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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次审判对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卫亚太与世界和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法官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南京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无暇他顾的困难情况下，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法西斯战犯的刻骨仇恨，团结战斗，代表中华民族参加了这场伸张正义、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庄严斗争，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名法学家倪徵［日奥］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经与受降诸盟国进行磋商后，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审判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组成，于同日开始工作。  （4.12.1倪徵［日奥］） 东京受挫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出了司法官员，选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作为东京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向哲浚为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 梅汝璈和向哲浚带着秘书到达日本东京就职，还未参与工作，就差一点退出审判法庭。原来各国约定，法官的座次按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决定，这样中国法官就与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著名律师韦勃爵士一起，处于中心位置。不料开庭前，英国和荷兰代表竟然要求把他们的座位排到中国的前面，也就是他们要处于中心位置。梅汝璈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座次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于是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滔滔不绝据理力争，畅谈了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声明决不允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会上列强欺辱中国的事件重演。假如要移动座次，那么中国司法人员只能退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强硬的态度迫使西方法官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梅法官最后还是坐到了原定那个显著的位置上。 座次问题是解决了，但笼罩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的气氛却实在让人困惑。中国的司法人员明显地感觉到，血债累累的日本甲级战犯在美、日当局的庇护下，态度十分猖狂，竟公然叫嚣：“我们是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是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独立而战，我们没有罪反而有功！” 中国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准备很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差劲，草率！ 远东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各国派遣司法人员前往东京的阵容都相当强大。就拿对日宣战仅仅一个星期的苏联来说，他们计划参加检察工作的人员超过了70名，后经盟军总部调整，才减为30名。诺大一个中国，派出的检察人员区区不过9名。 中国大陆的司法审判一向采取纠问制，审讯提问主要由法官主持，英美采取告诉制或者叫对质制，审讯提问主要由双方律师担任。双方都凭证据说话，证据本身是否合法，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辩论，凡是法官认为不合法或证据无可凭信的，当庭拒收；反之，法庭才予以接受。在英美制度下，律师的作用非同小可。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当时美苏之间的对峙已经形成，美国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拟对日本军国主义严加惩处。因此，允许日本组成庞大的辩护律师团，由日本颇有名气的律师鹈泽聪明、清濑一郞出任日本辩护团正副团长，此外，还有一些美国人充当起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前不久的“纽伦堡审判”，为纳粹战犯辩护的律师，几乎清一色的德国籍，决没有盟国国籍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只规定法庭使用的语言，不提律师的国籍。