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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容易的。”汤一介先生回忆说。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校勘记，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沉潜、内敛的学者，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