增多，为黎里镇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 秀才除了考举人中进士的出路之外，还有一种出路，那就是被选拔为贡生。贡生，名义上是贡给朝廷的优秀生，他们拥有了升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可以参加朝廷举行的特设的考试，考上后，直接授官。同中举人中进士的“三考里出身”者，一样是正途出身。柳亚子的曾祖柳时安，就是贡生出身，通过吏部的考试，出任教谕之职，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柳亚子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没有跻身禊湖书院去驳什么膏火银，再说，仅仅3年不到的时间，科举制度就消亡了，柳亚子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结识了一批激进的人士，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称自己为“双料的革命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大道。 柳亚子文明结婚 1906年初春，柳亚子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又参加了光复会，自称是“双料的革命党”。当时，他与爱国女学的L女士（柳亚子《五十七年》中以英文字母“L”称代这位女士）产生了感情，相约结为革命伴侣，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自身。 早在三年前，柳亚子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盛泽郑式如的女儿郑佩宜订了亲。封建社会，男女结合，都是“盲婚”，柳亚子与郑佩宜两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面，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柳郑两家将儿女结婚的日子都选择好了，是农历丙午年九月初二。柳亚子在朋友陈陶遗的帮助下，决定抗婚，避到陈陶遗家乡松隐藏了起来。这可急坏了柳郑两家，柳家派出了柳亚子从小最为敬畏的大姑母，将柳亚子搜索了出来，一番唇枪舌剑，摆明了利害关系，最后姑母使用了激将法，说敢不敢到到盛泽郑家去小住几天，会一会郑家三小姐？柳亚子一听，想想自己是双料革命党，难道怕你们吃了不成，去就去！大姑母可真是有心计的人，她找到了L女士，认作义女，保证义女以后的一切都将由她妥帖安排。 柳亚子来到盛泽郑家，见到了未来的岳父郑慈谷。这郑慈谷，字式如，决非等闲之辈，他性情纯厚，思想活跃，喜欢结交宾客。戊戌维新之后，为了拯救国难，他提倡实业，创办商会，为众人推举为商会会长，为丝绸重镇揭开了新商业史的首页。同时，他在盛泽首开兴学之风，在自己家里创办了郑氏小学，是盛泽镇上第一所新式学校。郑式如元配王夫人，生二子一女，长子郑咏春名传，次子郑桐荪名之蕃，女儿郑佩宜名瑛。郑佩宜小柳亚子一岁，三岁丧母，由祖母抚养成长，天资聪慧，个性很强，待人接物委婉有礼，在郑氏小学内，她旁听哥哥们的课，放学之后，又请教两个哥哥。新式学校的教育，奠定了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基础。 在郑家小住的几天里，柳亚子和郑佩宜很自然地会面，交谈。柳亚子感到这位未婚妻聪慧秀丽，端庄大方，知书而达礼，最最重要的是，彼此间竟有着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非常感谢，天作之合，中国的月老居然为柳亚子系对了红头绳。 1906年10月19日，秋风送爽桂子飘香，柳亚子与郑佩宜在盛泽郑宅举行了吴江破天荒的“文明婚礼”。大凡结婚，只要不是赘婿，婚礼总是在男家举行，可柳亚子的婚礼却偏偏在女家。