于是就在日本律师不谙法庭所运用的审判程序之类的借口之下，每一个日本战犯居然配备了一名甚至两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喧宾夺主、态度嚣张，与日本辩护律师团一起，与主张宣判日本甲级战犯无罪的印度等国法官互相呼应，使审判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东京审判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第一阶段，主要审理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中国方面本来没有估计到审判战犯会如此复杂，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侵略者，审判充其量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简直是苛刻。因此东京审判的最初几个月里，正当中国提出主要的控诉事实时，美国辩护律师利用英美诉讼程序的特点，多方阻挠多方留难，中国的检察工作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次，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秦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就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 东条英机因为制造了太平洋战事，袭击珍珠港，美国不会放过他，要处极刑，早已成为定局；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已经有国际难民组织人员、外国籍传教士以及屠杀中幸存的中国受害者作证，因此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日本统帅松井石耕罪责难逃，也是必死无疑。然而，自始策划“九一八”事件，制造“满洲国”等傀儡组织的板垣徵四郞，还有猖狂进行特务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对照“证据法则”来看，似乎还不够确凿。这两个家伙如不处以极刑，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接受重任 梅汝璈忧心如焚，一再电告国内请求增援，要求来人带上确凿的证据资料。没等回音，向哲浚动身回国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部报告，请求立即增员支援。当他得知倪徵［日奥］（1906—2003）刚从美英两国考察司法回来，熟悉英、美的法律程序，立即点名聘请，可是由于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已经明确，只能聘任首席顾问。向哲浚满怀歉意想要作些解释，倪徵［日奥］哈哈一笑，表示自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倪徵［日奥］出生于吴江县的古镇黎里，1919年毕业于吴江县第四高等小学，1923年毕业于沪江附中，因学业优秀直升沪江大学，选读文科，后来转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28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29年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任美国约霍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31年回国，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持志大学、重庆朝阳学院等校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多次出国考察司法制度。他的一生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法”字，教法律、当律师、定法规、任法官，他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中国法制事业，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倪徵［日奥］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法官，长达14年的抗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祸害最深的劫难，苦难的14年岁月，日本帝国主义100万虎狼之师肆意践踏着华夏美丽富饶的土地，中国400万将士被迫奋起保家卫国喋血沙场，1800万百姓惨遭杀戮，1000亿美元的财产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损毁！14年哪，多么漫长的煎熬！而今终于盼来了胜利，盼来了东京审判，倪徵［日奥］时时刻刻都关注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其进展。 倪徵［日奥］接受了聘请，与向哲浚商议，组成顾问团前往增援。可是，当时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正忙于对付共产党，无暇处理东京审判所产生的问题。听说中国法官在东京陷入困境，大多数的官员都不愿涉足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倪徵［日奥］会同向哲浚马不停蹄地奔走，终于聘定了上海律师鄂森和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义，组成了一支精悍的生力军。 危难之际受命，照理应该立即前往东京。可是，倪徵［日奥］了解到，东京检察方面陈诉分为几个阶段，关于中国部分已告一段落。目前正值太平洋战争阶段的审理，中国方面应当抓紧这段时间，多做准备。凭着多年来的经验，倪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一流的对手，他们熟悉英、美的法律程序，要战胜这些不可一世的对手，必须人证物证俱全。英、美司法，讲究的是证据，当务之急是迅速掌握一批能够制服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徵四郞等侵华元凶的罪证材料，最终将这批死有余辜的刽子手送上断头台。 