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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镇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民间一向称誉的“黎里八大姓”，在明清两代，为家乡，更为社会贡献了许多人才，超过了黎里人才总数之半。在封建社会，客观条件只允许少数人接受文化教育。那些富家大族，具备优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个家族文化的提高，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先进水平的，它需要一个基础，一个过程，一个逐级堆垒的过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人民，生活在金陵宝塔的最底层，为了温饱，奋力劳作，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再说父辈自己没有文化，如何培养和要求子女朝什么方向发展，尤如空中楼阁无从着手。儿童智力的发展与遗传有关，与营养有关，更与家族文化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以后，经济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南中国，江南地区是南国的重心，吴中更是重中之重。处在重中之重的黎里，历史地成为了贡献人才的重地。这里的富家望族，长于经济，重视文化，留下了种种诗文著作、书法丹青，也传承了音乐、武术、园艺乃至弈林趣闻。 历史上，黎里出过特奏名状元1人，进士26人，举人61人。特奏名状元也参加廷试，也称状元，实在只是安慰性的。要说吴江进士名次最高的是黎里闻诗堂的殷家，清道光年间，黎里长田村的殷寿彭、殷寿臻兄弟俩双双得中进士。兄长殷寿彭道光二十年二甲一名进士，仅次于三鼎甲状元、榜眼和探花，是进士的第4名，俗称“传胪”，后来入翰林，出任编修、学政等官。 黎里历史上的名人众多。南宋时有赵磻老、魏宪，至今留存的东圣堂就为纪念赵磻老而建。明代有太常寺少卿凌信，出使安南凭外交安抚了安南国王，清代的左宗棠对凌信异常佩服，特地撰写了对联“文高九能道重三物，风宣八节气备四时”，可谓推崇备至。 清代有位居工部尚书的周元理，浙江布政使蒯士芗，抗击沙俄建立战功爱国将领张曜，徐达源、吴珊珊夫妇以诗文著称，徐达源编撰了第一部《黎里志》，蔡丙圻编撰了《黎里续志》，沈毓桂向国人积极介绍西学，1903年，倪寿芝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开一代学风。辛亥革命后，涌现的名人更多，袁世凯复辟时宣布吴江独立讨袁的殷佩六、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女革命家张应春、斐声画坛的陈松夫等。还有南社、新南社的人物，较为著名的有：蔡寅、朱剑芒、毛啸岑等20多人。名医金一新、朱莲舫、金诵盘。当代名人有，中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组织翳桑文艺研究社的丁铎、国际大法官倪徵［日奥］、水利专家汝贤、翻译家出版家蒯斯曛、农学家倪慰农、世界著名教育家柳无忌、竹刻家徐孝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汝信等等。 本章首先介绍黎里八大姓，还兼及他们在黎里的历史遗存。对在黎里或我国历史上留下突出贡献的人物，分节专门予以叙述。 八大姓 吴江各大镇，明清时期都有富家望族，民间往往有“几大姓”的说法。 同里镇四大姓：“王、金、范、任”；平望镇四大姓：“殷、凌、黄、唐”。 能够排入大姓，财富当然是必要条件，不过除财富外，还须在政治上或者社会上享有相当的声望。这并不由官家硬性规定，事实上官家也无法规定，它纯粹出自老百姓之口，因此一般镇志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例外的是盛泽的“老八姓”，有《盛湖志》明确记载，确定于明末清初，排出了盛泽最早的八个姓氏：“许、仲、沈、归、吴、卜、汤、王”。 震泽镇也是四大姓，“周、龚、施、徐”。震泽镇民众对各家都编了一句顺口溜：“周家的顶子”，周家子孙由科举入仕的较多；“龚家的儿子”，龚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施家的面子”，施家晚清及民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民国时期还出了一位外交官施肇曾，镇上俗称“三先生”，但凡出现难办的纠葛，只要施家一出面，必定迎刃而解；“徐家的房子”，徐家建筑特别多，号称“徐半镇”，现在保存完好的国保建筑“师俭堂”就是徐家的。 江南大镇大多有这样的排位方式。浙江湖州的南浔是丝绸重镇，富甲天下，在老百姓口头流传着“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俗话，人们形象地将拥有巨额财产的大户比喻作“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南浔与震泽十分接近，二者为大姓所编的顺口溜也非常相似。四象指刘、顾、张、庞四大家，南浔老百姓的顺口溜是“刘家的银子”，“顾家的房子”，“张家的才子”，和“庞家的面子”四句。 黎里定有八大姓：“周、陈、李、蒯、汝、陆、徐、蔡”，乾隆年间开始活跃在老百姓口头，嘉庆年间逐渐定型。 下面将八大姓的有关情况及其在黎里镇的历史遗存简要作出介绍。 周 203.3.18挖掘到了乾隆御碑的碑额 黎里八大姓，周氏居首，座次以周元理的名望地位而排定。周氏原籍浙江仁和（杭州），周元理的父亲周昂娶黎里陈氏，生下元理仅只9年就弃世，陈氏携带着儿子元理回归母家。陈氏的弟弟陈鹤鸣教子有方，于清照楼设家塾。周元理就寄居舅舅家读书考科举，累迁至从一品，官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工部尚书诸职。  （4.1.1.1周元理） 周元理（1706－1782），字秉衷，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岁进学成为秀才，乾隆三年（1738）中举，三次会试不中。乾隆初年试行“举人大挑”，拣选三次会试落第的举人任官，由礼部造册送吏部，派遣王公大臣共同挑选，列一等的以知县试用，二等的以教职铨补（乾隆十七年大挑正式成为定例）。乾隆十一年，周元理大挑列入一等而出任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知县，又调任清苑县，廉洁奉公，谨勤办事，深得百姓口碑，受到总督方观承的赏识，本拟提升广东万州知州，正值清苑修城没有竣工，上方有令留任清苑。在任期间，周元理洞察出作奸犯科的部胥，努力使工程有条不紊地按期完成。