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学 教育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延续，没有教育的民族也就没有了希望。而行教育的载体有很多，譬如书本、学校等。从规模与性质上讲，古代的学校有许多种，譬如太学，就是中央官学之称呼。太学之教育，是一个国家之经纬。 中国古代的大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大戴礼记‧保傅篇》已有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之述。西周的太学，亦称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设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王莽作宰衡时，“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东汉太学发展较快、规模较大。顺帝时，“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魏晋南北朝时，政局纷乱，太学时兴时废。及至唐初，太学规模完备，盛极一时。唐太宗贞观六年，“ 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 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博士。战国、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来管书籍，备顾问。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是从西汉开始。作为教官的博士，除了讲学授徒外，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各朝对博士的要求很高。汉代规定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这些博士，一般是通过征召、荐举、选试、以诸科进、他官迁调等途径选取的。中国北朝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560)，诏置“太学博士二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至于博士助教的数量，历代不一，多寡不等。博士待遇优厚，汉初博士定为 400石，宣帝时增至 600石。东汉还为博士建筑宿舍，“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政府对博士常有酒肉束帛劳赐。《东观汉记》和《前汉书‧王式传》分别有“每腊诏，赐博士羊人一头”、“共持酒肉劳式”的记载。一些朝代还为博士制造一定的衣冠，“衣博士衣而不冠”。 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份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比宋要求高些严些。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至于录取太学生的具体条件和办法手续，各朝亦有所不同。汉代太学生选补法有两种： 一是直接由太常挑选 18岁以上的仪状端正者；二是由郡国县官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北宋徽宗崇宁时，由各州州学每3年选送一次。南宋孝宗时，又实行混补(每3年科举完后，所有落第举人允许应试，取其程度合格者补入太学，谓之混补)和待补(以后因应试者过多，乃加限制，凡诸路解试终场人，挑选百分之六送往太学补试，谓之待补)二法，择优录取。唐代规定太学生初入学时要行“束修之礼”:“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唐宋时期太学生都可在学居住，由朝廷发给膏火。汉代生徒还有统一的学服，“俱曳长裙，游息帝学”。 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为了避免因抄写经籍错漏而引起的纷争，东汉熹平四年，下诏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这个熹平石经，成为当时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唐代太学生要修“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诗》、《周礼》、《仪礼》)和“小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兼习《论语》、《孝经》及时务策。宋初教习五经，熙宁后令习《三经新义》，南宋又复以五经和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则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比较注重师法家法和记忆。 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制度、放假制度和管理制度。西汉每岁一试，“设科射策”，试而优则仕，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东汉则以通经多寡来决定取舍任职。有些弟子屡试屡败，“结童入学，白首空归”。唐代有“岁考”、“毕业考”，以成绩优劣分别给予升降，宋代王安石改革太学制度，实行三舍试法，择优授官，各朝太学放假制度不一，唐代太学放假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的称“旬假”，每十日放假一天；长期假每年放两次，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各以一个月为限，允许学生回籍探亲。离家太远或家有婚丧大故者，可酌情延长假期。延长后仍过期不归者，即令其退学。历代统治者都很注意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加强对太学的管理和统制。有些朝代的天子还定期省视太学，如汉光武帝、明帝、安帝、灵帝、献帝以及唐太宗等，都“数临幸观释菜，”，参加“太学行礼”，“临观其仪”，诏令博士宣讲经义，赏赐束帛。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唐代规定:“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宋代亦“凡学，皆隶国子监”。为了进一步钳制和束缚学生的思想行为，历代太学都制施各种规章制度，宋代太学颁行“学规”，订出博士、助教、正录、学谕的职责，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中国太学生在历史上曾屡次发生过反对宦官专权，反对投降卖国的事件。西汉哀帝时鲍宣为谏大夫、司隶，为人耿直，取于揭露外戚和宦官的丑恶面目，获罪下狱，太学生王咸率领千余同舍生去营救他，方得免其一死，东汉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太学生，结合当时为人耿直的大官陈蕃、李膺等讽议朝政，抨击宦官，因而受到宦官的疯狂镇压，发生了党锢之祸，太学生被捕千余人。宋代以爱国之士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在 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爱国将领李纲等被罢职，朝廷准备屈辱求和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集合太学生及军民，在皇宫门外请愿，上书痛斥卖国求荣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为“社稷之贼”，请斩贼类，“复纲旧职”；“诸军民从者数万”，“喧呼震地”，在军民的强大压力下，宋钦宗赵桓被迫恢复了爱国将领李纲等的职务，并击退了金人的入侵。 中国太学在设置专门博士，实行大班上课和“高足弟子传授”的教学组织形式，注重自修，通过考试选士，培养各种杰出人才，繁荣学术文化等方面，都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