决定了就立马付诸行动，倪徵［日奥］首先走访了曾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秦德纯，秦是国民党第27军宋哲元的部下，出任过北平市长，与十恶不赦的土肥原打过交道，签订过所谓“秦土协定”，秦把自己所知道的土肥原的狡猾和恶行和盘托出。当倪徵［日奥］问到东京审判的情况时，秦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情况严重，倪徵［日奥］感到土肥原贤二是一头狡猾的狐狸，他在侵华战争中历任日本军方重要职务，但他一直躲在幕后操纵，总是隐藏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最深处，要抓住他揪他出来，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还有那个板垣徵四郞，也是非常难于对付的傢伙。 倪为此绞尽脑汁，终于他想起已经被国内法庭判处死刑的罪犯。他想到了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和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他们都关押在北平监狱等死，可以劝说他们写一点关于土肥原和板垣的材料，这些死囚，随时可以执行死刑，也随时可能病死狱中，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次日，倪徵［日奥］和鄂森驱车前往河北高院拜访了邓院长，然后去了设在陶然亭附近的第一监狱，邓院长事先暗示罪囚，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能够有效地合作或许可以减轻刑责。可是，当倪徵日奥［］他们到达监狱时，据说梁鸿志和王揖唐“昏迷不省人事”，只有赵欣伯神志清醒，对答如流，并表示愿意写些材料。 赵欣伯在北方法律界里是有些名气的，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东北历任高官，“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曾找他继土肥原出任沈阳市长，此人聪明机警，但反复无常。初次谈话，赵满口答应合作，几天后见面，忽儿变卦，态度蛮横地说：“对不起，土肥原够朋友，他把沈阳市长的职位让给了我，我不能对不起老朋友！”倪徵［日奥］耐心地教育他不能忘记民族气节，要他交出材料，赵冷笑连连。原来他对写书面材料能否减轻个人罪责，连日来将信将疑，接下来又听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将有出头之日，因此将所写材料，投入火炉一烧了之。 倪徵［日奥］没有泄气，通过介绍，找到了北平吴佩孚的公馆访问吴的遗孀张氏。吴本是北洋军阀的领袖之一，思想反动，但据称他个人私德“高超”，曾被日军认为有“号召力”，后来隐息家园。日本人认为可以利用，当时任陆相的板垣及特务头子土肥原就想利用吴佩孚与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合作，成立一个颇有规模的傀儡组织。土肥原在上海设立了专门机关，密谋“吴唐合作”。计划没有实现，唐绍仪在沪被人杀死，吴被日本牙医毒死，这段历史，当时尚未广为透露。倪徵［日奥］去访问张氏，了解到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注射了一种药剂使吴立即晕倒，张氏闻讯下楼，吴已经气绝身亡。后来，在东京审判中，关于“吴唐合作”的阴谋也是土肥原、板垣罪证的一部分。 倪徵［日奥］与鄂森、桂裕、吴学义等人，四出奔走，到南京、重庆等地实地考察，赴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等机构仔细搜寻，终于获得了日本战犯不少的罪证。 就地取材 倪徵［日奥］一行四人来到东京，受到了梅汝璈、向哲浚等人的热情地欢迎。欢迎会过半，直奔工作主题，不由得人人心情沉重。东京审判主要分三阶段：（1）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2）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3）各被告个人辩护和提证。最后由法官评议并宣告判决。倪等四人到得东京，已经过了陈述和提证的第一阶段，即将进入第二阶段，被告方就中国、苏联、日德意轴心国缔约、太平洋战争等问题逐一进行综合辩护的阶段。 问题明显地摆在中国司法人员面前，错过的时机无法挽回，只有在被告土肥原、板垣进行答辩反证时，中国检察方面提出反证的反证，好，就利用战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重新提出有力的新证据。 还有一个麻烦，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任务早先分配给了菲律宾的罗贝茨，必须争取复归中国方面负责。法庭开庭前，盟军方面鉴于中国检察力量过于单薄，把对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任务给了罗贝茨。向哲浚当即向检察长季南提出，中国检察力量较前充实了许多，土肥原和板垣二人的控诉工作应当复归中国。季南表示理解，不过，他认为土肥原、板垣两人在太平洋战事期间，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日本侵略军指挥官，犯下了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由菲律宾检察官员担任主诉并无不妥，再说罗贝茨已经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季南建议我们直接去同罗贝茨商量。事不宜迟，倪徵［日奥］马上会同向哲浚找到罗贝茨，双方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罗贝茨也坦诚相见，最后约定分工，罗贝茨负责关于东南亚地区对两被告的反诘，中国检察人员专门对土原肥和板垣就中国问题辩护时进行反诘。 为了对证人、被告在反诘时补提证据，我们的证据必须确切有力，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于是，大家一次次开会商议对策，分头到日本图书馆、日本外务省查阅资料，最有价值的是要求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找寻日本侵华战争时有关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证。