清苑是京畿重地，乾隆知道了周元理的才能，升任易州知州，临行之日，清苑县士民倾城而出，含泪相送，元理走后，士民镌刻一方石碑，上书“去思碑”三个大字。元理任易州四载，晋升宣化知府。母亲去世，按例守制3年。乾隆喜好出巡，畿辅是每次出巡的必经之路，可是宫馆、驿传、车马、刍牧等役，主办者不到位不算，往往还要生事扰民，正好周元理母忧起复，就让他总董其事，此后，乾隆出巡，一切妥帖。周元理也因此擢升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命元理随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治理河患，元理任劳任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拟定了许多对症下药的治河措施，因功授山东巡抚，并加宫保衔。不到半载，又擢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任上，元理继续将治理河患作为首要大事，在他的指挥下，修筑津门五闸，疏浚天津子牙河、永定河。可是，这年年末，下属雄县有人起诉知县锡瑛私鬻仓谷，乾隆命尚书裘曰修会同侍郞英廉查证，结果所告属实。上谕有云：“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科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安在？”有诏下吏部议治，吏部复命夺官，乾隆有令革职留任，一年以后，官复原职。(原文有加宫保衔)重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王伦聚众造反，周元理督师平定后，与侍郞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察八旗在官荒地，招募佃户耕种，明令8年后起租，京畿逐渐为之富足。 周元理一生谨慎，可是仍然二次遭受贬官。第一次已如上如上述，第二次在乾隆四十四年，周元理由于失察而被革职。 乾隆四十三年，井径知县周尚亲勒索乡里，金良庄的绅士几经交涉，没有结果。乡绅恳请梁绿野出面伸张正义。梁一口答应说：“为民请命，虽死不辞！”第二年二月，梁联合李望春、梁进文、李馥等人，到正定府控告周尚亲，知府方立经袒护知县，反诬梁绿野“挟嫌滋事，敛钱抗官”，上报直隶总督周元理，元理没有认真查实，按知府报告上奏朝廷。绿野闻讯，立即奔赴京城告御状。开始，乾隆偏信奏报，下诏拘捕梁绿野等人。梁绿野备受酷刑，不为所动，仍然冒死控告。乾隆派侍郞喀宁阿、钱汝诚，尚书福隆安细加核查，三人查得实据后据实上奏。最后乾隆降谕裁定：井径知县周尚亲处绞刑；知府方立经袒护劣员，曲为开脱，革职；梁绿野等一干人，因为“哄诱村人，敛财聚众，抗官殴差”，全部斩首示众。周元理查事不实，谎报案情，革去总督之职，予三品衔到正定修筑隆兴寺以赎罪。周元理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地付出心力赎罪，寺成后授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  （4.1.1.2周元理诗稿手迹） 乾隆四十五年（1780），迁兵部左侍郞，再擢工部尚书。由于周元理劳苦功高，乾隆除多次赐写“福”字外，特赐众多上方珍物，许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任工部尚书一年余，于1782春引疾乞休，回到黎里刚好过端午节。无锡籍大学士嵇璜、英廉等一班旧雨新知，为之饯行，赠诗留别。嵇璜和英廉都有《壬寅三月送周大司空元理予告南归》，先看嵇璜的七言律诗：“少为名士老名臣，全德如公有几人？蒪菜秋风萦梦旧，桃花春水挂帆新。甘棠颂美逾千里，昼锦堂开介八旬。待我他时陪杖履，往来二老乐天真。”再看英廉的五律：“与君四十载，来往蓟门烟。有诏还初服，留身作散仙。履声三殿月，帆影五湖天。到及黄鱼节，登盘尺半鲜。（计君抵家当近端阳，黎川风俗以五月为黄鱼节，家家必以入馔。）”以上二诗徐达源《黎里志》卷十四艺文有记载，周氏后裔也曾勒石成碑。回到黎里，周元理于同年冬季病逝。乾隆闻讯，深为痛惜，令江苏布政使司赴黎致祭。 乾隆四十七年皇帝上谕：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前任直隶总督，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嗣后加恩内用，洊擢尚书。后因老病乞休，特加太子少傅，以示优眷。兹闻在籍溘逝，深为轸恻，着加恩令江苏布政使司前往赐祭一坛，钦此。 谕祭文：皇帝谕祭病故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周元理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呜呼！宠锡重墟，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乾隆祭文御碑原由石龟背驮，在周宫傅祠堂中，特辟一亭，此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石龟与御碑被砸，碑额丢失，御碑上的祭文略有残损，不过尚能阅读全文。 乾隆六十年（1795）周氏后裔专门为周元理建造了一座祠堂，黎里百姓习称“周宫傅祠”，位于黎里镇染字圩，今南新街的庙桥弄东。原祠房屋六进，第五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除，第六进于1995年因电线老化失火而焚毁，尚存四进。第三进为祭厅，保存完好，2004年经黎里文保所修复，基本恢复了原貌。  （4.1.1.3周宫傅祠堂祭厅） 周家原有祠堂，周宫傅祠建成，二祠合并。周氏一族将周宫傅祠后三进作为家学，办学堂培养子弟敬祖读书，以期光宗辉祖，为门楣生辉。家学先收本族儿郞，后又招收贫家子弟，成为义学。学堂悬挂孔子像，春秋两季需要祭拜孔子，于是这里成为祭祖与祭孔合一场所。江南不乏祭孔之所，以家祠而祭孔却少有。 周宫傅祠修订族谱视为族中大事，古人有规矩，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修谱是族中大事，每20年编修一次，平常时日委有专人记录族中事由。周宫傅祠专门设有添丁簿，自六岁以上不论贫富，俱登乳名、官名、嫡庶姓氏和出生年月日，以备查考。 周氏全族设一族长，族长以下按血缘分为若干房，每房设房长，房长统领各个家庭，家庭以辈份最高的男子为家长，族长、房长、家长，形成一个金字塔的管理模式。每年春节，周氏同宗合族来到周宫傅祠谒拜祖先，祝贺新年，男左女右，在祠堂里分班站立，击鼓九声后，由族长宣读粉墙上的祠规家法，不仅琅琅有声，而且伴有阐述与讲解，以约束族人遵守执行。封建社会，时有株连九族的事发生，为避免家族悲剧，祠规与家法是年年必读必讲。祠堂的墙上悬挂着一个大竹板，俗称“家法”，用来笞杖严重违反族规家法的族人，轻者训斥、教育，重者责以家法，笞而不改的，革出祠堂或送官惩治。革出祠堂者在家谱中除名，是最严厉的处罚。