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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术医 术医以清末民初唐容川《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余云岫《灵素商兑》为标志,以唐容川、张锡纯、张山雷、恽树钰、余云岫、王斌等为代表。在这个阶段,中医几度陷入存亡的边缘,虽没消亡也元气大伤,始终面临着被质疑(是否科学?)、被改造(中西医结合)的命运。术医从重视医之道逐渐转向重视医之术,逐渐背离了中华医道之精神;背道求术、弃道崇术是其特征。 术医的研究取向、发展趋势逐渐“西化”,其论病论证、处方用药几乎都离不开西医西药, 这主要是由于西医学的冲击和影响所致。中医从道医畸化成术医后,局面即每况愈下:1912年出现“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1929年由余云岫提出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王斌歧视中医的政策为毛泽东主席所察觉,1955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朱健写的文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3月11日又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参见贾谦等,序一)但是,以王斌为代表的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王斌被批判、被撤职而消失,迄今犹在中医学界有广泛的不良影响。 其实,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差别的根源主要在哲学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医和西医在认知领域的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转引自同上,序五) 本文认为,中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传统必须进行扬弃,但关键是如何扬弃。如果说中医学是以“医道”为基础的话,则中医学的发展事实上离其基础越来越远。这种背离基础的扬弃实在令人不安,而这种发展陷入困境也是必然的。中医学一定要回到中华医道的路子上来,因为纵观中医学发展史, 每一次大发展都是立足于基础而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中医学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而不是修修补补, 更不能用西医的一套理论方法来论证中医学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 应 “衷中参西”,而不应“全盘西化”。 中医学的现阶段发展主要应在“衷中”上下工夫,让西医理论方法在其中发挥 “参”的作用。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继承好传统,很多中医学的精髓被忽略了。拿众所周知的中医特色“整体观”为例:谁都知道中医有个整体观,但什么是中医的整体观?中医整体观究竟包括哪些层面的意思?一般认为是空间上的整体,即身整体、身-心整体、身-心-灵整体(谓之人整体)、人-社会整体、人-社会-自然整体 (谓之天人合一)。但是,这种对整体观的认识本身就不整体,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中医更为重要的两个整体观:时间整体及时空整体。对中医整体观的认识只有认识到这三个层面,才是真正的整体观。否则,中医处方为什么又叫“开时间”?为什么同样的病、同样的人,遣方用药不一样?子午流注、飞腾八法强调在不同时间取不同穴位,不用时间整体、时空整体何以解释?若机械地拿系统论来“套”中医整体观,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造出空间整体的模型,但时间整体和时空整体如何制造?仅此一处,便可见中医之“玄”;说明用现代实验方法难以或无法复制中医之真,这导致中医被误解、被误读,乃至被以讹传讹。中医学具有不能被现代医学所能包含的太多内涵, 故只有溯本求源才有可能获得发展。 那么,中医学的根本原理从哪里寻找呢?本文认为只有从中医哲学中去寻找。弄清了中华医道的基本脉络,不难看出:中医哲学的最初阶段受道家哲学影响最大,而后受融摄三教的新儒学影响明显。但不管怎么说,近现代以前的中医学都是有“道”的医学。近现代以降的术医则是引“西”入“中”、同化不成反被畸化的结果。中医哲学史上也有哲学思想大转折的先例,如援儒入医、兼融儒道、融摄三教,但中医并没有因此而面临危机,反而发展得更加完备、更具实证性,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及金元时期中医学的鼎盛即是明证。中医面临空前危机恰恰是发展到术医阶段:由于不通医理、不通哲理,更不讲“道”理,只用所谓的科学性来责难中医,只用机械的规则来束缚中医,才导致中医发展的举步维艰。中医和西医哲理不同,医理不同,“道”理更不同,由此导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人体观、疾病观等的不同。具体比较如下:原子  ①中医辨“证”,此“证”体现了整体性,突出了功能性,因为综合而比较抽象。西医辨“病”,此“病”反映的是局部性,突出了器质性,因为直观而相对具体。从上可见,中医和西医因为特色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的优势。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优势。中医以“和”为贵,认为和而不同,无伤大雅。中医本是开放的体系, 认为互相借鉴才是科学的态度。而把西医规则强加于中医,则不啻于拿神父的教条苛求孔子门生。其中道理,庄子有个形象的比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道本“浑沌”,偏偏要凿“七窍”以显其直观具体,结果是“七日而浑沌死”。“忽”、“倏”以术乱道,以假惑真,终置“浑沌”于死地。以所谓的“科学性”来改造中医,“日凿一窍”,已历数十载, 中医岂有不死之理?从中华医“道”由道家之“道”到新儒家之“道”的“成功”转化,又从道医向术医的“失败”转化,鉴古观今,可见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中医,如果能做到:(1)哲学上的突破,即把中西哲学融为一体;(2)医学上的突破, 即把这种融摄中西的中国哲学引进中医,完善乃至重塑中医理论,如此,将中华医道之“道”理、哲理、医理“一以贯之”,则中华医道复兴有望。而仅仅从医理上研究中医(更不要说现代术医的研究方法),因为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所以其实不是究竟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唯有从哲理到医理,又从医理到哲理,双管齐下,才能正本清源,找到中华医道的活水源头,找到解决中医危机的突破口。由此亦可见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转载自知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