中国检察组决心要在被告辩护时挺身而出，严惩侵华主要战犯，当时受到整个法庭的注意，因此提议很快得到支持，顺利地进入了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可是卷帙浩繁，要找寻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证据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摘抄、翻译、整理，再根据资料拟出发言材料，全体中国司法人员通力合作。 倪徵［日奥］他们想到祖国，想到家乡父老遭受的种种折磨和劫难，如果主要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还能说什么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还有什么面目回国去见江东父老？当然，身为检察人员，倪徵［日奥］明白，今天审判日本战犯，决不是以牙还牙的单纯的复仇主义，从国际法的意义来看，主要在于维护世界秩序、张扬国际正义，为持久的世界和平扫清道路。明乎此，中国的检察组人员同仇敌忾，知难而进。组内的吴学义及刘子健两人深谙日文，阅读速度超乎常人的想象。其他人员，在干中学习，好在中日两国文字有相似之处，辨别文件的标题和类别并非难事。除了准备材料，还常常研究对付日美律师的策略，甚至在住所内摹拟法庭的控诉演习，为了保密，为了防止窃听，检察组在交换意见、讨论罪证、摹拟演习时，大多使用上海方言，还创制一套暗语，比如称土肥原为“土老二”，板垣为“板完”等等。连续工作几十个日日夜夜，搜集到了日本战犯大量的罪证。 勇挫土肥原 审判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场攻坚战，名副其实的重头戏，倪徵［日奥］会同中国法官立下了汗马功劳。 土肥原人称“东方的劳伦斯”，老谋而又深算，身处审判席，态度依然蛮横，且听他的扬言：“我土肥原要让中国人、美国人瞪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刻，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气烟嚣张之极。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可能抓住他的什么重大罪证，所以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大肆表功。倪徵［日奥］决定先给土肥原一个下马威，他在发言中指控土肥原在中国犯有贩卖毒品罪：“日本魁首土肥原贤二利用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准备侵略并配合侵略中国的武器。这违背了日本签署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后所承担的责任，我们要指出，在日本武装侵略的前卫各地，都有日本代理人，既有军队的，也有民间的，从事非法贸易，大规模贩卖鸦片和其他麻醉品。这种贸易遍及中国的所有地区，那些代理人到从前不知道有海洛因、吗啡和其他鸦片制品的地方去生产上等毒品。” 这一发炮弹击中了要害，土肥原不由得不安起来，只听倪正徵［日奥］以更激愤的语调说：“简言之，有证据证明，日本拨款进行鸦片和其他麻醉品贸易有两个目的，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获取主要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 陷于狼狈的土肥原狼狈忙示意准备多时的证人出庭为他辩护。 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此人一开口就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倪徵［日奥］质问道：“你在土肥原手下工作，1935年曾发动一次政治攻势，以向长城内派遣5个师并让满洲国皇帝进北平作威胁，要在华北建立一个独立国，你知道这件事吗？”爱泽诚一摇头，推得干干净净：“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倪徵［日奥］紧追不舍：“为进行上述活动，1935年11月土肥原到过北平和天津，你知道吗？” 爱泽诚估计关系不大，就回答说：“知道。”倪徵［日奥］不动声色，又问：“各国报纸都报导，土肥原在天津和北平的活动都同组织华北五省自治有关，你知道吗？”爱泽诚矢口否认：“当时报刊可能登载过那类报导，但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认为土肥原将军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倪徵［日奥］耐着性子从爱泽诚的职务入手打开缺口：“既然你是新闻课的领导人，负责搜集情报信息，你读过那些报纸的报导吧？”爱泽诚无法否认：“我想，我读过。”倪步步诱敌深入，问：“日本驻沈阳军事使团搜集来的情报交给谁？”爱泽诚不知计，马上回答：“交给（关东军）司令官。”倪正［日奥］见愚蠢的爱泽诚已经入彀，就拿出爱泽诚签署的一份报告，语含讥讽地说：“这份报告是你们使团新闻课撰写的吧？当时你在那里任职。”爱泽诚接过一看傻了眼，只得承认说：“这是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倪徵［日奥］乘势发起攻击：“这一页上写着：‘一提起土肥原和板垣的名字，就足以使华北人民胆战心惊’，你看到了吗？”爱泽诚心头一阵慌乱，急忙把话头引开说：“我可以先说说这个报告吗？这是驻奉天（沈阳的旧称）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这类文件呈递给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副部和陆军省次官。”倪徵［日奥］问：“但你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爱泽诚慌忙回答：“我还没有说完，土肥原将军掌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土肥原将军忠厚坦白，完全可以信赖。” 