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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曾祥 李玉萍 摘 要 基督教《圣经》用“神说有，就有了”的方式，建构了“神创”本体论；希腊哲学对“水、火、原子”是世界基质的逻辑论证，建构了“实体”本体论；而神“普爱世人与拣选世人”的分裂，和人“向神忏悔与挑战神权”的分裂，造就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役物屈人”的文化形态，这是西方现代社会一切分裂的思想根源。《易经》和《道德经》，从天人关系来把握世界，以安心利行为价值用途，建构了“世界本源与世界秩序”、“人的地位与人的准则”融为一体的“道”本体论，这造就了中国“体相用”融合、“悟证解”一体的思维方式和“文史哲”不分、“精气神”一体的文化形态；它能克服“主客二分”的思维矛盾，也使中国文化缺少研究自然物的“科学性”，也缺少用制度管人的“创造性”， 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被动挨打的思想根源。  “神创”本体论（资料图） 一个民族脱去蒙昧，就会解释周围的事物，理解世界的秩序，尤其会追问自己的由来，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安顿自己的身心，引导自己的行为。在这当中，人们理解的“世界本源”和“世界秩序”、“人的地位”和“人的准则”，就是人们的文化。如果说此前，人们以自己的本能，像动物一样在自然当中演化，那么此后，人们就要随自己创造的文化一起演化，而开启人类自己的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上究天人之本，下察治乱之由，中通古今之变，以求“性与天道”；然后把自己理解的“天道”，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即依天道而行人道，依人道而行治道，以治道求人的和谐，是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 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把上述思想活动称作哲学研究，认为这种研究建构起来的哲学本体论——它实际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外化出来的客观知识性的观念体系，相比而言，中国上述思想活动建构的“性与天道”可以称为中国的哲学本体论，它实际是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体系——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中西方的不同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中西方人们的行为差异。 近现代以来，主要是用西方学术改造中国学术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哲学本体”代替“性与天道”，即习惯了现代学术观念。那么，从现代学术观念看，中西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其源头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其源头在中国的《易经》和《道德经》，即它们建构的中国哲学的“道”本体论，同西方的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即它们建构的“神创”本体论和“实体”本体论，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人们的行为差异。 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同时面对了同一个地球，使人们觉得需要一些大致相同的行为准则；而不断地冲突，尤其是文化的冲突，使人们觉得对于各方不同的哲学本体论，需要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解。 本文尝试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说说“道”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的差别，重点是说说《道德经》的“道”对中国本体论的建构。 一、西方的本体论建构及其思想方法 在西方，其本体论建构，主要是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完成的。 《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圣经·创世纪》）。 基督教的《使徒信经》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圣经·创世记》中说， 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唯一真神，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主，是“自在、永在、忌邪”的神。人们要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 新约·马可福音》）和“爱人如己”（《 旧约·利未记 》）。 我们看到，基督教《圣经》用断言“神说有，就有了”的方式，于人类蒙昧初开的时候，像是面对儿童的空白心灵一样，为消除人们的焦虑，直接给人们树立信仰，即用直接回答“是什么创造了世界”的方式，建构了信仰性的“神创”本体论；希腊哲学是在人们认识发展了的基础上，在人们经验的自然当中，寻找孕生世界万物的“实体”，让人们在推理中消除疑虑，随之树立自己的信仰，即用论证“为什么是某物创造了世界”的方式，建构了科学性的“实体”本体论。  基督教经典《圣经》（资料图） 比如在古希腊，面对人们依赖的大自然，泰勒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这符合人们“有水就有生命”的直观经验；可是后来他们又觉得，水有体而无形，哪里低下它就往哪里流，容器啥形状它就啥形状，因此它不能规定它物，它不是自身存在和它物存在的原因。