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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顺着它走，如何保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呢。 羊城晚报：您指出“五四”的主要思想成就是个性解放，但是个性解放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完成。 王元化：“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许多人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倾化以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在那时说自己是属于遵命文学的。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受损害。三十年代他参与批评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运动，是受到了极左路线影响。如果他当时不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思想来明辨是非，也许不会造成这种失误。但他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到了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他劝萧军不要参加组织，认为“在外边”还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样的心情。 把陈寅恪等人划入“旧营垒”有偏颇 “五四”的一些缺陷不应该继承 羊城晚报：您在晚年，提醒学界要特别重视研究王国维、陈寅恪，您认为“五四”时期把他们划入“旧营垒”是有偏颇的。这种价值判断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他们一直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看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学者。但是，他们对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是非常坚定的。他们的为学术而学术，他们的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是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的。如果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贬的标准就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书和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荣誉和威名。 羊城晚报：您过去也是认同对“五四”的既定观念的，还把全盘继承“五四”思想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王元化：你读读《我的三次反思》，可以看到当我摆脱了自己身上那些既定观念，才对一些问题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的。我过去之所以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对“五四”作再认识，是受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引起的。我发现过去所读到的关于“五四”的资料汇编、理论诠释以及关于史的著述，几乎都受到过既定观念的导引，我对“五四”的认识，都来自于长期吸取的这些大量的既定观念。这些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认定的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很少收录，使人不能看到历史的全貌和真相。我用了半年多时间，去阅读那些没有被资料汇编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是“五四”的一些缺陷是不应该继承的。 羊城晚报：现在出现了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