面对爱泽诚左一个右一个“忠厚坦白”，成竹在胸的倪徵［日奥］手拿一叠报纸，一叠1935年的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别机关报》，指着上面的报导说：“请看，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上面记载了沈阳特别机关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阴谋活动，有一张清清楚楚这样写着：‘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就有谈虎色变之慨’，这是土肥原和板坦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真实写照！” 爱泽诚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不得不低下了头。这时不识相的美国律师沃伦上校，走上了辩护席说：“庭长阁下，刚才所说是在谈论老虎，与本案无关，不应讨论。”沃伦的话不是缘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话音刚落，在场不少人员面露讥笑。倪徵［日奥］抓住时机语含辛辣地朗声说道：“谈虎色变是中国的一句成语，华南的老百姓说到土肥原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臉色都变了……”法庭上全体人员听到这里，不禁窃窃讪笑。铿锵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倪徵日奥［］进一步从提供证据的程序规则方面解释道：“证人爱泽诚开口闭口说土肥原“忠厚坦白”，这在证据法内称为品格证据，我现在针对这一陈述提出土肥原的为人如同猛虎，这完全符合证据法内反诘时提出的证据必须有针对性的要求！”爱泽诚和沃伦犹如丧家犬一般，只能灰溜溜地下台。 土肥原提出的另一证人是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奉命去天津，旨在运动废帝溥仪去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日本外务省担心这样的操作会使外交处于被动，指示桑岛主计前往劝阻，但是土肥原居然独断专行，依然挟持溥仪去塘沽，桑岛发出专电，报告外务大臣币原，说土肥原不听命令，我行我素，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将溥仪装在集箱内运往塘沽，登船后再转运大连去东北，历历如绘。 倪徵［日奥］当庭宣读了桑岛最早给法庭提供的如下书面证词：“作为一个总领事，我搜集到有关被告人士土肥原贤二的各种消息（我认为他的活动同上述满洲事变有关），并利用电报把秘密消息转达给当时的外相币原或外务省亚洲司司长。其中一些电报已作为公诉方的证据交给法庭。” 此一时彼一时，提供了证词后的桑岛，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压力，一上证人席就极力想冲淡他原先所提供的证词在庭审中的影响，狡辩说原先的证言是他听信了流言蜚语写出来的，很不可靠。倪徵［日奥］当即诘问说：“电报中讲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沉默不语，倪又问：“你是否知道应当延迟计划的实施？”桑岛说：“我得到过外相的指示。”倪追问：“这就是说你发出这种信息并不属于通常的电报往来，而是对币原指示的回答，是这样吧？”桑岛点头称是。倪徵［日奥］抓住对手的把柄：“证人先生，你在书面证言的最后一段说：‘至于我同土肥原直接会晤问题，据我的记忆，我同他会晤过两次，我们的谈话只是交际性的’，可是你给币原的电报中，曾提到你同土肥原谈过好几次，这是真的吗？”桑岛矢口否认主：“在任何一份电报中，我都没有引用过自己同土肥原的谈话……”倪徵［日奥］见桑岛当庭撒谎，于是拿出一份桑岛给日本外相币原的电报，电文称：“我已两次详尽无遗地向土肥原指明，他不能采取那样草率的行动，但他仍然打算推翻张学良政权，我担心，不久他将在天津策划一起新事件……” 倪徵［日奥］拿出一个桑岛拍发的电报复印件，交于桑岛，电报上不仅有关于土肥原活动情况，还有桑岛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消息，然后倪徵［日奥］引用了当时上海、南京和北京的日本领事某些电报作佐证。倪徵［日奥］让大家看清了土肥原，他恣意蹂躙中华民族，达到了一意孤行丧心病狂的地步。这时的桑岛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证人席。 土肥原所举其他证人，大多是避重就轻，软弱无力，证言前后矛盾，毫无凭信可言。 倪和中国法官乘胜追击，又揭露土肥原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等罪行，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土肥原绞刑奠定了基调。 再挫板垣 板垣徵四郞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和元凶，他按照同土肥原等人事先密谋的计划，派日本工兵偷偷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恶毒地嫁祸给东北军，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早有准备的关东军向东北军的北大营发起攻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板垣的直接策划、指挥下爆发了。  （4.12.2 1947年下半年远东军事法庭诘问板垣（站立戴耳机者为倪徵［日奥］） 为给板垣开脱罪名，美日辩护团把陆军中将岛本正一作为第一证人推上证人席，岛本正一当时是驻奉天的关东军独立步兵守备队的联队长。 岛本正一气势汹汹地上了台，以见证人资格作证说，1931年9月18日，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醺的，回家后就接到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报告，…… 敏锐的倪徵［日奥］立马抓住了岛本正一的漏洞，打断了岛本的话头说：“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倪徵［日奥］诙谐的语调引发了全场一阵大笑，是啊，美日辩护团怎么挑选出这么一个酒鬼出庭辩护，真正让人笑掉大牙？