由此可以想见，柳亚子、郑式如，还有两家的其他家人的思想见地。 吴中旧俗，新郎可以穿戴明代七品官的服饰，官袍玉带，帽插花翅，直到而今，苏南一带还将新郞称为“新郞官”，此典就出于此。按照旧俗，新娘头上要戴一种翠珠装饰的“头面”，盖上四方红巾，这方巾直到洞房里才能由新郎揭掉，俗称“挑方巾”。婚礼进行时，新郎新娘要在红毡毯上行三跪九叩大礼，一拜天地祖宗，二拜高堂父母，再夫妻对拜，参拜结束，新郎用一根红绸带将新娘引入洞房。这里面的繁文缛节还有很多很多。柳亚子与郑佩宜的婚礼不用跪拜，只是鞠躬。柳亚子身穿长袍马褂，郑佩宜不戴头面，不盖四方红巾，身穿红色衣裙。婚礼开始，一对新人同时向长辈行三鞠躬，然后互相三鞠躬，礼毕赴宴。这文明婚礼开了全县风气之先，人们争相观看，门庭如闹市般拥挤，轰动了全镇，也震动了整个吴江。  （6.3.25 1906年柳亚子郑佩宜结婚时与母亲费漱芳太夫人合影） 新婚燕尔，柳亚子在郑家住了一个星期，重阳佳节，柳亚子才偕同新娘一同返回黎里。满月以后，柳亚子去上海，母亲和夫人一起陪同前往。在上海，柳亚子写了一封信，约L女士前来见一下面，结果L女士回信说功课忙，走不开。不知是得知柳亚子新婚过于甜蜜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那热辣辣的恋情迅速降了温，两人的关系到此结束。最近，经柳亚子的孙子柳光辽先生考证，L女士姓陆名灵素，后来嫁于江南义士刘三，夫倡妇随，双双参加南社，成为南社骨干，都是柳亚子的好朋友。 柳亚子与郑佩宜结婚50余年，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弥笃。在柳亚子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崎岖坎坷的一生中，佩宜夫人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既是贤内助又是革命伴侣。1945年9月郑佩宜58岁寿辰，柳亚子特地为她撰诗了二首七律，其中第二首很有代表性，引录如下： 怀抱平生马克思，最难燕妮共艰危。苍生满眼成何济，青史他年已有辞。 黻佩未能偕负戴，风云还拟仗鎡基。何当奋我垂天翅，安稳双栖到凤池。 在诗中，柳亚子说自己崇信马克思，把佩宜夫人比作马克思的燕妮夫人，表达了对佩宜深深的恩爱、敬重和感激。  （6.3.26“平生不二色”印文） 婚后不久，柳亚子把“平生不二色”一语，请人刻成了一方印章，作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这方印章表露了柳亚子先生的生活道德，表露了他在恋爱、婚姻以及对待异性方面的准则。当然这里的“色”字不仅仅是指女色，这里的“色”应当有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国家和人民，也就是柳亚子先生一生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而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这将是另外的一个研究专题。 顾悼秋与缆船石 中华民国元年，黎里镇东北侧的驳岸正好重新修筑，那里需要安排几方缆船石。当时，居住在驳岸对岸的南社社员顾悼秋，有感于民国肇造，心潮澎湃，总想在家乡留下一点印记。他想到，南社社员沪军都督陈英士，举起了那面激励民心的五色旗，攻下了江南制造局，宣布上海独立，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大功，中华民国成立前夕，陈英士等人又力争将五色旗确立为中华民国国旗。为此，顾精心设计了一颗五色旗缆船石图案，找到了南社主帅柳亚子，征求意见。柳亚子一看，非常赞同，二人一起请了当时的石匠师傅，雕成了一眼“五色旗”缆船石，安置在了市河的驳岸上。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玩弄权术，大耍阴谋，篡夺了大总统的宝座，袁氏又欲壑难填，处心积虑复辟帝制，妄图爬上洪宪龙椅。