太平天国占领吴江期间，慕王谭绍洸将周赐福堂作为王府，周家有个青年，一向游手好闲，拜见了谭绍洸，他为太平天国兵士引路，到黎里四乡焚毁庙宇，之后他想参加太平军，也许是谭绍洸看这小子不成器，没有要他。后来太平天国失败，族长下令用家法责打，然后驱逐出周氏家族。 周元理喜爱收藏，书法方面非常有造诣，公务之余，喜好欣赏法书名画。唐伯虎的寄托身世之作《双雀图》就是周元理从民间花重金觅得的，黎里中秋显宝时节，经常拿出来让四方乡亲一饱眼福。此画一直由长子长孙嫡传，新中国成立后，此画上缴吴江文物陈列室，目前完好珍藏在吴江博物馆，是难得的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乾隆帝知道周元理擅长诗词，喜爱书画。曾与周元理多次在重华宫联句吟咏，并多次赠诗赠画赠书法。每年腊月初一，乾隆为爱臣宠臣有功之臣赐写“福”字，周元理得到的御书福字多达13个，为此，他在工部尚书任上新落成的私邸命名为“赐福堂”。1773年和1776年，乾隆分别有御笔赠诗，录如下：“三辅群瞻首善风，文濡武诘寄攸同。河工綦重水期宴，民气稍苏漫诩丰。昔以旬宣职克尽，今惟节鉞任逾崇。佐人人佐道斯异，絜要无过虚与公。”“微职洊臻幕府开，京畿最久更长材。事无巨细无弗悉，民有艰难有赖培。莫诩驾轻斯易耳，可知责重益覆哉。道途供帐宁须亟，夏谚犹惭为度来。” 乾隆第五次下江南途中，驻跸苏州行宫，缅怀姑苏胜迹，企望历代名贤，生发出无限感慨，他手绘了一枝古梅，苍劲老成，怒放新花，右边以遒媚劲健的书体录下了唐代宰相宋璟的《梅花诗》，回京后，乾隆将《梅花图》赐予周元理。元理得画后，镌成石碑，安置于黎里禊湖书院之中，老梅吐露新花，祈求家乡能够走出更多的人才。乾隆的梅花图已经不知去向，《梅花碑》至今保存于黎里文保所内。 周元理的这种喜好也熏陶了他的子子孙孙。元理的儿子名升士，字有阶，号望山，官居工部营缮司主事，周家后裔尊称为望山公；孙子周光纬，谱名霨，字焕文，号蓉裳。他们都爱好读书，喜好法书名画。望山公爱读《庄子》，每每背诵全卷不遗一字，又工楷法，收藏了许多名迹。孙子周光纬自幼聪明端庄，十二三岁时写文章下笔就有奇气，他致力搜集宋元明诸多名家书画，汇刻成“红蕉馆帖”。有些大幅书法，难以割截，周光纬就勒石成“红蕉馆藏真”，以广流传。现在，留存于赐福堂内最大的法书，要数董其昌临颜真卿赠裴将军诗条石。 此后，周家一直是书香门第，他们的子孙多半爱好书画，擅长书画。前不久，上海有位收藏家收藏到了周家第十代孙女周莲的18幅花鸟画，神韵毕具，真大家风范。 周氏传至今日，已传到十四五代，有仍旧居住在家乡黎里的，有迁居苏州、上海、西安、北京的，也有旅居海外的，一位年近不惑的15代孙儿，绘画技法出众，侨居瑞典，他的中国画广受欢迎。 周元理及其子孙留在黎里的有名的建筑，除周宫傅祠外，还有两处，分属国级和市级文保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赐福堂，即柳亚子纪念馆，这里不赘。 市级文保单位寿恩堂，是周元理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建（始迁祖南陵公周奇龄与周昂所初建，元理任直隶总督时扩建），分成五开间和三开间两落，纵深六进，正落依次分别为门厅、轿厅、寿恩堂、永春辉室、题红仙馆和辅房。第三进大厅有一块颇有名气的匾额，上面“寿恩堂”三字是清乾隆御笔，左下方有“赐直隶总督臣周元理”一行小字。此外，周元理70岁时，乾隆专门御书“甸封绥寿”四字，为之祝寿，周家将此四字制匾悬挂。目前，寿恩堂保存着第一进的五开间门面，和第四、五两进。柳亚子自1898年至1922年在此居住了整整24年，在这里，柳亚子创建南社，这里是南社重要据点，社友聚会的场所，也是《南社丛刻》的编辑部。现在作为南社的一个重要遗迹保留下来，黎里古镇管委会正拟恢复重建，与柳亚子旧居一起，成为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黎里古镇还有一条鸿寿弄与一座“乐善好施”坊，也是周氏一族的。鸿寿弄内有鸿寿堂和洛雅草堂，现在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由于建设性的破坏，现在保存了五进。其中第三进正厅鸿寿堂是明代建筑，18个楠木柱础，就是明代的遗存。  （4.1.1.4明代建筑鸿寿堂）  （4.1.1.5洛雅草堂） 原来，周氏自宋代溓溪公周敦颐起算，到明朝，周氏第五代一个支脉迁居黎里。黎里地方志书上最早记载鸿寿堂的主人是周王图，与周元理同辈，是元理的堂弟。周元理和周王图，属周氏第八世，元理孙周光纬，王图孙周芝沅，属周氏第十代。周光纬贡生出身，候选大理寺评事，道光三年输粟赈灾，议叙分部员外郞，时时有恤人之心，以族中多有穷苦之人，与堂兄沅芝及侄儿捐田捐屋，增设义田义庄，以赡养族人，平时节俭持家，克己奉公，忧患辛苦，44岁英年早逝。按照清朝规定，凡捐献值银二千两以上者，可以申报树立“乐善好施”坊。苏州府富庶，一般捐银万两以上方有申报。周光纬所捐达29700余两白银。光纬夫人，向苏州布政使司梁章钜提出申请，附上多位地方绅衿的联名呈稿。梁章钜据实呈报江苏巡抚陶澍，陶澍上报到礼部，道光九年(1829)礼部行文江苏巡抚，准予旌表，由地方官给银30两，听本家自行建造“乐善好施”坊。周光纬儿子尚幼，光纬夫人委托堂兄周芝沅全程操办。根据《周氏家乘》所绘“周氏庄校图”，“乐善好施”牌坊后，建有六进房屋，第三进正厅为“承志堂”，有匾额三方：“勗承善志”，江苏学政申啟贤题；“谊敦一本”，江苏布政使司梁章钜题；“敦宗尚义”，苏州知府苏廷玉题，正中供长生位，后建平厅、厨房、仓厫，再加十余间平房。1927年，承志堂庄屋改为校舍，添筑校门、穿堂、厢房与三开间教室一幢。新中国成立后演变成黎里农业中学，周宫傅祠成南新街小学后期部(三至六年级)。至今，农业中学大半改建，南新街小学后期部的一部分改作民工子弟初级中学。乐善好施牌坊，拆除移至南新街小学后期部建成学校司令台，仔细辨认，基本的石料保存完好。 周芝沅不仅为堂弟光纬树起了乐善好施坊，他还将自家的鸿寿弄增建了第八和第九进，分别命名为“遂生居”和“古芬山馆”，成为江南古镇最为进深的住宅群。 在古芬山馆，周逸坡修纂了《周氏家乘》四卷，著有《古芬山馆诗》二卷，《遂生居诗》一卷。 现在黎里古镇管委会，准备整修鸿寿堂与洛雅草堂，重修古芬山馆，重现江南九进大宅的雄姿；进一步打理周宫傅祠，每逢春秋时节，向各地来客演示祭祖祭孔礼仪。 陈 陈家清初声名鹊起，康熙五十一(1712)陈永年，字引祺，为了在墨字圩与染字圩之间建桥，捐资先在染字圩填土投石、修筑驳岸，然后起造道南桥。陈永年有儿子鹤鸣，字敬业，凭监生资格出任天津长芦运判，历任嘉湖宁波府同知，乾隆十二年（1747年）晋迁宁波府知府（见《黎里志》卷6例仕表）。乾隆十六年，陈永年因儿子鹤鸣而为朝廷封赠儒林郞、长芦盐运使沧州分司运判，妻子赠为安人。 陈鹤鸣为人洒脱，胸怀宽广。嫁于仁和周家的姐姐新寡（2006年《古镇黎里》等周元理母亲为陈鹤鸣妹妹，经查核应是姐姐），携儿子元理、元瑛归来，鹤鸣妥为安顿。又在他自己早年刻苦攻读的清照楼内设下书塾，为两个外甥，还有自家藻文、绚文、鸿文三子，及侄子炳文、龙文延聘学有素养的儒士执教。