审判长季南主持正义，当即命美国宪兵把岛本轰出法庭。美日辩护团的阵脚顿时大乱。 仓促之间，美日辩护团又把板垣作陆相时的次官山胁请了出来。这个山胁是板垣徵四郞的忠实信徒，一出庭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板垣吹得天花乱坠，说板垣是中国人的好朋友，称赞他雷厉风行，整治部队很有一套，甚至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早日结束侵略战争等等。 足智多谋的倪徵［日奥］早就想好迎敌策略，他不慌不忙诱敌深入：“请问证人山胁，你身为陆军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部署的了？”山胁不知是计，点头称是。倪正［日奥］欲擒故纵，问：“那么，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义发了《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通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思承办的吧？”山胁无法否认，又点头称是。倪怀着堂堂正气，滔滔不绝地开讲道：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明令禁止传播，用意在掩盖日军在中国的罪恶，请看《通令》列举日本军人的某些谈话内容：“作战军人，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凡此种种都出于返日军人口中，群相转告，作为亲友间谈助。既然为陆军省《通令》引用，那么流传的广泛不难想见。陆军省为维护皇军的所谓尊严，不图根本制止日军在华暴行，却只禁止归国军人吐露中国战场实况，于是发出了如此堂堂的禁令，实属不打自招，罪无可绾！现在，山胁既然承认他所承办的事由陆军大臣板垣认可，陆军大臣放纵在华日军的罪责岂可逃遁？ 这次反诘不仅对板垣，更牵涉到其他有关被告，使他们都无法狡赖。以后凡检察官控诉日军在华罪行，由此一纸《通令》，大多可以坐实。 一箭双雕 板垣眼看着自己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倪徵［日奥］等人诘倒而下台，最后在战犯个人辩护阶段亲自出马，垂死挣扎。他向法庭提呈了经过长时间策划的48页书面证明材料，自我吹嘘是中国人好朋友，任陆相时主张撤军，张鼓峰事件发生他又主张就地解决，目的都在于实现和平等等。 倪徵［日奥］和中国司法人员搜集的许多材料，此时发挥威力，一连3天，倪徵［日奥］利用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美国占领军资料、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園田的日记、中国的证人证言等重要材料，与板垣的律师马塔司、山田半藏等人激烈论战，连续向板垣诘问。双方唇枪舌剑，出动了大批人员擂鼓助威，纷纷提供文件证据，各自出谋划策，开庭以来这是东京法庭最为激烈的3天。倪徵［日奥］怀着民族义愤，最终将美日辩护团律师问得哑口无言。 已经体无完肤的板垣困兽犹斗，依然不肯甘休，仍然无理的狡辩：“无论如何，我对中国人充满深厚的感情，我在做陆军大臣时，就主张从中国撤军，双方言和友好。”倪辛辣地追问说：“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陆军大臣任内？”板垣无法否认，他1938年6月出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1939年11月留任平治内阁陆军大臣，接下来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军攻占广州、汉口都发生在他任陆军大臣和侵华日军总参谋任内。倪徵［日奥］问：“日军侵占广州、汉口，这是进军还是退军？”这一炮又击中了板垣击的要害，板垣张口结舌，低头不语。倪徵［日奥］连连追问，主审法官命令板垣必须作出正面回答，板垣不得已结结巴巴说：“这……这……这是进军。” 据倪徵［日奥］了解，板垣怀颇有胡吹乱侃的本领，神吹他们的侵略学说，别看他天花乱坠，鱼目混珠，居然颇能迷人。现在故伎重演，他在答辩词里，自称日本政府与德意商讨《三国公约》时，他不主张扩大战事；关于中苏边境事件，他竭力设法就地解决等等。针对这两件事，倪徵［日奥］突然转换了一个话题发问：听说因为上述两事，裕仁天皇当面指责说：“你（板垣）是当今最笨的人！可有此事？”板垣一直把天皇当作活人神，说天皇对他指责那是他一生的耻辱。倪徵［日奥］的话揭了他的伤疤，比揍还厉害，板垣既不肯当场承认，又不敢当众撒谎，只是惊恐地反问：“你，你从哪里知道的？”倪徵［日奥］冷笑一声说：“此时是我向你进行反诘，不是你来问我的时候，速速回答问题！”按照法庭庭规，板垣必须回答，他迟疑了好一会，只得有气无力地轻声说：“并无此事”。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否认天皇的指责，就等于否认《三国公约》和张鼓峰事件中的辩护，板垣自己抄了自己的耳光。 土肥原与板垣完全相反，他深信言多必失。在审判开始检察长宣读起诉书时，土肥原当庭声明不认罪，因为他相信法国江洋大盗临刑时说过的一句所谓名言：“我的朋友们，主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对什么事情一概不要承认！”所以他自己不作任何陈述，上述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就始终不发一言，并且放弃第三阶段自为辩护的权利。 土肥原不自为陈述，显然力图回避与中国检察官交锋，妄图逃脱中国方面的反诘和补证。面对一阴一阳两张面孔，倪徵［日奥］决定步步为营，采取一箭双雕的办法，抓住板垣48页辩护词中的一个个细节，仔细盘问，时不时牵扯出板垣的同伙土肥原。土肥原尽管龟缩一边，但是这一对蚂蚱，依然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倪徵［日奥］犀利的反诘下，板垣受法律严惩已成定局，但倪还是不断地反诘板垣，特别强调他和土肥原两人共同策划的溥仪登基、华北自治等罪行。