于是后来的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因为它“自己运动而充满宇宙”，虽然有形却能进出一切物体之中，虽然无形却以整个世界为形；可是后来他们又觉得，世界是无限的，以整个世界为形就是以无限为形，也就是无形，而无形的东西是不能成为有形世界的本体的。于是后来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没有上述缺陷，它是有形的、自动的并且“给世界万物光和热”，它在一定尺度上燃烧、一定尺度上熄灭、又在一定条件下从一物转到他物上；这样，从火向外推演，可以使世界万物获得一个物质基础。可是，他们又觉得，从火向内推演，它需要火种和燃料，而没有永恒的燃料，就没有一团永恒的活火。 后来，许是有感于上述困境，他们又从寻找实体物转向寻找抽象物，于是有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师徒的“原子”说，到17世纪有莱布尼兹的“单子”论，18世纪有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可是，他们一直沿用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找到一个不变的实体，论证它衍生了世界万物”的思想方法。 再后来，许是这种实践促进了理性的发展，使他们把这种思想学术活动，看成了“建构世界本体、安顿自己心灵”的哲学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解决“人与世界”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后来，经过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深入思辨，加上自然科学对世界认知的发展，包括工业革命使人的实践本质的暴露，到19世纪，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从“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生产状况决定人的思想状况、先有人后有人关于神的观念”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出发，说明不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造了神——西方古典哲学就“终结”了。 但是，他们依然延续着“找到一个不变的实体，论证它衍生了世界万物”思维惯性，依然由此建立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所以当科学进步到打破“原子”，发现质子、电子，就有人惊呼“物质消失了”，世界得以确立的“本体”消失了；到后来再发现了“测不准”的量子，预言了正电子、反物质，西方的哲学研究工作，就作了几次转向，即从建构本体论，转向了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所谓认识论转向），又从研究认识能力，转向了研究表达能力（所谓语言论转向），以致找不到新的转向时，就宣布“哲学已经死了。 上述情形，是西方的“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建构其哲学本体论的发简历史，和他们所建构的哲学本体论的大体情形。 在上述情形当中，我们看到，西方哲学本体论提供给西方人的，一是相信“向上帝忏悔，得神主救赎”，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以安顿自己的心灵；二是从希腊哲学理解的“世界秩序”，演化出了关于世界万物的科学知识体系，人们凭借这种科学知识在自然中取得的成就，坚信了自己的本体论建构。但是，它提供的“人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人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因其理论上矛盾重重和实践中冲突多多而不断变动，从而使这种“矛盾、冲突、变动”充满了他们的哲学史，搅得他们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对自己的建构越来越不自信，以致无奈地宣布“哲学已经死了”。 二、中国的本体论建构及其思想方法 在中国，其本体论建构，主要是《易经》和《道德经》完成的。 同《圣经》由“旧约、新约”从远古传来一样，传说《易经》是从伏羲画卦开始的，后来经长期占卜记事，到文王为卦爻系词，再到孔子序传解经进行学理转换，才形成现在的传世本。实际上，《易经》累积了我们先民的经验智慧，是我们上古典籍的群经之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老子的《道德经》，是继承《易经》思想的独特著作，其成书很晚，大概与孔子序转解经的年代差不多。 孔子在《易经·易传》上说，我们先民建构《易经》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用观物取象、比象画卦、悟卦通神的方法建构的。于是先民们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经·系辞传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资料图） 用上述方法建构的本体论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词传》）；并且“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经·说卦传》），以教人们“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乾卦·文言传》）。