周元理日后晋身工部尚书，五名子侄也都由科举出身，家乡盛赞陈家“五子登科”。凭此，陈家位于黎里八大姓之二。 “豪气元龙俦”（邱璋《端本园》诗句，下面引录的诗句同）的陈鹤鸣，气度禀性与三国时的陈登相仿，“壮年匹马驰沧州”，早年鹤鸣出外宦游。人到中年，陈家五子跃上政治舞台。“燕台酒累杯中月，笠泽莼香梦里秋”，一天，陈鹤鸣月下喝酒，醉眼朦胧中闻到了家乡莼菜的馨香，决意急流勇退，效法张翰，弃官归里。父子多人常年在外，家乡老宅一片荒凉，陈鹤鸣回家后营造家宅，三落五进，气派非凡，正厅“鹤寿堂”，陈家响当当的堂号，远近闻名；又凿池叠石植树养花，拓建后花院“端本园”，三亩有余。“昼锦堂高介眉寿，纱帽隐囊坐清昼”。黎里大宅，邑中名园，从此陈家高朋络绎。 陈家的大儿子藻文，字明绣，由监生而出仕，直录宣化府通判，最后迁升至河南归德知府，在任时劳绩卓著，受百姓好评。 鹤寿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称为“郡马府”。原来，陈鹤鸣的二儿子绚文，字素行，才学品行与名与字完全相吻，文才出众，谨勤实干，不事张扬。满洲正白旗副都统永豪杰欣赏他的才干，决定把女儿嫁给他。(按：蔡炳圻《黎里续志》说永豪杰属意新觉罗氏，据查似乎不存在意新觉罗氏这一支，估计是爱新觉罗的另一音译。爱新觉罗是正黄旗，不会是正白旗。永豪杰应当属于佟佳氏)永豪杰官居副都统，当时习惯上称为郡王，因此陈绚文被称为郡王驸马。当时满汉是不能随便通婚的，准确的说是旗民不与汉人结亲是满族的旗制，或称祖制或祖训，虽然不是大清律令，不过满族几百年来基本遵守这条定规。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对满汉通婚作有规定：凡嫁予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凡嫁予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听其自便，无须报部。这个通婚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民间通婚虽开了绿灯，可真正执行的人极少。满族只有几百万人口，一旦通婚，必将迅速归化，融化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满汉通婚将导致八旗制度的崩溃，旗民特权的丧失。永豪杰违反大清规定，没有向户部申报，悄悄将女儿嫁给了汉人，深怕贾祸，所以明言两家不得往来。后来，陈绚文的儿子陈诗，字韵林，知道清廷惯例，旗人女子凡具备一定资格者可以予以旌表，韵林认为母亲实是旗人，且具备节孝旌表资格。母亲去世，他专程赶赴京城，具呈都察院，提出要求，都察院认为与规定扞格，不准。事实上，清朝前期对满汉通婚的确严厉制裁，陈绚文娶满族女子为妻，在当时也许属于个案，郡马府对于满汉相斥与相融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郡马府，一说并不在鹤寿堂，而是在陈家湾堂弄西边的西徐家弄（即现在徐达源故居，徐在陈鹤鸣拘捕后购买的陈家住宅）。徐达源故居，第五进新咏楼，内中的门窗与花纹，异于江南一般官宦之家。据而今居住在那里的徐德森、徐文熊两位老人说，这里正是陈绚文娶得的那位郡主娘娘的居室。陈韵林虽然没有求得清朝政府的旌表，不过，他请了苏州府的一位高官，为他母亲书写了块牌匾，上书“白首完贞”四字大字。新咏楼后来虽然几经易姓，但这块颇有名气的匾额，一直高高悬挂，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取下，存放于黎里房管所内，最后不知所终。这一说，颇有参考价值，鹤寿堂是一大片华屋，陈家湾堂弄至西徐家弄又是一大片陈家住宅，陈绚文完婚后，先居于鹤寿堂，再迁于西徐家弄，这两处都可以作为郡马府。  (4.1.2.1陈鹤鸣双桂楼) 陈鹤鸣的第三子陈鸿文，豪放不拘，失于检点，结果自己身首异处不算，还殃及父兄。先引录《黎里志》上的一段文字：“鸿文字健冲，性磊落多豪气，亦由太学授甘肃平番知县。有前任某亏项若干，鸿文身任之，后卒以此获咎。临刑慨然无一语，有从姪埰挥泪送之，鸿文曰：‘此余罪也，尔何悲。’”志书上也许是为陈家之讳，略加伪饰。据家乡父老口耳相传，陈鸿文，亏空挪用公家款项，缺额较大，一时无法填补，最终落入法网。清廷囚禁陈鸿文后，认定陈鹤鸣在家乡起造鹤寿堂、扩建端本园，肯定有他三小子的赃款，于是逮捕了陈鹤鸣。关于此一情节，不见于志书，与陈家的紧邻有一儒生邱璋，专门写了一首排律《端本园》，诗中兼带描述了陈氏一家的盛衰，读此诗，可知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秋蟀春庚泡影过，无端宦海起风波。鸟鼠山头乡信断，脊令原上泪痕多。 琅珰声急官符紧，虎卫周环阍吏窘。捕车克日拥黄门，粧楼竟夜啼红粉。 箧倒筐倾玉石俱，县官籍没更无余。珊瑚树碎惊盈尺，薏苡装轻载满车。 山丘华屋愁无奈，门帖萧条发官卖。燠官凉亭蚁穴营，雕甍绣闼珠丝挂。 朝廷千里迢迢派快马飞捕，将已经告老回乡的陈鹤鸣抓捕入狱，金银细软等家产悉数抄没，押送京城，房屋、园林由官府出面卖给他人，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陈家只剩下妇女一片啼哭之声。 后来，由于查无实据，“恩诏黄封下九天，同根萁豆免牵连”，一年之后，陈鹤鸣终于被释回家。可是，这时陈家的田地房屋大半已经归属他姓。陈鹤鸣在藻文、炳文等子侄的支持下，逐步赎回好些田地房屋，“陆家许赎三间屋，卜氏区分二顷田”。为了重建家园，陈鹤鸣拼尽残年余力，终于使鹤寿堂与端本园大部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4.1.2.2陈家弄) 陈家宅第颇多，号称“陈半镇”，除以端本园为标志的那一处，即周赐福弄至黄祥泰弄大片宅第之外，还有两处，分别以陈家弄和陈家湾堂弄为标志。陈家弄在黎里发字圩，现在的建新街，陈家湾堂弄在作字圩，现在的梨花街。从陈家湾堂弄向西延伸到西徐家弄这一处，有11间门面。这一片房屋由于三小子鸿文事发而转卖于人。其中西徐家弄一落八进，由翰林院待诏徐达源购得，现在以徐达源故居列为吴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历史的脚步，陈氏宅第易姓的易姓，改建的改建，鹤寿堂一片只留存部分门厅和一座砖雕门楼。那砖雕门楼上镌刻的“奎壁凝祥”四字，似乎还在向人夸耀陈家昔日的辉煌。奎、壁，是28宿中的二宿，古人认为是主宰人间文运的星宿；凝祥，凝聚祥瑞之气。想当年，陈家文运汇聚，五子俱登科甲，说奎壁凝祥并不为过，不过，此四个大字更应看作前辈对后代的祝颂，希望儿孙世世代代祥瑞不断，金榜题名。  （4.1.2.3..端本园）  (4.1.2.4“奎壁凝祥”砖雕门楼) 端本园是吴江县邑名园，端本之名与上文“奎壁凝祥”相呼应。端者，正也；本，有二解，在农民，种田为本，在文人，读书为本。读书人将砚台称为砚田，写文章说成笔耕。陈家以读书考科举为根本，走上发家之途。端本园根据记载有三亩面积，可是建成后不久就被削去一半，又经蚕食，现在仅存900来平方，作为吴江市级重点文物单位，2010年进行了整修，2012年再次整修（可参见本书《黎川杂录》中的《端本园小了一半之谜》）。