倪的反诘，形式上是核对事实，实质上是在重新提出罪证。娴熟的反诘技巧，敏捷周密的思路，博得全场听众一片赞叹，惊得板垣和土肥原的脸色由黄转红，由红变白。 在最后总结性的发言时，倪徵［日奥］指着被告席右端土肥原的座位，连连向板垣发问：你在陆相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窃沈阳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喧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贤二？一边口若悬河一边用手直指，双目怒视，简直要喷出火来。在场的全体成员都清楚，这样的发问只是促使大家注意，并非真正需要回答，因为大义凛然，因为扬眉吐气，更因为人心向背，所以大快人心。 战犯们震慑得龟缩成一团。48000余页的法庭记录，记载了壁垒分明的正义与邪恶，胜利地高扬起正义的旗帜！  （4.12.3东京审判期间倪徵［日奥］与检察组参观大岛检察厅） 被告个人辩护阶段于1948年1月12日结束，按照法庭规定的日程，检察方面可以作综合的最后陈述，接着是被告方面作总的陈述，全部辩论于1948年3月2日结束，宣判日期待定，这时倪徵［日奥］等人才稍感轻松。 节外生枝 审理是结束了，但是判决尚未宣告，中国司法人员心中依然惴惴不安，担心节外生枝。 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判决，直到11月12日宣读完毕。甲级战犯原有28名，审判中，前外相松冈洋右和前海相永野修身病死，极右法西斯主义活动分子在川周明突发精神病而免受审判。实际受审25名，7名判处死刑，依英文姓氏的拼法，顺序如下：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徵四郞、木村兵太郞、松井石耕、武藤章、东条英机。被告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郞、畑俊六、平沼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郞、铃木贞一、贺屋兴宜、白岛敏夫、梅津美治郞等16名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乐乡茂德判处有期徒刑20年，被告重光葵判处7年有期徒刑。 历时两年有半的马拉松审判到此终于落幕，这是历史的审判，这是庄严的判决。可是中国司法人员的担心居然不是多余的，刑罚正等执行之际，节外竟然真的生枝了。土肥原贤二、广田、松井、东条4个罪恶照彰的死囚，加上广田，他们的美国辩护律师，于1948年11月24日向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上诉书声称：麦克阿瑟无权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任何美国法律或国际法均未规定侵略罪；被告所被指控的各项行为，均系遵守日本政府的命令等等。紧接着，又有木户幸一、冈敬纯、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郞、东乡茂德5名被告，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麦克阿瑟随即下令：所有被告暂缓执行判决所处刑罚。 舆论哗然，当死囚们提出所谓上诉时，善良的人们还以为美国最高法院会立即拒绝，却不料美国最高法院竟于1948年12月6日以5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群情激愤，尤其在中国，抗战14年，又经过二年半的国际审判，还要由美国法院来作最终审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代表全体中国司法成员表示，根据国际文件与协议而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所作的最终判决，尚须经过一国法院单独予以复查，则今后国际间的决定和行动均可由一国予以审查和撤销，这种危险行动，对于国际间的关系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世界舆论沸腾了。 《大公报》1948年12月8日发表社评，愤怒地指出：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苏联《真理报》载文谴责；英国驻盟国远东管制委员会代表指出，美国高院这一行动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地位”的打击；荷兰法官抗议说，美国高院这一决定“令人骇异的错误”；美国参议院议员劳伦卓·塔纳达指责美国最高法院“没有法律根据可以这样做”；就连日本共同通讯社也对美国高院这一决定表示惊异。 …… 美国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出面向最高法院发出公文，要求最高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还指出，最高法院无权重新审查美国总统在战时与各盟国共同达成的惩罚战犯的协定。舆论，强烈的世界舆论，迫使美国最高法院于1948年12月20日宣布：不再审理。 美国最高法院上述决定一公布，驻日本盟军总部立即准备对土肥原等7名被告执行绞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盟国代表被邀请到东京郊外巢鸭监狱刑场监视行刑，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人也被邀请参加见证。7名被告尸体随后被烧成骨灰，撒散于荒野，东京审判从起诉至执行至此全部结束，历时2年又8个月。 从东京回来，国民党政府特聘倪徵［日奥］出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拒绝了，他对这个国民政府没有信心，法律只是摆设，他决心回归学校教育，回归平静的书斋生活。 从东京回国前，倪徵［日奥］曾用两大木箱装运数以百计的法庭审判记录本、书状稿件及其他有关资料，收件人是上海高等法院，以期日后作为历史的见证。遗憾的是，这两箱珍贵资料，至今下落不明。在此文结束之际，期望有心人留意，有识者努力。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