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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1899-1977)名珣,以字行,安徽桐城人。 方氏早年精研西方哲学,受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生命哲学之影响,十分注重形上学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定“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由此途径一路展开,深入中西哲学的堂奥,致力于提升生命的意义,强调生命乃“本体至真之境”,确立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这一学术特点,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化上,则是以《易经》为原点,不断生发开去,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以阐发“生生之德”的原理,明示“生命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广生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由是将中西哲思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而形成自家广大和谐的宇宙观。 方氏论学,高视阔步,气魄宏大,尤为推许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念,故能博采众长,涵泳百家,汇通中西印,融合儒释道,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然与现代新儒家有所不同者,乃是对宋明儒学有肯定亦有批评,这在《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里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一书,系根据方氏在辅仁大学讲课录音整理而成,原订课程计划一学年,讲授内容为“宋明清儒家哲学”,后因病中途辍讲,仅只讲到宋儒张横渠为止,共计十八讲。整理出版者对此书名有说明:“一方面保留了原课程的名称,同时也表示了不得已的苦衷,用志哀悼。”因此,这本未完成的讲录,可谓方氏生平之“绝响”。虽说留下遗憾,但从刊出的内容来看,足够体察哲人的“孤诣”与“微言”。是书中就宋儒“辟佛排老”而固执于“道统论”提出批评,对宋儒坚守“道德人格”以及“天人不二”的思想观念充分肯定。它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 在该著里,方氏多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凸显中西哲思异同处。更因他对哲学的独特看法,认为哲学是一种形上学,以探究人生问题为趋归,故有意于中国传统形上思想进行疏理,结论出中国形上学之律动悉依三节拍而运行:初拍强调儒家,次拍注重道家,三拍则转入佛家,终拍奏形上学之高潮于新儒家。新儒家乃是以儒学为本,融摄众流,犹如百川汇海,万流归宗。方氏还就新儒家诸子心态气质各异的特点,将其约分为三派:唯实主义、唯心主义与自然主义。三派理路虽殊,主旨则一,皆是继承先秦儒家传统,这也是被称作“新儒家”的原因。方氏对于新儒家的称道并敬意,主要还是着眼于宋儒提倡的理想人格,如说“宋代的所谓哲学家,在品行、私德方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厚非的。”又如“宋儒做人方面在建立道德人格,以挽人伦隳丧之弊;于为学方面在恢复学术正统,企求衔接先秦之儒家思想,成立所谓‘道德之传’。”对于北宋前三子,方氏做出衡评,称周濂溪为“儒学复兴的先驱”,邵康节为“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张横渠为“大气磅礴的哲学家”,尤对张氏《西铭》一文倍加赞许。同时,也指出他们思想的驳杂,有“援道入儒”的特点。因此，方氏讲“学统”而不讲“道统”，正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从无所谓“孤立系统”，也从未有一种学问可与他种学问截然分离而独行。此外，对于宋儒承接先秦儒讲“天人合德”、汉儒讲“天人合一”的学统，而提出“天人不二”，主张以“一体之仁”来理解天地万物之心的观念，亦给予了充分肯定。 方东美先生学养深厚，属文典雅，人品高洁；中英文造诣之深，海内外学者共识；一生杏坛讲学，诲人高尚其志，追求崇高精神人格，有夫子所倡“君子之德风”之“风德”。其平生著述、演讲由弟子们翻译、整理成册，在台湾印行出版《方东美先生全集》；大陆出版几种均为节选本，迄今尚未得见出版完整的著作本。（王武子） 《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出版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时间：1983年初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