假如身临端本园其境，仔细寻觅，“新涨闲看水上凫，破巢细认梁间燕”，园内景物依然玲珑姣好，令人心旷神怡。园子中央，一座半山亭，犹如燕子展翅欲飞，亭内置有古桌石凳，亭西山石林立，边上挺立着一株木樨树，亭东侧假山嶙峋，假山下有一山洞，洞口凉气逼人，山上绿藤缠绕，山旁一丛古树。园子的南部有双桂楼、伴月廊，正南是廊桥，四周是曲折的回廊，那水磨砖上的“绿抱”、“水琅嬛”的书法，令人神思飞越，想当年端本园三面环水，园内双桂楼前后生长着金桂和银桂，东西两边各有荷花池，池与池，池与河曲折相通。现在的端本园，四季花卉不断，有菊花、石榴、柑桔、仙人掌与各式兰花，给古园增添了无限生机。（本书付印前夕，端本园尚在整修中，按照考古性发掘，建筑设计据实相应变化） 李 黎里的第三大姓，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能够排名第三，主要由于乾隆时期官居南韶连兵备道的李璜。 李氏一族，据李璜所撰的《宗祠碑记》，明代成化年间，李氏宗茂、宗元、宗盛三兄弟自北方迁居浙江秀水（今嘉兴），绵延十余代，人口繁衍，不下数百，都是普通老百姓，耕耘自给。李璜的曾祖父李元绅始迁黎里镇，依然安分守纪不出乡里，逐渐由耕织走向经商，家庭生活日益富庶。黎里镇富有儒家传统，读书风气极好，李元绅让儿孙们攻读四书五经，积极应考科举，以求进身。李璜，字方玉，从小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时代的李璜读书修身，品行为长者称道，处事治家，公平合理，崭露出峥嵘的头角。乾隆四年（1739年）由国学授州同知，捡发淮扬河工，治河期间，不辞劳苦，充分施展出仓卒应变的才干，为了治河，他不惜赔上薪俸，甚至让夫人拿出历年积蓄，上司非常器重他赏识他。不久晋升广东南雄府倅，任上，李璜修造桥梁，建立孤贫养济院，救助穷困。后来又因为“卓异”授南韶连兵备道，有诏入京师觐见乾隆皇帝，结果病死于北京。李璜归葬浙江秀水县小咸圩，大学士李侍尧撰写了神道碑，同镇工部尚书周元理写了墓碑和墓志铭。  (4.1.3.1《黎里志》李璜传) 李璜的这个“卓异”，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痛苦。李璜的卓异，更是笼罩在李氏一脉的无尽阴霾。这卓异，与一本名叫《遍行堂集》的书有关。 《遍行堂集》的作者，是广东丹霞山别传寺的开山祖师澹归和尚，此人俗名金堡，浙江仁和人氏，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官山东临清知州。明末清初，朱由榔在肇庆建立南明政权，金堡以梗直诤言、力抨朝政、不畏权奸而授官兵科给事中。南明灭亡后，金堡削发为僧，取法号澹归，转蓬似地辗转，先在广州云海寺当碗头僧（专门洗碗的小和尚），康熙元年（1662），澹归为原明朝赣州巡抚，时任丹霞山主的李充茂聘请建寺，经过数年惨淡经营，别传寺建成，澹归和尚成为别传寺的第一任住持，此后规模日益扩大，俨然粤北一大名刹。 丹霞山别传寺的一应僧众，除了巡抚李充茂的旧部亲信及官兵之外，就是南明遗老遗少，反清复明的心志时时系念于深处。一部《遍行堂集》，是澹归平生鉴古察今、修身立志的力作。《遍行堂集》分前后两集，比较而言，前集佛儒交融，以菩萨心、孔孟心言理言学，写情写性，文风清丽而蕴蓄；后集则是明清交替之际撰写，故国故园犹在眼前，可是亡国之痛萦绕心头，忧愤交加，忽忽如狂，怀旧复明之志溢于言表，“哭尽冬青徒有泪”、“故陵麦饭谁浇奠”，身为亡明遗臣的隐痛处处隐现于诗文之中。 一天，李璜偶然路过丹霞山别传寺，发现殿后有一柜子，封锁得特别严实。李璜就问住持和尚内装何物，住持回答说，自从康熙至今，本寺换一住持加一封条，不知内中何物。也是心血来潮，一向宽厚的李璜却命令住持开启柜子，于是一部《遍行堂集》呈现于众目睽睽之下。李璜带回衙门一看，顿时进退两难，懊悔不已。书中诗文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意向，眼下正是文字狱大兴的当儿，看来圆寂了96年的澹归和尚的尸骨，仍将在劫难逃，还有别传寺现今的住持以及众多的和尚，都将不得善终。李璜长子李大翰，看到父亲进退两难，思虑再三后认为，假如没有见到此集，那么没有责任，现在既然已经见到，隐匿不报，当属欺君之罪，必将留下无穷后患。李璜听完，不再犹豫，上报督抚，督抚认为事关重大，以“语多悖逆，图谋不规”上奏朝廷，朝廷下达了焚寺磨骸之诏。乾隆四十年（1775年），别传寺因《遍行堂集》一案惨遭血洗，僧众五百余名为了护寺而尽数遭到屠戮，丹霞山的骨塔、碑志悉数被铲平、毁弃。可怜清静的佛门净土，就为了这一部《遍行堂集》，鸟兽噤声，草木无华。澹归的一切遗著、墨迹，包括他为人作的序言、跋文全部销毁，官府有令，不得留存片纸只字，胆敢私藏者从严治罪。现在丹霞山山麓石岩坊附近，有个地名叫“埋人坑”，就是当年众僧丛葬之处。 李璜因卓异而晋升南韶连兵备道，皇帝下达诏令，命李璜与大翰父子速速进京入觐，刚到北京，李璜就死于客舍，李大翰有旨敕留京城晋升刑部郞中。李璜有六子二女，六个儿子都由科举出身而进入仕途，除了长子李大翰外，次子大恒也官至刑部主事，其余各子，除第八子早矢外，都谋得一官半职。由此，李氏一族在黎里成为令人瞩目的世家。 李璜第八子，名大升，自幼受家庭读书氛围的熏陶，好学上进，刻苦非常。可是身体羸弱，长年疾患不断，年仅23岁夭亡。大升所配浙江海盐陈方伯的女儿，大升去世时此女随父在云南，得到噩耗，不远千里前来奔丧，并抱主成婚，立誓守贞。嘉庆二十三年亡故，次年受到吴江县县令的旌表。海盐陈家也并不是寻常百姓，听从女儿抱牌位成亲，终生守寡，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受到封建礼教的盅惑，不过，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李家的名望和财产。 因为卓异，李璜入京，可是还没有等到皇帝召见，突患重病，他自知即将弃世，也许他心怀隐忧，弥留之际把早已撰写定当的《宗祠碑记》《义庄弁言》及其条例交予长子大翰说：“此吾未了事也，尔兄弟勉成之。”要儿子了却自己捐田产、建宗祠、设义庄的心愿。《宗祠碑记》和《义庄弁言》洋洋洒洒1200余言，历述了李家的历史沿革，他自身的为人与奋斗，特别在义庄弁言内，他说到自己将田产大半捐出，又借别人与他问答之词，写了一段话留给子孙：“或有笑余者曰：子即不为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然余思贫富命也，盛衰理也。余叨先人福祐得克家子六人，若能勤俭成家，即除设立义田之数，以分给之，亦稍可自立，倘不知稼穑艰难，虽尽与之无益也。矧古人有言，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愿若辈损智而益过乎？”既回答了他人的疑问，也明示子孙自己的深长之思，由此，也可想见李璜其人。  (4.1.3.2《黎里志》李璜撰《宗祠碑记》) 李大翰在京不半年，有诏出任湖北汉阳知府。大翰不敢怠慢，雇佣官船兼程赴任。到达麻城，正值傍晚，停船歇息，忽然有一和尚，裹着一袭红色袈裟，浑身血红，没有一声言语，登舟合掌募化。