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台北故宫藏《仿黄公望秋山图》轴上自题即录自《墨迹册》第11册  图二：《墨迹册》第11则  图二：《墨迹册》第11则  图三：《麓台题画稿》第42则 清代画家王原祁在创作之余，有研求画理的习惯，著《雨窗漫笔》一卷，并撰有用于画作题跋的诸多画论，即《麓台题画稿》。对此，有学者曾利用王原祁之画论，与传世作品进行比对，进而佐证作品之真伪，为鉴定工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对《墨迹册》、《麓台本》、《司农本》与王原祁作品四者关系的梳理，在鉴定王原祁作品真伪时是不无启示的。 思索型画家王原祁(1642－1715)创作之余，有研求画理的习惯，著《雨窗漫笔》一卷，并撰有用于画作题跋的诸多画论，即《麓台题画稿》。对此，有学者曾利用原祁之画论，与传世作品进行比对，进而佐证作品之真伪，为鉴定工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笔者据所掌握资料，兹补充如下： 《雨窗漫笔》成书年代不详。据故宫(微博)藏王原祁康熙乙酉(1715)《为匡吉仿古山水图册》，其中一处自题透露：“余《雨窗漫笔》论设色，不取色而取气。”此即《雨窗漫笔》(《翠琅玕馆》本，似不全)“论画十则”中第七则，故知该书成于是年前。然传世作品中未见用于题跋者，表明非题画稿。 《麓台题画稿》(以下简称《麓台本》)中所收画论之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癸酉(1693年)，最晚为康熙乙酉(1715年)。现传世所见该书版本，系吴江沈懋德(道光甲辰1844年自序)补辑，并收入康熙朝(1662－1722)张潮原辑、乾隆中(1736－1795)杨复吉续辑的《昭代丛书》(世楷堂藏板)中，共得画论58则，梁章矩(1775－1849)等12人参与审定、参阅，陈克家等10人参校，道光十六年(1836年)翰林侍讲朱珔(1769－1850)、安徽督学使沈维鐈(1778－1849)，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江苏巡抚李星沅(1797－1851)分别应沈氏之请作序。“应是王原祁继《雨窗漫笔》之后继续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题画文字‘随笔录出’”，“该书具体成书年代虽尚未得知，但从书中内容可以推断，应为王原祁去世后不久由后人或门人辑录成书”。至笔者发现《题画稿墨迹册》后，对上述某些推论产生了疑义。 《题画稿墨迹册》(以下简称《墨迹册》)共29开，计画论32则，为原祁元孙王应钧(字湘帆)旧藏。其中首页第1则“仿大痴设色长卷”，末页第32则，以及中间第25则，内容皆不完整，表明为不全本。与《麓台本》比对，发现仅有8条相同，即《麓台本》中第40至47则，且二者顺序并不一致。《墨迹册》中画论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癸巳(1713年)，最晚为甲午(1714年)，其中数则画论虽无年款，但与尚能见到的明署年份之传世作品相参，可知皆作于癸巳、甲午之间，且其书风与此期一致。 《麓台本》中，见于传世作品的有6件；《墨迹册》中，所见有5件；其中，既著录于《麓台本》，又见于《墨迹册》的有1件。 将《墨迹册》与5件作品比对，前者标题如“仿设色大痴。赵尧日”、“仿黄子久设色小幅。为位山孙婿作”、“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在现分藏苏州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私家的三件作品中皆予以省去，其余内容则基本相同。《墨迹册》因系原创题画稿，故修改涂抹处甚多，如第8则“丁丑戊寅画册为迪文二弟”一则中，“经营葬事”被划去，又作记号恢复；“携此册以相随。中夜幽忧起坐”二句中间插入“拮据囗囗”，又觉得“囗囗”二字不妥，改成“○苦”，后又觉得“○”字不妥(按，上述“囗”“○”字皆模糊不辨，故以“囗”“○”指代)，在“○”上直接改为“荼”，经过数次涂改，又发现“荼”字已很难辨认，索性于此页右下空白处重新写了一个“荼”字，“中夜幽忧起坐”则划去“幽忧”二字。