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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源的《瑶族舞曲》等等，成为这一时期管弦乐创作的突出成果。同时，还出现以某一地区或某一少数民族民歌为主题的大量小型管弦乐组曲。我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音乐创作的，当然首先得益于这些同时代的作品。 我是在远离民间音乐沃土的大都市出生和成长的，又是从学习西洋乐器步入音乐殿堂的。我能够如醉如痴地热爱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始终不懈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并且决心通过中西融汇的道路把中国传统音乐展现到世界乐坛，除了得益于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得益于当时高度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环境外，还要归功于我的两位恩师——何振京老师和苏夏老师。 1957年，我作为长笛学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国人民恰恰从这一年开始，走过了一长段艰辛苦难的历程，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然而，在北京鲍家街的音乐学院校园里，我们的老师以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美好追求把我们引向了远离喧嚣尘世的一片艺术净土。在何振京老师的民歌欣赏课上，我们听到的是从粗犷豪放，真情奔泻的陕北“信天游”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小调；从委婉细腻，含情脉脉的云南花灯到高亢辽阔的青海“花儿”；从朴拙火热的东北秧歌到率真凄美的爬山调......我们随着何老师的歌声把美好的遐想带到那山间河畔，带到那草原雪岭，我们好象看到了我们的先辈在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与欢乐，讲述着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何老师以他对民间音乐的深切热爱和深入研究感染了我们。 苏夏教授是我在大学的第一位主科老师，他反对刻板的模仿西欧古典音乐，提倡民族韵味，提倡雅俗共赏。当时，我和苏夏教授的另两位弟子都醉心于为民歌配和声，尽管有时耽误了主科作业，他还是积极地支持我们用这种方式探索民族风格的和声语言。我们把从何老师那里学来的和间接收集到的民歌都编成了短小的钢琴曲，而苏教授则把格里格、巴托克、哈恰图良以及其它一些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以丰富我们的和声技法。当时主要的学习方向是探索为民歌旋律配置具有民族特色和声的问题。那时候，黎英海教授出版了一本《汉族调式及其和声》和一本《民歌小曲五十首》，前者是他的理论，后者是他的实践——钢琴小曲，非常简单，但很有趣。这给当时作曲学生很大启发。当我从苏夏教授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