老子在《道德经》上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德经》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 将上述引文同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相比，我们看到，从思想方法上说，中国的本体论建构，没有把“事物都有其创造来源”的具体经验绝对化、简单化、明确化，即没有把“天地宇宙也有其创造来源”的观念明确化，进而没有明确提出“造物主”或“本体论”的问题加以探讨；只是用现有的“存在”解释其存在，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们的性质，即认为：天高而尊、地低而卑；这种天高地卑的位置确定了，万物就在其中生存繁衍了；于是，就有动静、四时、刚柔、贵贱、吉凶、神鬼等等事情发生了；这种天之象、地之形是自然而然的。 在上面的认识中，最具哲学意义的建构，是认为这些天之象、地之形当中，其“卑高、动静、刚柔、吉凶”等有形的可见的部分，是所谓“器物”，而在背后推动它们发展变化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东西，是所谓“道”。但是，探讨和理解这些有形可见的“器物”和它们背后无形不可见的“道”，其目的不像西方那样，是为了建立一个解释世界万物的知识体系，而是将这种认识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用以引导自己的生活行为，使自己“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所以就思想方法来说，中国的哲学本体论，既没有建构“神创”本体，也没有建构“实体”本体，而是建构了将“世界本源”、“世界秩序”、“人的地位”和“人的准则”混为一谈和公用一个概念的“道”本体，是所谓“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和“知昼夜、通阴阳、体用不二”（见吕大临[宋]《横渠先生行状》）的本体论。这样，就使得我们文化，既没有“人与世界”的实际分离，也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哲学问题，因而也没有从“世界秩序”演化出发达的科学知识体系；这造就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内修去私”的文化，而不是“主客二分”的、“役物屈人”的文化；所以我们的许多发明成了礼器，而没有成为武器，我们的火药做成了礼花，而没有做成枪炮。 上面是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肇始以来的思想方法所作的分析，“道”则是这种思想方法建构的哲学本体。至于对“道”的实际阐述，即对“道”本体的具体建构，主要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完成的。 三、道对中国哲学本体的建构 道，是中华先贤用来认识世界万物的名词，它在具象上有“道路”的意思，在抽象上有“规律”的意思，其哲学意义是指万事万物的本源、本体、本质、规律、原理、真相、程序、动力、路径等等。本文称其为“道”本体，是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同西方的“神创”本体和“实体”本体相比较，所用的方便之说。 同西方相比，中国的哲学本体论有以下特点： 1.道本体在指称上注重功能性，而非西方的客体性 《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14章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这意思是说，“道”是指在世界万物背后起作用的那个存在，也就是，使“世界从无到有或宇宙从零到一；一或有，再二分为既对立又联系的阴阳；阴阳，又交冲又协和而生出新一代；由这种新新相生，而有世界万物”的本源、本体。  老子出关（资料图） 但是要明白，“道”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想创造，亦即作为从总体上把握世界万物的哲学范畴，可以指称孕生世界万物的本体，也可以指称从本体到世界万物的孕生过程，而且应以“指称过程”为主。因为这样，人们就会着力考察自己所建哲学范畴的功能，即考察它能不能确切指称这个本体和确切指称这个过程，亦即能不能借以达到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目的；如果以“指称本体”为主，就容易混淆“指与所指”的区别，由这种混淆，人们就会着力考察自己创造的“哲学范畴”，而不去考察它所指的“本体”，能不能孕生世界万物了。我们在思想史上看到的许多混乱，诸如西方哲学建构了“水”、“火”、“气”本体，又否定了它们；用西方学术改造中国哲学以来，一直有人在追问和解释：“道”的概念怎样“生一、生二、生万物”；也有人在判定和争论：“道”的说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都是犯了这种错误，即犯了“用客体的逻辑证明，来抽象地把握世界”的错误。 从思想方法上说，只有追问自己创造的“哲学范畴”能不能确指世界的“本体”，才能从哲学上“抽象地”把握世界。而混淆了“指与所指”的区别，无论追问自己创造的哲学范畴——“道”、 “水”、“火”、“气”——能不能孕生世界，还是追问范畴所指的本体——道、 水、火、气，直至后来出现的“奇点大爆炸”的奇点——能不能孕生世界，都不能使人从哲学上“抽象地”把握世界；最多只能从实证上“具体地”把握世界，而那是科学而不是哲学的任务。 现在知道，我们智慧的先贤，尤其著《道德经》的老子，不会犯上述错误。他用古人“形而上者谓之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叙述了“道” “生一、生二、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之后，就说“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可以“名夷、名希、名微”；也可以认为它“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可以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恍恍惚惚”，但是“不可致诘”；因为，一旦对“什么是‘夷、希、微’，它们和‘道’是什么关系，‘道’怎样‘生一、生二、生万物’”，予以“致诘”，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或者造成无尽地循环，最好的结果，也是侵到实证领域，用哲学思辨代替科学论证，从实证上“具体地”把握世界。 