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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首先应该去系里报到，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登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的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儿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这个故事自然，质朴，因缘造化，水到渠成。搁在别人身上，就不适合。曾有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也有道理，笔者发现：世界上的任何物与事，都可以找出它的反面，并加以指责，所以面对棘手的难题，古人有“口舌难争，坚壁勿战”之旨，今人有“不争论，做了再说”之策——请注意，笔者无意拔高季羡老的形象，恰恰相反，这里记录的，只是他的平常，他的卑微（难怪造反派相中他守传达，又有人把他当成锅炉工）。季先生的可人，就在于他的卑微。无论什么学问，修到最高境界，只是一颗平常心。袁行霈感慨：“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了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谢冕则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张中行也有类似的称赞，他说老北大，在外国拿了博士而又不穿西服的，胡适也是其一，但他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是很讲究的，随处透出潇洒与高逸，而季先生呢，总是“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这结语下得好。据此，张中老感慨，在他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中，像季先生这样朴厚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六十七岁，人道老骥伏枥，他值青春勃发 人有两个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这是常识。文革结束，天日重明，季羡林已交六十七岁。这个年纪，从生理上说，无论东方西方，黄种白种，都已划归老年。老了就是老了，你不承认不行，现代生活水平再提高，医疗技术再发展，人的平均寿命再延长，也未能做到返老还童，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打发回中年（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有把花甲以上、七十五周岁以下的列为“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