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4日，摩罗开山收徒。范曾为主礼人，我也受邀到现场观礼。拜师者小吴先生，以前见过一面，与摩罗是老乡。现代社会“家乡”观念已淡薄。古时离乡背井的人不多，异乡遇老乡，常有额外的亲切，所以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古时财力雄厚的热心者常设置“会馆”之类机构，为离乡背井的乡党提供增进联谊、解决困难的帮助，算是一种社会基层管理方式，也是现代人常说的“公民社会”一种值得借鉴的模板。摩罗先生与小吴先生的这次拜师，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乡党互助的色彩，当然，其意义并不只在此。一些人对此举动表现出不屑，吴稼祥先生称之为“末世景象”，属于借题发挥，其突出的“末世”含义应别有所指。 摩罗收徒的“拜师礼”遭到非议，并非小题大做，事实上，它的确有比较深刻的文化含义。“师道”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既是精神价值的传承方式，也是传承精神的人脉延续方式；它是非宗教的，但具有崇高感;它是个人化的，因而是自由的，但也是受到制约的，尤其是内心的自我约束。“师道”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既具有精神内涵的巨大价值，也有“拜师礼”这样的外在形式。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拜师礼”只是其中一部分。 礼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具有一定的强迫性，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化的传播。例如，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被大规模毁坏，如今中国社会的婚礼已变得无头苍蝇般恣意妄为，大多都成为商业化赚钱工具。以婚礼的具体形式来说，婚纱、戒指、教堂之类，使得教会和上帝的地位突出，西方宗教借此成为个人主义的民众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中国传统的婚礼突出父母地位，家庭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地位由此得到确立。顺便说一下，官方认可才能结婚，完全是西方的荒唐产物，中国历史上，结婚根本不需要政府认可。西方之所以结婚要由政府的法律认可，是因为西方历史上世俗政权与教会争夺社会权利的结果。通俗点说，西方教会和世俗政权都争着要管老百姓结婚这件事，由此显示自己的权利存在。而中国历史上，结婚这件事从来都由老百姓自己管。所以，仅从结婚这件事来看，中国就比西方更民主。 “拜师礼”是对于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一种外在强调方式。如果我们认识到其“跪拜”体现了中国传统某些真正的价值，那么，有人说它是“末世景象”，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指中国的末世，二是指落后野蛮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猖獗多时，终于开始进入“末世”。在我看来，中国落入低谷已经多时，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走出低谷，开始了快速的复兴和崛起。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末世”，显然是颠倒黑白，它只能是西方文化统治中国的“末世”。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末世”说，它标志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没落以及中国文化的再次复兴。 此外，“拜师礼”还体现了一种教育观念上的差异。师徒传授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师徒传授都是重要的教育方式之一。学校教育并不能简单取代师徒传授方式。当今中国看重学校教育、轻视师徒教育，实际上是崇洋媚外情结下对西方文化错误理解的结果。学校教育讲求标准化的“量贩式”教育，更具有普及意义，而难以获得精品化的教育成果。事实上，学校教育在高层次中出现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某种程度上就是师徒教育的翻版。德国的科技比较发达，德国制造往往是高品质的象征，但中国人常常忽视一个现象，德国的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中，师徒传授方式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是德国优势的重要来源。德国历史上思想家、哲学家屡见不鲜，近世较少，在我看来就是德国现代大学教育中对师徒传授不够重视所致。因此，当今中国不应该也没必要将师徒传授方式视为落后的方式，它完全可以获得与学校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其重要性要超过学校的“量贩式”教育。至于“拜师礼”是否需要跪拜，那只是具体细节问题，丝毫不妨碍拜师的意义。 “量贩式”学校教育一般只注重通用知识的传授，但教育还具有很多其他内容。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除了知识之外，还可以从精神理念、价值观、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给学生以具体的榜样，因而对“为师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量贩式”的学校教育常常是“师道尊严”被埋没的地方，而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更容易树立“师道尊严”的地位，因而也更容易传承和延续“师道尊严”所包含的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因此有人批评、有人哀叹，无非是因为这种方式意味着他们所陶醉的另一种落后文化眼见得正在失去中国的社会基础。 最后，祝贺摩罗先生开山收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只可惜，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建立和延续“师道”，而比亚里士多德早一、二百年的孔子则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师道”源头。附韩愈《师说》于下：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