2.道本体在呈现上注重具象性，而非西方的终极性 《道德经》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这意思是说，道本体，有“生一、生二、生万物”的功能，也有“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有象（形式）、有物（质料）、有精（能量）、有信（规律）”的具象；“道”作为哲学范畴，就是指称本体这种“功能”和这种“具象”的范畴。这种“哲学范畴与所指本体的同一性”，不是从现有的世界万物，推断产生它们的终极本体，而想象出来的；而是从现有的具象观察其本体，用现有的“存在”解释其存在，从事物的关系理解其性质，直观上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再问，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那是实践或历史证明了的，即自古以来，先贤们用“道”来观察和指称世界本体，一直是这个样子，即用“道”来指称本体的“具象和本体”、来表示本体的“指称和所指”、来理解本体的“存在和理论”，一直没有遭遇困境，一直没什么有改变。 说到底，是人们都理解，“道”是人们创造的用以指称和理解天地万物之本体的工具，但它的特性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由它指称的本体之特性确定的；因此，中国的本体论是用世界万物的秩序，来引导自己的行为，所以它有许多具象是可查可知的。而西方本体论，是用世界万物的秩序，来推想产生世界的终极本源，所以它在理论上是实证的和逻辑的。 3.道本体在自性上注重法自然，而非西方的创世界 《道德经》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资料图） 这意思是说，“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不是独立于天地万物之外的，具有人格、带着目的来创造天地的神，而是在“从本体到孕生世界万物的过程中”，实际存在和实际起作用的某物及其特性的总称，即第21章所说的“象（形式）、物（质料）、精（能量）、信（规律）”之“混成物”的总称，是外在“实体”的客观存在与观察者心中的“表象”存在的中和，包括人对这种主客关系的“理解”的中和。因而，无论“道”作为本体自身，还是作为哲学范畴，其特性都是“法自身”和“法自然”的。不像西方哲学本体论那样，会发生“宇宙起源上的科学论与世界秩序上的认识论”的分裂，最终导致“主观与客观”的分裂。 可以说，中国的道本体，是用来化解自己之疑惑的，不像西方哲学本体论那样，是用来解释“创世界”的。两相比较，用于“解疑惑”的本体论，遭遇新事件和新认识的否定，会重建自己的解释，因此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从子学到经学、从佛学到玄学、从理学到心学，都是从上古源头开始，重注六经而重建新的“道”本体，所以中国文化一直表现为以“道”为本体的连续性；而用于“创世界”的本体论，遭遇新事件和新认识的否定，会认为世界不能创生，或者认为“哲学已经死了”，因此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语言论、从机械论到有机论、从可知论到不可知论、从唯心论到唯物论，都是后者根本否定前者，而重建新的本体论，所以西方文化总是表现为后人否定前人的发展性。 4.道本体在功用上注重修内心，而非西方的役使物 《道德经》第34章说: “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第52章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这意思是说，大道普施于万物，像洪水泛滥一样，远及天边近在左右。与此同时，万物依道而生存，它不推辞；万物赖道而成功，它不占有；它给万物以滋养，不替万物作主张。所以，既知天地始于道，知道一阴合一阳，也以道这种天地之母体，来理解天下万物之性情。既知万物之性情，复守天地之母体（以及，既知人生之宝贵，复给自然以尊重），则一生没有危险。比如闭塞奇想，顺其自然，使阴阳和合，那就一生没有什么麻烦；如果放开自己的奇想，追逐自己的欲望，那就一辈子也达不到满意。（以及，既知五谷之珍贵，复给土地以保护，而不仅仅积谷，就不会没有饭吃；既知鱼虾之性情，复给水源以滋养，而不只顾抓鱼，就不会没有鱼吃。）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资料图） 由此可知，中国的“道”本体，是“法天、法道、法自然”的本体；由这种“道”本体所决定，中国文化是一种顺其自然、合于阴阳、万物恃之不为主、衣养万物不居功的文化；不像西方的“神”本体那样，是普爱众人、拣选众人、救赎众人的本体，当人不听神的话吃了“智慧果”，神就惩罚人把人逐出伊甸园；由这种“神”本体所决定，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向神忏悔、求神原谅、得神救赎的文化，以及从希腊哲学发展起来的“与忏悔相补充”的反抗神权、造福人类、从天盗火、张扬人性的文化。 相比较可以知道，西方的本体论，在神“普爱世人与拣选世人”和人“向神忏悔与反抗神权”源头上，就发生了分裂，这是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及其一切其他分裂和现代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中国的本体论，因为“从天人关系来把握世界，以安心利行为价值用途”的思维方法，使中国文化一直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而不是“治天役物”的文化；这里虽然“主客二分”的思维矛盾，却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缺陷，即缺少研究自然物的“科学性”，没有发展出公设、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没有制造出坚船利炮、汽车飞机、电影电脑、克隆羊、安乐死等等；也缺少用制度管人的“创造性”，总是教人信因果而去私心，不是规定切蛋糕的最后取，只是提倡施舍行善，不是建设高额累进税，只是提倡武死战而文死谏，没有想过问责制和选举制，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被动挨打的文化原因，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而提出全面西化的思想依据。 