次日清晨，李大翰猝死在船上。从此以后，李氏子孙，只要稍微得意，必见和尚，见则必死。对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领域的人自有不同解释。有说那是报应，有说那是和尚们的报复，也有说是李氏子孙心理压力使然。基本史实如此，见仁见智，任由后人评说。 就资料所及，下面二名李氏后裔，就因为稍微得意而夭亡，在临死前都曾见到红衣和尚。 李璜第四代孙李士龙，字葛庵，号一山，进学成秀才，选为贡生。士龙娘家亲戚刘德六（1806－1875），是著名画家。士龙拜刘为师学写生秘诀，不出10年，运笔纵横矫健，描摹点染不落时蹊，沉厚遒媚，时人有出蓝之誉。后游览天下名山大川，胸次宽广，山水设色渐臻于妙境，丹青之技名噪当时。不久，援科学惯例授予县丞之职，入都谒选前夜，宿于吴江松陵的垂虹客馆，次日身亡，也不知患何疾病，艺林为之痛惜。 士龙早逝，留下一子名嗣泌，字芋香，由叔父继蟠抚养。嗣泌10岁即下笔成章，但他不愿走科举作晋身之阶，年方弱冠凭着文学功底为官府聘请，沈文肃公葆桢总督两江，延请为上客。嗣泌一手书法，虽不属名家，却也潇洒灵动，令人赏心悦目，再加为人诚恪谦抑，从来不作妄语，一时当代有名公卿都以礼相待。年近不惑，曾总襄公国荃、左文公宗棠、刘制军坤一都争相延聘，不料40岁那年突然得病去世。 下面二位因为甘于平淡，得以善终。 李璜第四代孙李继蟠，字挹仙，从小敏慧，考得秀才后，参加过一次乡试，不中，就此绝意科名，游学江淮之间。精通刑律，官府争相延聘。许观察道身、沈中丞秉成先后备兵常镇、通海，相继聘请继蟠主持幕府内务。继蟠年过40尚无子息，有人说：“掌刑者艰于嗣。”继蟠回答说：“儒生无尺寸权可以活人，吾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因此他处理刑治，以仁辅义，能够保全者他想方设法保全。同治初年，各国开始进入长江贸易，产生了诸多中外交涉事项，继蟠精通英语及西方习俗，寓尊攘之义于怀柔之中，30余年来，处事令中夷诸人心悦诚服。为人敦厚，乐于助人之急，馆谷所入往往分给贫困的亲戚与族人，享年68岁无疾而终。 李璜第五代孙李懋勤，字绩宣，号敏盦，不走科举之路，致力于丹青，努力学习曾鲸技法，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能神妙独到，年逾古稀无疾而终。  (4.1.3.3李厅门面) 李氏的故居在黎里镇梨花街，黎里百姓俗称“李厅”，面阔五开间，八进纵深，东边的备弄长达135.7米，李厅弄民居是一个清代前期建筑的群落，目前是市级文物控制单位。 第三进大厅前有一砖刻门楼，上书“康熙癸未仲冬彀立”，据此李厅始建于康熙年间，后来再由李璜及其子孙们续建翻建。李璜在第六进辟有“岭云书屋”，那是他用功读书，教育子侄们的地方。 第三进大厅原有“传经堂”匾额，整个李厅也就称为“传经堂”。自从《遍行堂集》事件发生，李氏一脉的心总是悬着，不得安宁。同治年间，李氏后裔决定更换堂名为“易安堂”，不求飞黄腾达，但求随遇而安，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清同光年间，苏州评弹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黎里人喜欢评弹，三里长街的书场多达十多家。李厅的易安堂也辟为“易安书场”，聘请响档演说苏州评弹，既开书又卖茶，十分受到欢迎。易安书场一直开到1984年，才关门。 蒯 黎里的第四大姓“蒯”，本出湖北襄阳。明代晚期，蒯氏的一支来到黎里镇定居，繁衍到清乾隆时期，排进了黎里八大姓之中。黎里蒯氏最早安居在浒泾桥东侧，那条蒯家弄，习惯上称为“老蒯街弄”。家大业大，子孙繁衍，清代派生出了南蒯家弄、新蒯家弄，民国年间在黎里横街开辟了一条南栅蒯家弄。四条蒯家弄，建筑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 老蒯家弄，朝南面街一落五开间，纵深七进，之后沿后河横向发展，组成四落四进的方阵，门厅匾额“中宪第”，堂名“鄂桂堂”；南蒯家弄，在黎里镇市河南岸，五开间五进，匾额“荣禄第”，堂名“礼耕堂”。 新蒯家弄创建人蒯嘉珍，字荫雏，号聘堂、铁崖，太学贡生出身，道光年间署山东曹州同知，嘉珍在距离老蒯家弄东50余米的地方购地筑室，一落七开间，纵深七进，建筑面积1140多平方米，门厅高悬“大夫第”匾额。正厅取堂号“树滋堂”，外观高大雄伟，十分气派，面积163平方米。这座厅堂极有特色，一是相亲的绝妙场所，千万别小看了这相亲一节，它可关系到夫唱妇随，家庭和睦、家族兴盛的大事。二是说书的好去处，来此说书的响档更响。晚清及民国年间，来此说书的名角儿很多，听客场场爆满。黎里民众习惯上不叫树滋堂，叫“蒯厅”。 蒯厅正厅三间，两边各有二楼二底厢楼。就而今保存完好的东边夹厢来看，楼上有特制的格窗，状如抽屉，因此又称“抽屉窗”。厢楼上光线较暗，从抽屉望到敞亮的厅堂，清清楚楚，厅堂上的人却无法看到小楼上的动静。  （4.1.4.1蒯厅（拍摄于1950年）） 蒯嘉珍工书善画，妻子钱与龄(1763-1827)，字九英，浙江秀水人，从小禀承曾祖母南楼老人陈书家学，特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仰南楼”，少女时期又得从兄钱载指导，擅书能画。婚后，夫唱妇随，书画诗词自娱（蒯、钱二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传）。更可贵的是，开明的蒯氏夫妇利用蒯厅的特殊构造，决定为女儿们选择乘龙快婿。大凡有公卿弟子进谒，蒯嘉珍总是热情地与他们品茗叙谈，这时女眷们在抽屉窗后仔细观察，小伙子的身材相貌，神情举止，甚至出言吐语都一清二楚，就这样蒯家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觅得了如意郎君，为她们相夫教子奠定了感情基础。  （4.1.4.2蒯嘉珍隶书对联）  （4.1.4.3蒯关保隶书对联） 这个特殊佳构，更为蒯氏男子相亲提供了方便。每当年节佳日，女眷们当然也要走动走动，那时，与龄夫人带领自家姑娘来到厅堂上，与前来造访的女宾叙谈，蒯家的少爷就在抽屉窗后仔细端详，觅取佳逑。清朝政府规定，士子可以一妻一妾。蒯嘉珍在儿孙的婚姻方面，订有严格家规，他认为“娶妻娶德，取妾取色”，男子成家之后应当致力建功立业，不能沉溺于儿女情怀，更不能随便讨小。只有年过不惑，没有儿子，才可以取妾。在封建社会，男女结婚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自身很难有选择的余地。蒯嘉珍独辟蹊径，让儿子们选到了中意的妻子，为他们日后奋发找得了贤内助。 蒯嘉珍夫妇育有三子，他们深信“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积极延师教育，督促儿子们走科举之路，以安身立命，为国效力。儿子们都很争气，“学而优则仕”，个个都从四书五经起步，踏上了仕途。特别是第三子关保，最能承继父母爱好，诗词娴熟，且擅长丹青、汉隶和篆刻，也从太学出身，先补浙江温州府经历，后出任知县。  （4.1.4.4蒯厅东夹厢）  （4.1.4.5蒯厅抽屉窗） 由于治家严谨，儿孙奋发，树滋堂到第三代终于达到了兴盛的高峰。蒯关保的儿子贺荪（1806—1875），字则钦，号士芗，最为吃苦耐劳，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中举人，由实录馆謄录议叙知县，分发河南永宁，一度参与林则徐幕府，熟读兵书，锻炼了军事才能。后任固始知县，拔擢直隶州知州。固始任上，捻军啸聚，更有一些杆子，时而为民，时而为匪，盘踞于光汝之间，烧杀抢掠，蹂躏百姓，贺荪奉旨征剿，带兵一一肃清。又两次上书大府，为光汝间百姓请求减征钱粮，情词恺恻，读之令人声泪俱下，经奏报回文曰可，老百姓感恩戴德，一时“蒯阿母，来何暮”的民谣响彻光汝。此后，多次在河南河北进剿捻军，父母双亲亡故时，有旨两次夺情。奉旨赏布政使，不久迁浙江按察使。 蒯厅的第二个特点，音响效果特别好。厅堂蒙砖密布，屋瓦密集，墙壁平整，梁架椽子用料考究，加工精致，油漆光洁，一堂屏门齐齐整整，关闭后看不出门缝，油漆考究。光线明亮，冬暖而夏凉。空屋子中，高声说话，嗡嗡有回声。晚清年间，苏州一带盛行评弹，黎里镇有十来家书场，大多设在茶馆里，设在大户人家的厅堂里的只有两家，一是传经堂，习称“李厅”，后来改名易安书场，再就是蒯厅，由于蒯厅的音响效果，评弹艺人都喜欢到这座厅堂来献艺。蒯厅还是黎里镇最早放映无声电影的场所。 蒯厅书场布置，与一般茶馆不同。靠厅堂屏门正上方悬挂着“恕不迎送”四字匾额。据说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赐给评弹艺人的，评弹艺人不必对听客低三下四地作揖迎送，这对说书人是一种礼遇。匾额下设书坛，高出地面约三个台阶，所占面积不大，上面安放一张半桌，系上桌围。如果说大书或单档，半桌就横放，说书人坐在桌后，如果是三档小书，有三位说书人，一人居中，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蒯厅邀请的多数是双档小书，半桌直放，说书人上手在左边，下手在右边。桌上放三弦、琵琶、茶壶、醒木、折扇之类的道具。书场中央，竖直安置二排条形长桌，左右两边横放双人长凳，很像“非”字的形状，这些座位处于中心位置，叫“头台”，黎里称为“状元台”，坐这样的位置，说、噱、弹、唱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说书人的举手投足，眼神表情，一一尽收眼底，一般这是有身价的老听客的专座。四周安排长条靠椅，椅背后特制一长溜雕有圆孔的木板，每个圆孔可以装一个茶杯，购票入场，堂倌就会捧上一杯茶，红茶绿茶任凭听客自点，夏季还有菊花茶供人享用。堂倌不时为听客添茶加水，他们手拎铜壶，隔老远也能够把水准确地冲进杯子。 苏州评弹名家的到来，使蒯厅场场爆满，客厅内挤不下，场主打开落地长窗，在走廊上安置听客，一场书可以卖出二百来根筹码。可是，来得晚的人还是进不了书场，只能靠在院墙上听“戤壁书”，有的时候台阶上、院子中央都站满了人。 蒯厅立有一个规矩，其他书但说无妨，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不准说。原来，这是因为新蒯家弄的掌门人蒯贺荪，一生仕途顺利，想不到年及古稀，竟为了杨乃武一案不得善终。 前文说到，蒯贺荪曾为民请命，百姓感恩戴德，称他为“蒯阿母”。贺荪为人真诚爽直，胸怀坦荡，亲朋邻里同僚有急难，总是尽力周济，一生廉洁奉公，不留余财。追随林则徐的时候，林大人为他的书房题名为“求是斋”。任浙江按察使期间，他多次瞻仰岳王墓，决心效法岳飞，忠君为国，赢得身前身后名。他曾经专为岳飞庙题有这么一副对联：“晚受国恩封，花诰春深，已见东窗事发；早蒙家难死，寒泉秋碧，好同西市魂归。”总观蒯贺荪的一生，除“杨葛案件”外，他为人处事，一贯实事求是，立志为国为民奉献自身，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好官，清官。 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就在蒯贺荪的任上，余杭县出了“杨葛案件”。据此创作的话本、小说、演义、戏曲众多，进行了许多的艺术加工。这里把真实的案情概述如下：同治十一年（1872）春，余杭豆腐师傅葛品莲娶了毕秀姑为妻，秀姑容貌清秀，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外号小白菜。葛家与举人杨乃武比邻而居，两家日逐来往，亲密无间。不久，葛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染，葛母喻氏从中拨弄，但无实据。次年初，葛品莲突然暴病身亡，葛喻氏立即向余杭县控告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毒杀亲夫。县令得状，轻信浮言，在仵作草率验尸之后，臆断葛品莲中毒身亡，将小白菜押衙刑讯，由于不堪捶楚之苦，伪供与杨早有奸情，合谋杀夫。于是杨被拘捕到堂，县令施以酷刑，杨屈打成招。此案上报杭州府，府又报省，经县、府、省三级七审，最后判定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杨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鸣冤，二上北京告御状，浙籍京官夏同善等28人联名上书，请求刑部复查，此事惊动了西太后。光绪元年（1875）西太后下令，刑部移棺京师，当众开棺验尸，最终证明葛品莲并非中毒，实系病亡，案件才真相大白。此案历时三年，惊动朝野。 蒯贺荪身为按察使，职责就是审案。案件到得蒯的手里，业已经过了县、府二级审理，牵涉的官员不下数十人。再说，顶头上司巡抚杨昌浚也认定杨乃武与葛毕氏有奸情。蒯贺荪经过调查勘察，心里明白杨乃武是冤枉的，可是，一旦翻案，数十名官员将遭殃，斩首，充军，革职，这些官员的家属也将蒙难。二者相权取其轻，只能违心地错杀杨乃武与葛毕氏二人了，所以，蒯贺荪维持原判。后来，刑部将一干人犯尽数移解京师，冤案得以平反。蒯贺荪先期得知消息，吞金自杀，那年正好70岁，正是即将告老回乡的年龄。 评弹艺人，在杨葛案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随着历史的推移，版本日多，艺术加工更多，深受听众欢迎。 蒯氏后裔，对于“杨葛案件”讳莫如深，岂肯轻易提起。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蒯氏一族视为奇恥大辱，当然严禁在蒯厅上演说。直至民国，蒯家遵祖训，把禁说此书的规矩明文刻在大厅进门处的石碑上。 1875年，树滋堂，也是整个蒯氏家族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蒯贺荪兢兢业业地供职，到头来却不得善终，蒯氏后裔觉得宦海险恶。他们不想再习举业读书做官，也不愿再参军建功甚或镇压义军以染红顶子。那时期，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官场腐败成风，蒯氏片面接受教训，既然不想达则兼济天下，那就独善自身吧。