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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阳台帖》臆说

http://www.newdu.com 2017-12-23 杭州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唐代大诗人李白,自然是家喻户晓的“诗仙”。一提到唐诗,必以李白为冠;甚至一提到古代格律诗乃至古代所有的诗,都以李白为第一。中国是个“诗教”国度,诗是文化中的桂冠和标杆,李白以一诗人墨客却名声震宇宙,正是拜了这个几千年不稍衰的“诗教”的悠久传统所赐。
    “阳台”还是“上阳台”
    李白有一件《上阳台帖》为他传世唯一墨迹。世人一闻此书出于李白这位“谪仙人”,自是珍若珙璧。帖中词句为四言四句:“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但细细追究这个作为法帖地名的“上阳台”究竟是哪里?今天的学者已有考据,大致结论是,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在"阳台宫"寻访好友道士又是书画家的司马承祯。但到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仙逝,无缘再面,只看到司马承祯画在王屋山“阳台宫”上的山水壁画,据称高十六尺长九十五尺,画中有山涧丘壑云浮仙鹤,极为壮观,有感于此而书《上阳台帖》。从《上阳台帖》的文辞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表述来看,这样的叙述应该十分吻合。
    但若如此,那么王屋山上的台名,乃是“阳台”即“阳台宫”、“阳台观”。而非是“上阳台”。若以“上”释为登上阳台宫,则在古汉语的一般用法,应是“登阳台”而不可用“上”阳台。因“上”字另有以卑奉尊以下承上之意,素以狂放不羁的“谪仙人”著称的李白,断不会用突兀之“上”来替代本可以人人得解的“登”。因而,“上阳台”绝不会是登阳台之意。且更可为佐证的,还有宋徽宗瘦金书“唐李太白上阳台帖”一行题签。明显也不是以“上”作“登”,而是“上阳台”三字为唐玄宗时代,上阳宫在东都洛阳皇宫内苑之东,开元尚盛,至天宝之后渐趋冷漠荒寂。白居易有《上阳白发人》长诗,咏宫廷中诸多宫女被置“上阳宫”,与打入冷宫无异。在玄宗时,文献记载后宫侍女有八千之众,尤其是在白居易诗注中提到“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方存焉”。唐人徐凝诗《上阳红叶》“洛下三分红叶秋,二分翻作上阳愁”,亦是解为上阳宫安置冷宫怨女即“疏远之人”。白居易的诗是这样说的:“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都是“上阳”连缀,而非“阳台”连缀;更以“台”可通“宫”、“观”、“殿”、“阁”,本可以建筑名词置换者。李白正生逢开元天宝间,天宝元年742年曾供奉翰林,其间本有(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风流逸事。他在挥毫作书时,既取“上阳台”三字,必更习用“上阳”而不会是取“阳台”。后世题签的宋徽宗赵佶、乃至我辈熟读唐诗者,也必是凭直觉取“上阳”宫名为第一选。至于玄宗时上阳宫诸壁是否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清壮“老笔”,当然无法臆断;但想到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多录当时宫观寺壁上有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王维等所绘壁画山水人物,那么“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画面应该是必有的。宫观寺壁尚且如此,皇宫内府岂能无之?当然,王屋山之说,亦不为无据,但当时虽为定论,现在或可以据两说而并存更出以疑之乎?
    当然这还是一个推测而非实断:李白亲笔“上阳台书”,宋徽宗赵佶题签“上阳台帖”,本来就是实物凭证,但真要坐实《上阳台帖》是否必书于有名的开元天宝时的上阳宫、而一定不是王屋山阳台宫,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
    “阳台”乎?“上阳”乎?吾诚未知孰是。
    《上阳台帖》的传奇与真伪
    关于《上阳台帖》的收藏流传,历北宋宣和内府,南宋贾似道、元代张晏、欧阳玄,明代项元汴,清代安岐,再入乾隆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复为张伯驹所获。这是流传有绪,从题跋和鉴印中可以看出。而在近代还有一些离奇的故事。一则是此帖曾入藏于张伯驹秘箧,1956年时张伯驹曾将六件国宝即西晋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等捐于故宫博物院。这是一般流行的说法。但更细密的切实考证,则是当时张伯驹捐故宫目录中并未有李白此帖。
    新中国成立后,亲眼看见从清末、军阀混战、抗战各个阶段并且还曾为古书画展子虔《游春图》被绑票差点丢了性命、还不惜卖豪宅大院以换书画名迹的张伯驹,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充满了感激心情。他得知毛主席擅长书法,尤其嗜好李太白诗风;遂将秘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十分珍爱,朝夕把玩爱不释手。所以张伯驹在1956年捐献故宫时并无此卷——早已在几年前被捐献出了。1958年,中央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凡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到的访外或各种礼品,一律缴公。毛泽东自己带头,把已经摩挲多年的名迹李白《上阳台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关于毛泽东主席与书法的关系,过去我们只知道1974年他把怀素《自叙帖》赠送来访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得知他对于狂草书是十分喜爱的。也正因这一由于革命领袖出乎寻常的举止,使书法迅速从沉寂衰頽转向兴旺。现在,则知道除了怀素《自叙帖》以外还有一个李白《上阳台帖》,从50年代初一直陪伴毛泽东到1958年,其中至少有五、六年之久。可惜一入红墙深处,没有相应的文献记录,使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会对《上阳台帖》如此朝夕相处不厌不弃?是他因为喜欢李白诗而爱屋及乌关注其书法墨迹?还是在喜欢怀素狂草之外,对于李白的行书也独有情钟?
    捐故宫乎?捐领袖乎?吾亦未知孰是。
    关于李白《上阳台帖》的书法艺术风格,宋徽宗赵佶在题跋中曾有如下评价:“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而关于此帖本身,有两位顶级鉴定家的鉴定意见,似乎也是相左,令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启功:此帖有李白名款,有宋徽宗亲题签和跋,用笔不循故常,天马行空,吻合于李白诗风豪迈不覊,宜为太白真迹。
    徐邦达:此帖笔致粗率,师心自用,且笔画肥厚,不类唐人用笔硬毫,近乎宋代散卓笔后风气,故定为伪。
    真乎伪乎?吾更不知其孰是也!
    有此三惑,是故名其题曰“臆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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