上述改动，无不体现在现藏台北故宫的《丁丑戊寅山水画册》中，其余数件作品亦然。因此，可以肯定，王原祁作品中的题跋，系先有另纸作原创画论定稿，然后录于已作之上。这也就可以解释王原祁绘画作品中的自题，缘何很少有误写修改这一现象了。即便需稍作个别字句的改动，因定稿在纸，移录于画时，也是从容镇定了。比如上述台北本中除照例将“丁丑戊寅画册为迪文二弟作”省略外，仅将《墨迹册》中“先君”改成“先大夫”，并加上“康熙癸巳九秋麓台祁观并题”即大功告成。 将《麓台本》与6件作品比较，文字内容也基本相同。如台北故宫藏《仿北宋人山水图轴》，同样是将前者中的标题“仿梅道人为司民求”省去，添上“康熙乙未长夏画并题。王原祁年七十有四”年款而已。或仅于人物称呼上略作改动，如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仿大痴山水图轴》“益老年世翁兄”，在《麓台本》中则作“益翁”。与上析《墨迹册》与传世作品的对应情形一致。 将《麓台本》与《墨迹册》中共有的8条画论进行比较，文字描述基本相同，人物称呼亦稍异。如《麓台本》第47则“仿黄子久设色”中的“沛翁”，在《墨迹册》第30则中作“沛翁殷老先生”，表明该书虽非直接辑自《墨迹册》，而是摘录前人将《墨迹册》全本(以下皆称《墨迹册》全本)辑刊的，为沈懋德称作《麓台题画稿》的刻本(以下称《前刻本》)。但无论如何，与传世作品相较，《麓台本》与《墨迹册》二者内容更显一致。从既著录于《麓台本》，又见于《墨迹册》的现藏台北故宫《仿黄公望秋山图轴》一例，更可见一斑。台北本作者自题(图一)： “大痴《秋山》，余从未之见。曾闻之先大父云：于京江张子羽家曾一寓目，为子久生平第一。数十年来，时移物换，此画不可复覩。艺苑论画，亦不传其名也。癸巳九秋，风高木落，气候萧森，拱宸兄将南归。余正值思秋之际，有动于中，因名之曰：《仿大痴秋山》。不知当年真虎笔墨如何？神韵如何？但以余之笔，写余之意，中间不无悠然以远、悄然以思，即此为‘秋水伊人’之句可也！娄东王原祁画并题。年七十有二。” 《墨迹册》第11则(图二)： “题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大痴《秋山》，余从未之见。曾闻之先大父云：于京江张子羽家曾一寓目，为子久生平第一。数十年来，时移物换，此画不可复覩。艺苑论画，亦不传其名也。癸巳九秋，风高木落，气候萧森，拱宸将南归，余正值悲秋之际，有动于中，因名之曰：《仿大痴秋山》。不知当年真虎笔墨何如？神韵何如？但以余之笔，写余之意，中间不无悠然以远、悄然以思，为‘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司农本》第42则(图三)： “题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大痴《秋山》，余从未之见。先大父云：于京江张子羽家曾寓目，为子久生平第一。数十年，时移物换，此画不可复覩。艺苑论画，亦不传其名也。癸巳九秋，风高木落，气候萧森，拱宸将南归，余正值悲秋之际，有动于中，因名之曰：《仿大痴秋山》。不知当年真虎笔墨何如？神韵何如？但以余之笔墨，余之意，中间不无悠然以远，悄然以思，为‘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墨迹册》中“风高木落。拱宸将南归”两句之间，于右侧行间空处添加“气候萧森”四字；“亦名之曰”中，将“亦”字圈去，旁边另写“因”字；“悄然以远”一句中，在“远”字上用重墨改成“思”字。这些涂抹修改，台北作品皆一一从之。同样，作品中除将标题省去外，亦如上文所析，于文字略有小改，如《墨迹册》中两处“如何”，在台北本中皆作“何如”，“拱宸”改为“拱宸兄”，“为‘秋水伊人’”改为“即此为‘秋水伊人’”。而这些修改，于《麓台本》中并没有体现，更充分表明该书内容并非录自作品，与《墨迹册》较为一致。 而诸如《麓台本》与《墨迹册》中的不一致处，如后者中“曾一寓目”、“数十年来，时移物换”、“但以余之笔，写余之意”(与台北本相同)，前者作“曾寓目”、“数十年，时移物换”、“但以余之笔墨，余之意”；“曾闻之”三字，《麓台本》则无。“一”、“来”、“曾大父”六字脱漏，应视作编辑校刊之误，或为所据《前刻本》刊误之由。又如，《墨迹册》第21则(图四)“余六年前奉命修《书画谱》”之“六”字，笔者初阅之际，一度识为“二”字，但随后发现与史实不符。