于是蒯氏一族，都将儿孙们圈在家里，不再死啃那四书五经，写什么八股策论，一味陶醉于琴、棋、书、画。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也只是请几位私塾先生前来坐馆，只求识几个字，能够读读闲书，写写书信。少年人好动，总有几个在家呆不住，家长们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妙计，诱使他们吸食鸦片，美其名曰“福寿膏”，祈求吸食之后添福上寿。实在蒯家就要子孙们一个个上瘾，使他们无法远离蒯厅这个窝窠，只能乖乖地呆着。至于生活么，不成问题，祖上传下良田千亩，一切地租收入、财产管理，悉数托付给帐房先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悠哉优哉。 以琴棋书画而自鸣高雅的蒯氏后裔，后来玩起了评弹和昆曲，亲朋好友一拨拨地前来，蒯厅开设书场，卖票营业，也由此开始。可听听唱唱之间，又白相起戏子来了。再后来，掺杂进了许多嗜好，搓麻将、摊牌九、斗蟋蟀、发酒疯、逛窑子，醉生梦死，纯粹一个寄生的家族。 杨葛案件之后，树滋堂再也没有出过正而八经的官员及儒生。倒是在斗蟋蟀方面，出过一位怪才。那就是蒯贺荪的曾孙蒯竹生，此人酷嗜蟋蟀，从小练就一手绝技。他手里的一根须草，最能逗引蟋蟀，经他的须草一撩拨，哪怕最疲惫的虫儿，也会兴奋异常，变得骁勇善战，更别说其他了。虫儿玩多了，蒯竹生肚里就存有了一本蟋蟀经，哪一类犹如程咬金只有三板斧，哪一类善于后发制人；什么地方的蟋蟀骁勇善战，什么地方的中看不中用，等等，等等，都烂熟于胸。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两头将要下笼或入盆打斗的小虫，蒯竹生只要须草一拨一逗，孰胜孰负已经心知肚明。还有更绝的，两头旗鼓相当的小虫，本来势均力敌，蒯竹生有本事，当众舞弊，在牵草时他暗使手脚，让其中一头小虫开不了牙钳而落败。晚清及民国年间，斗蟋蟀成风，输赢动不动成百上千。怪才成了蒯家的宝，一年一度秋虫鸣叫，蒯竹生这家请那个邀，俨然黎里镇上的大忙人。 一大群纨绔子弟，坐吃山空海要干，蒯姓家族从官僚士大夫的大家庭，一步一步沦落为普通地主，进而变成破落地主，兴盛百来年的树滋堂衰落了。解放前夕，田产所剩无几，佃户大减，民怨倒也不多，土改、镇反等等都安然度过。但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蒯氏子孙，在新中国的号角声中，要想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有的卖油条，有的拣破烂，乞丐似地活着。 时代毕竟在前进，蒯氏一族的儿孙们不可能个个都禁锢在蒯家弄内。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震惊了树滋堂，蒯家弄东隔壁站起了爱国民主主义战士柳亚子，他创建南社创办刊物，配合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王朝，又反袁世凯反张勋反段祺瑞。蒯贺荪第四代长房长孙蒯斯曛，自1906年呱呱堕地，迈出门槛之后就接受了新思想，紧跟南社领袖柳亚子的步伐，踏上了背叛封建家庭的道路。  （4.1.4.6.蒯斯曛） 1924年，蒯斯曛跳出了蒯氏老窠，考入复旦大学，如饥似渴地吸纳新思潮、新文化。1932年，参加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的编纂，撰写出了诸如《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性文章。1940年参加共产党，赴苏中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工作。后来，担任粟裕将军的秘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蒯斯曛从小学习刻苦，精通数国语言，1954年转业到上海，出任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积极为新中国贡献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许多精神食粮，工作之余，从事创作和翻译，著作等身。蒯斯曛孜孜不倦，富有事业心、责任心，继承了乃祖优良的作风，1986年，那是他去世之前的一年，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翻译并出版了萧伯纳的小说《不合理的结合》。 蒯氏后裔日暮途穷，固然是树滋堂的衰落；蒯斯曛背弃封建家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这更是树滋堂的衰落，同时，蒯斯曛成为了蒯氏家族走向新生的领衔人。新中国成立后，从蒯厅里走出了众多的医师、画家、教授、工程师乃至企业家。 纵观树滋堂蒯氏一支，从嘉道年间开始崛起，经三代的接力达到鼎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尤其是满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代，蒯氏盛极必衰在所必然。蒯氏家族的兴衰深深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堪称黎里的一部《红楼梦》。 汝 黎里第五大姓“汝”，他们的始祖名尚质，字朴夫，号义之。汝本是河南汝宁府著名大姓，建炎年间（1127－1130）赵宋南渡，当时任通直郞被汝氏尊称为月潭公的汝德远追随赵构，来到南方，定居在江西省。六传到汝尚质（1276－1364），尚质出生于南宋景炎元年，自小慷慨好义，有胆略更有智谋，擅长武术。汝尚质4岁那年，南宋为北元所灭，尚质长大成年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决计不肯为孛儿只斤氏效力。一生喜爱游览名山大川，延佑元年（1314），携带资财，来到金陵凭吊六朝古迹，过京口至姑苏，这次游览汝尚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游览之机为了选地卜居，为子孙后代寻找一方托身石。一天，乘船穿过吴江城，经45里水路到来了黎里镇，他觉得这里的风土物产着实可喜，这里的人物文章更令人喜爱。尚质兴奋地说：“所为源远流长者此也，我可家焉，以启子孙矣。”于是举家定居黎里，汝尚质是黎里的始祖。 汝氏本江西巨族，来黎里后堪称甲于一邑的富户。邻里有急，尚质每每予以借贷，假如乡亲们无法偿还，就将借券一焚了之。乡里遇到繁难事紧急事，尚质总是挺身而出，慨然承担。至正辛卯（1351）严重水灾，田地颗粒无收，乡里一片饥荒。那时，尚质年已76岁，然而豪气不减当年，拿出家中粮食，倾尽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