每年正月十五，全国百姓都要过元宵节。袁世凯心中老大的不舒服，元宵，这不是“袁消”的谶语吗？于是秉承袁世凯旨意的几个爪牙，马上通令全国，元宵节从今起更名为元夜节，用“袁爷”替代“袁消”，马屁拍得应天响。全国有头脑有见地的读书人听了，无不嗤之以鼻。黎里镇有五个南社社员最为相知，人们称之为“黎中五子”，他们是顾悼秋、朱剑锋、朱剑芒、周云和沈剑霜。面对袁世凯种种行径，五子反感之极，他们都爱酒好喝，特别是这个顾悼秋，自取别号神州酒帝，周云则取号酒痴，五子会聚一起，每每一边喝酒一边吟诗，醉眼朦胧之间，不仅口出狂言，更笔落手撰。 乙卯年(1915)元宵节，顾悼秋在家里用家酿宴请四位好友，酒过三巡，神州酒帝发话说，有二件要事相告，一是他想在黎里邀请部分南社成员成立酒社，二是设想雕刻两颗酒爵缆船石。 大家请顾悼秋说说他成立酒社的计划。顾悼秋自认文弱，抡枪使刀，非己所长，也非在座诸位所长，因此他说：我愿长醉不愿醒，有酒壮胆，还能说几句真话，还能书写几首讽时嫉世的歪诗。大家一致同意悼秋的倡议，一则悼秋在五人中年纪最长，二则酒量最宏，一致推他为酒社社长。不过，顾悼秋觉得，酒社的社长，应当请柳亚子来担当。这一年的秋天酒社成立，柳亚子被推为酒社社长，成员以黎里为主，也有吴县、嘉善和昆山等地的南社社员。 关于第二件雕刻酒爵缆船石的事，顾悼秋说自己一直爱好收藏，其中酒器收藏最为丰富。这，其余四人也都知晓，只是要求悼秋详细说一说。悼秋没有回答，径从里屋拿出了珍藏有年的一对酒爵，说将在自家的河桥上雕刻这么两个酒爵作缆船石。民国元年，为了铭记民国的建立，有五色旗缆船石之作，现在为了切记袁世凯复辟的印迹，就将这酒社的印记刻上缆船石。袁氏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螳臂挡车，不久的将来，袁氏肯定不得善终。一对酒爵缆船石，不会太过显眼，不过它将记录下袁氏这丑恶的历史，众人一致称妙。 五色旗缆船石的雕刻，显示了黎里的南社社员冲决封建藩篱的觉醒，积极要求参政、议政，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可是这酒爵缆船石，决定是决定了，顾悼秋一直没能找到机会雕刻并作出安排，直到顾氏谢世。2012年，黎里古镇管委会成立，认定这些缆船石是解读江南水乡的密码，由这么一个小小的视点入手，可以挖掘到水乡古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准备设计并雕刻一批缆船石，其中包括顾悼秋当年想刻而没能刻成的两个酒爵。 黄祥泰典当遭抢 民国十八年，黎里黄祥泰典当遭到太湖强盗抢劫，当时的老百姓编造了一则民谣：“三月十三，华字末台。来了一群光蛋，黄祥泰老板倒霉。”光蛋，其实是太湖强盗；黄祥泰，黎里著名的典当。 黎里镇素有“九当十三车”这么一句老话，是说全镇有13个榨油作坊和9爿典当。九爿典当中最有名的典当要数祥和与祥泰两当。祥和俗称西当，祥泰俗称东当。东当祥泰典当是安徽来的黄老板开的，始于清代道光年间，老板精明，善于经营，因而日益兴盛。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黄祥泰典当位于现在黄祥泰弄西，一幢五开间五进进深的楼房。开设典当，获利最丰，黄祥泰典当在黎里更是首屈一指。老板知道，典当最怕的就是火灾和强盗，因此黄祥泰典当十分注重防火和防盗二项。 先说说黄祥泰典当的防火设施。 祥泰典当第一进是三开间楼房，楼下中间一个石库门，双扇铁皮大门，配上狮首铜环，满门铜钉，一尺来高的门槛后面是一条石板甬道，甬道尽头又一道石库门，走过石库门，后面东半为楼房，西半为天井，东边楼房下供奉一尊关云长像。整个当铺内是绝对禁止烟火的，唯独这里，日日有供奉，天天上香烟。关云长死后，尊称为关公，关圣，被作为武财神供奉。且看这位武财神左右的对联：“功成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不知从何时起，关云长的三分鼎与一部书，居然与招财进宝扯了关系。