“《书画谱》”即《佩文斋书画谱》，始编于康熙乙酉(1705年)，成于戊子(1708年)；“二年”后为1710年，与《墨迹册》完成于1713至1714年间不符，而与“六年”后即甲午(1714年)完全吻合。再者，写于此则之前的有明确年份的画论，如第3则、第7则、第8则、第11则、第13则、第14则的创作时间，皆为康熙癸巳(1713年)。即便无年份者，仍可据其内容考得。如第15则“仿黄子久设色小幅。为位山孙婿作”、第16则“写墨笔仿董华亭……位凝世兄”、第20则“题高房山小卷”三则，前二则画跋分题于《仿大痴山水图轴》(苏州博物馆藏)、《仿大痴山水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时间皆为康熙甲午(1714年)，并分赠“位山”、“位凝”(按，《墨迹册》先误作“会宁世兄”，后改。表明王原祁与位凝原本不熟)二友；后一则即题于《虚斋名画续录》卷三著录的《云山罨画图卷》上，卷后自署“康熙甲午(1714年)三月望日，仿高尚书笔于双藤书屋并题，王原祁年七十有三”。又如第19则“题仿云林笔。与天游”亦无年份，但据文中“天游姪供奉内庭”一句，仍可定此则作于1714年后。“天游姪”，即王羾(1678－1749)，字天游，号甘泉，系原祁堂弟王旦复(1655－1714)之子、王时敏第七子王摅(1635－1699)之孙，于1714年中进士，工书画，隶书得祖父真传，画宗大痴。而写于第21则之后明署年份的如第25则、第26则、第28则、第29则皆为甲午(1714年)，即便无明确年份的如第27则“仿设色大痴。赵尧日”，据所见《仿大痴山水图轴》(嘉德2000年秋拍第985号)之年款，亦知作于甲午(1714年)。鉴于上述分析，笔者经重新辨读，才纠正了错误。巧合的是，《麓台本》中亦将“六”识为“二”字，表明其所据的母本，于刊刻成书之初，辑录者犹如笔者初阅《墨迹册》之际产生了误读，并以讹传讹。需补充说明的是，《麓台本》并没有收入《墨迹册》中另外24则，即便相同的8则画论，其顺序也并不一致，表明该书不完整。 原祁六世从孙王保譿(1880－1934后)于甲戌(1934年)辑校的《王司农题画录》(以下简称《司农本》)上下两卷，共收214则。《卷上》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王保譿从家藏麓台《亲笔画跋册》副本(以下简称《家藏本》)中辑入(34则)，二是从有正书局排印本(64则)中辑入56则(其中8则与《家藏本》重复，故不录)，共计90则。按，有正书局排印本，系据《昭代丛书》中《麓台题画稿》(58则)重印，并增益6则而成。《卷下》为保譿从各家著录书籍中搜集所得，即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50则)、盛大士《溪山卧游录》(6则)、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1则)等，共计124则。 需着重指出的是，王保譿自称的《家藏本》(34则)，其来源是光绪间(1875－1908)原祁六世孙王学农的族兄王承霁家藏的王原祁《亲笔画跋》一册，曾由保譿父亲借以笔录的副本。与《墨迹册》(32则)相较，可以发现，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且画论前后顺序完全一致。不同之处主要有四：1.卷首辑有画则目录，《墨迹册》无。2.第1则“仿大痴设色长卷”的标题，《墨迹册》中缺佚。3.第31、33、34三则，《墨迹册》中缺佚。4.《墨迹册》第25则，为《司农本》未收。但仍然可以肯定，《家藏本》据以手抄的王原祁《亲笔画跋册》即《墨迹册》。因此，诸如《墨迹册》中许多重要的涂抹改动处，在《司农本》中皆有体现，比如应撰于甲午(1714年)的第27则，其中关于王时敏授予原祁《小中现大册》缩本的时间，《墨迹册》中原祁先误写为“己卯”(1699年)，后发现有误，遂用浓墨竖线划去“己卯”二字，在旁空处另写“丁巳”(1677年)，与该则画论中的自述“余是年卅有五，拜藏之后，将四十年”吻合。这条为学界经常引用的重要史实，即由该书的辑录而为人熟晓。需说明的是，事实上，由于《墨迹册》涂改处甚多增加了辨识的难度，加之手抄、辑校等人为因素，是书存在较多的舛误。