不能免俗的黄祥泰典老板将武财神安排在这里，是动了一番心思的，这里自成一角，不摊任何杂物，同时派有专人照看。 穿过西边狭长的天井，是第三道石库门，过门，才正式进入黄祥泰典当。迎面一排五尺高的柜台，当铺的柜台是360行中最高的，柜台里面的人总是居高临下俯视来客，给上门当当头的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威压。祥泰典当里的朝奉，多数来自安徽，最多时有五个。他们负责收质各色衣服、金银首饰，还有铜锣锡器等等杂件，看货定价，面无笑容，黎里当当头的贫民都叫他们“徽壁板”。 黄祥泰典当前后五进，朝奉接货的这一进，是第二进。后面还有三进，全是楼房，满满的竖立着木架木柜木抽屉，那是存放货物用的。五进楼房每一进都相对独立，楼房与楼房之间砌着高高的封火墙，中间以石库门封闭。每个天井里，都安有两口太平缸，其实就是硕大的荷花缸，有荷花时盛满了水，没荷花时也盛满了水。在没有消防龙消防车的时代，一个荷花缸就是一个灭火器。一旦失火，荷花缸里的水可以对付一下；万一烧起来，封闭的各进，还能对付一时半会的，至少不会立马火烧连营。 再说说黄祥泰典当的防盗。 整个祥泰典当，犹如一个封闭的长方型小城。四周墙基清一色的青石，垒筑到一米左右。再上是踏扁砌的墙头，厚度超过50厘米，据说是用糯米浆拌石灰砌成的。东西两面的外墙，比一般大户人家的封火墙高得多。这样的墙体，掘壁洞的盗贼无计可施，想从上面攀爬的盗贼也只能望而却步。在这个小方城的东墙中段，建有一个三层木楼，是全镇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当铺各进各处，尽收眼底。黄老板专门安排更夫，在此巡更守夜。晚清时期，地方不靖，黄老板购买了枪支弹药，增加巡视防卫。 民国元年，黎里在夏家桥东下岸设立警察所，维持治安。不久，袁世凯窃取总统大位，妄图登上洪宪皇位帝，结果仅仅83天即一命呜呼，接下来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吴江县加强了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民国十二年，江苏省水警厅所属第三区成立的水警部队驻扎在黎里镇西栅，加强水道的武装巡逻。民国十六年，黎里警察所升为公安分局，设分局长一人，书记一人，招收了20多名警察。黄祥泰老板为了当铺的安全，有意与水警部队与公安分局的头头打交道拉关系。那黎里公安分局局长陆长生，家居就在黄祥泰典当后面，黄老板隔三差五的与陆长生局长套近乎拉关系。 典当在那个时代是最为赚钱的行当，他们有着严格的内部分工，也有一整套赚钱手段。 黄老板是当铺的财东，他聘有一名总管，这名总管精通业务，掌握财权、人权、营业权。民国时期的总管，称为总经理，那时忙不过来，往往再聘襄理。据老一辈说，民国十年起，业务实在多，祥泰典当襄理就有二人，一人管帐一人管钱。襄理与总经理三人，白天在第五进楼上当值。两名襄理，还须轮流“明看夜守”，也就是白天上班，晚上住夜值班。 下面有管包先生与管饰先生，管包先生负责每天收质衣物，由学徒打包，存放到指定的橱柜中；管饰先生负责将每天收到的金银玉器，存放到特定的抽屉里。管包与管饰二位先生，地位仅次于襄理，相比而言，管饰先生的地位略高一些，薪金也要高一些。第四种人为朝奉先生，黄祥泰典当一般有朝奉3到5人。朝奉是直接面见当当头的平民的，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收当”和“议价”。所当之物，不论是金银首饰，还是衣服杂件，总是“当半价”。一件首饰按市场价，可值10块银元，在朝奉先生嘴里只有5元，有时还要当场扣除一定的压箱费。所当物品，一般从6个月到18个月为期，利息大多是每月2%。如果过了期限，那么所当之物就被“没”掉了，典当可以按市价出卖。 除了上面这些成员外，黄祥泰还有常用的六七名学徒，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衣服打包，为朝奉先生寻包，晚上住夜看守。学徒们都在熬资格，等待升迁，升至管包或朝奉。典当中还有伙夫和更夫，伙夫负责烧饭做菜，伙房在第一进；更夫在更楼上负责守夜值班。 