如上述第27则中“余是年卅有五”，录为“余是年三十有五”；第1则中将“以博一笑”，录为“以博一粲”；第7则“宽宇老年先生”误为“宽宇年老先生”；第8则“经营葬事，拮据荼苦”录为“经营荼苦”；第21则“为凯公掌宪写”误识为“为凯功掌宪写”等。不仅如此，是书更有随意编辑原著标题的特点，如将“题”、“作”二字皆予以省去，且大小标题字符相同，如第8则“题丁丑戊寅画册。为迪文二弟作”辑为“丁丑戊寅画册为迪文二弟”等；更为甚者，将某些重要的信息从略，如将《墨迹册》第28则“题设色大痴巨幅。李匡吉求赠宛陵郡守佟青岩”辑为“仿设色大痴巨幅李匡吉求赠”，这很容易让研究者将真正的受画人“佟青岩”误为“李匡吉”。这些辑录上的不忠实于原著，不仅淹没了一些重要的史实，且对鉴定比照工作带来了麻烦。比如上则中的“巨幅”，即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仿黄公望山水图轴》(甲午[1714年]夏五)，倘参照《司农本》按图索骥，则较难确定。并确知此则画论作于是年五月。 《麓台》与《司农》二本，虽然后者辑自前者，但未以《家藏本》中与《麓台本》“复见”的8条，对前者之舛误进行校正。如上文所引《墨迹册》第11则，《司农本》除照例将标题“题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辑为“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外，《麓台本》中“曾寓目”中脱漏的“一”字、“数十年来”中脱漏的“来”字等明显脱字，《司农本》并未予以纠正；甚至包括上析“余六年前奉命修《书画谱》”中将“六”误为“二”的史实错误，亦不作考订，而以讹传讹。相反，对于《麓台本》中准确无误的释文，《司农本》却以《家藏本》为准，如上述“宽宇年老先生”、“经营荼苦”等释文断句之误，《麓台本》反而和《墨迹册》以及台北故宫所藏作品一致，表明《麓台本》据以辑录的《前刻本》是忠实于原著的。 但《司农本》的主要问题，还是因标题编辑的随意性所致，尤其是对那些重要小注。比如将《麓台本》中的第19则“题仿大痴笔。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画归缪文子”、第24则“仿松雪大年笔意。为服尹作”、第25则“题画仿王叔明长卷。武清三弟”“康熙戊子长夏题于海甸寓直”诸小字标注，皆略而不辑。“武清三弟”，应为原祁弟王原博(1656－1740)，字迪文，康熙丁卯(1687年)夺魁南闱，戊子(1708年)就选武清令，与《麓台本》中尾注“康熙戊子长夏题于海甸寓直”之时间完全吻合。而这些信息，恰是沈懋德氏无从得知的，只能据所见《前刻本》辑入。 综上所述，上析诸本间的关系如下：《墨迹册》全本→作品；《墨迹册》→王保譿《家藏本》→《司农本》(第1－34则)；《墨迹册》全本→《前刻本》→《麓台本》(58则)；《麓台本》→有正书局排印本→《司农本》(第35－50则)；有正书局排印本→《司农本》(第51－56则)。 诸本中，《司农本》内容最为齐全，其中第1则的标题为《墨迹册》所无，而第31则、33则、34则为《墨迹册》诸书皆无；是书存在的脱漏误识，标题小注遗漏甚多且未尊重原著书以小字或偏离行间以示区别等问题，可以《墨迹册》为准。《麓台本》内容虽不全，脱漏字亦多，但该书将源于《墨迹册》全本的《前刻本》中，为诸本皆无的另外45则画论予以刊刻存世，且著录方式较之《司农本》更忠实于原著；小注以小字刊行，也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著的面貌；加之“校讐之工”(沈维鐈序)，皆可补《墨迹册》、《司农本》之不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墨迹册》中第25则，为诸本所无；且该册是王原祁题画稿原著墨迹，较之《司农本》的辗转编辑而言，对王原祁之画论之确切内容、形成过程、书法风格的研究之价值和意义，尤显重要而弥足珍贵(笔者另将出版单行本予以详析并附《墨迹册》全册图版及释文考订)；既非“继《雨窗漫笔》之后”，亦非“王原祁去世后不久由后人或门人辑录成书”。对《墨迹册》、《麓台本》、《司农本》与作品四者关系的梳理，在鉴定王原祁作品真伪时是不无启示的。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