典当总是赚钱的，黄祥泰典当更是川流不息，财源滚滚。可是树大招风，黄祥泰典当遭到了太湖强盗的注目。 民国十八年三月，黎里华字村上演春台戏，自三月十一开始，连演三台，到三月十三（公历4月23日）是最后一台。那天，华字村及黎里的街道上混进了一百来号陌生面孔，戏文刚刚开场，一百多人全部窜到了黎里镇上，亮出了各式短枪；后长荡好几条船上跳出了十数条汉子，端着长枪，还有两挺轻机枪。原来这一百多人，都是太湖强盗，他们用两挺机枪分别封住了水警队与公安分局的大门，其他强盗亮着家伙，直奔各家商店。顿时，全镇所有店铺的排门板呯呯啪啪，乱响起来。黄祥泰得知消息，急忙想关大铁门，可是门口早有几个光着脑袋的家伙，抖着短枪，射出了好几发子弹，枪声刚过，大批强盗就涌进了当铺。 街道上，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所有的行人，都往弄堂里钻。一个手提长柄提篮叫卖的中年妇女，不幸为流弹击中，倒地身亡。太湖强盗是直奔黄祥泰而来的，西当及其他商店，虽然也遭到了抢劫，但损失都不大。黄祥泰可就惨了，所有的现洋、金银玉器和值价的毛皮衣服包裹，一扫而光。数十名强盗从黄祥泰出来，有用口袋装的，有手里捧的，也有肩上扛的，耀武扬威的，一半往镇西牛斗湖，一半奔后长荡而去。 再说，就在黄祥泰门口的高廊棚下，有个挑骆驼担的，平望人姓张，天天在这里卖馄饨。这天，十多个预先混到这里的强盗，向骆驼担赊馄饨吃，说等会儿再汇钞。馄饨担没办法，只得让他们赊帐。开抢之后，骆驼担闪在一边，没有逃跑，当他看到几个捧着抽屉的强盗出来时，壮着胆子向他们要馄饨钱。其中一个强盗高叫一声：“给你，张好了！”骆驼担将衣服的下襟提将起来，强盗把抽屉一倾，哗的一声，倒出了一批金银玉器。从此以后，骆驼担消失了，据说他迁居到浙江某地去开饭馆了。再说，杨家桥附近有十多个叫花子，看到强盗急匆匆而来，齐声高叫：“行行好！行行好！”结果其中一个家伙随手从抽屉里抓了一把，扔了过去，听叫花子还在叫，又抓了一把，又一扔。这两把扔过去的都是金戒指，叮叮当当的，有几个在杨家桥的桥石叮了几下，蹦到市河里去了。事后，两只网船在这里扒螺蛳，扒出了这些戒指。当时黎里市行政局长毛淦生知道了，带领手下，勒令两只螺蛳船将戒指缴出来。螺蛳船没有办法，只得拿出来，后来毛淦生用这笔钱将杨家桥修建了一下，也算是为黎里的市政建设做了一件实事。 黄祥泰典当遭到太湖强盗抢劫，惊动了吴江县与苏州市当局，急急下令全力查办。同年6月6日，吴江县警察局，抓住了太湖强盗的两名头子，吴大金子和吴大壳子。关押在县警察局内，让黄祥泰老板他们去辨认。黄老板们从来没有与这两个匪首照过面，怎么辨认呢？仅仅14天，1929年6月20日，草草结案，吴大金子和吴大壳子就被匆匆的枪毙了。 捉来的匪首是枪毙了，可是被抢的财物呢，根本无人提及。黄祥泰老板遭此一击，一蹶不振，从此关门歇业。后来东当虽然仍旧叫祥泰典当，但老板已经不姓黄了。再说公安分局陆长生，三月十三清早，他照例拿上自己的一把紫砂茶壶，去顺和春茶馆喝早茶，堂倌提着铜壶，揭开壶盖，一道白水直冲过来，只听“啪”的一声，紫砂茶壶竟然一分为二，陆长生连声惊叫，不好，不好！堂倌连忙拿来了把好茶壶过来，再次为陆局长冲茶。但陆局长心神不宁，似乎有什么不祥预感。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他刚刚踏进公安分局，就被机枪封在里面，动弹不得。东当遭抢之后，陆长生受黄祥泰老板之托，请求上级追查赃物。上级说，陆长生身为分局局长没有起到维持治安职责，手下招募来的警察，也都是只吃粮不管事，大部分被遣散，甚至有人认为陆长生充当了太湖强盗的内线，事后分得赃款，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陆长生被削职了事。从此，黎里流传着本文开头的那一则民谣。不过这个民谣，另有这么一个版本：“三月十三，华字末台。来了一牵光蛋，陆长生局长倒霉。”（此文部分资料由费新生先生口述）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