5.道本体在价值上注重合自然，而非西方的遂人愿 《道德经》第46章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28章说：“ 知其雄，守其雌……常德不离”，“知其白，守其黑……常德不忒”，知其荣，守其辱……常德乃足。” 这意思是说，社会的治道合乎天道，即顺万物之自然，人们会用战马去送粪，好像用军械去耕田，用黄金修厕所；如果治道违背了天道，即追逐人的欲望，连孕马都要被赶去参战，以致父送子妻送郎，母生在战场上。所以，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要知道据守雄壮的地位而保持雌弱的心态，使雄壮与雌弱玄同而不张扬雄心，这于天道德性就不离失；要知道保持清白的品性而表现为朦黑的形式，使清白与朦黑玄同而不凸显清白，这于天道德性就无差错；要知道坚持荣耀的目标而走卑辱的道路，使光荣与卑辱玄同而不追逐荣耀，这于天道德性就会充足。 回顾上面的简单论述，我们觉得，中国哲学“道”本体的特性——在指称上注重功能性，在呈现上注重具象性，在自性上注重法自然，在功用上注重修内心，在价值上注重合自然——融合起来，即在思想的源头上，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比如，面对人与人之间纷争与合作的诸多斗争，儒家按照自己对“道”的理解，建构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面对人与万物之间利用与反利用的诸多关系，道家按照自己对“道”的理解，建构了“顺其自然，无为而为”的行为原则；面对人们生存环境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医家按照自己对“道”的理解，建构了“激发人体自愈，维持阴阳平衡”的医疗原则；兵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把“道”本体下的“兵者不祥之器”、“战胜以丧礼处之”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第31章、第57章）的军事思想，发展成了“兵者诡道、出奇制胜、止戈为武”的中华战争观；中华的大道工匠们根据“道”的要求，所建造的指南车、浑天仪和赵州桥、都江堰、万里长城等等，无不因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而能长久地造福于民以致千年不朽。 佛学传来中国以后，我们又以自己理解的“道”，接引和消化佛理，比如以“注重功能性”， 而去万物之假名，直指人心，教人不为名词所障；从“一阴一阳之谓道”，来阐发“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而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把“注重修内心”，发展为“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教人不为情景所困（《六组坛经》）等等，把佛学转成了人们心灵通达、安身立命的思想慧根，即把佛学接到中国的“道”本体上，使佛学与儒学和道学一起，成了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与恩格斯（资料图） 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的时候，直接看上去，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民族独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等等的工具理性，与我们当时救国救民的紧迫任务相契合，使之成了我们崭新的思想武器；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与我们“道”本体的价值欲求相契合，比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论证，与我们民族“天下大同、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理论论证，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价值理性相契合等等。正式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契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跨越旧的时代、破除思想障碍、建设现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四、简短的补充 上面的文字，简单叙述了我们对中西方本体论的认识，和它们所决定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但有的论述不够充分，有的结论过于直接而缺少过渡环节，有的因为思想偏好而用词不妥。欢迎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有耕战之强，才有礼乐之乐（资料图） 另一个大的思想背景是，我们所说的中国“道”本体论，实际生成了我们中国的“天下观”，它是以“一个完整的人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或以整个人类面对整个世界”的观念；而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到处矗立着现代国家的世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国家，来面对其他国家的人和其他国家的自然界。这样一来，依照“道”本体“注重修内心”、“注重合自然”的国家和人，遇到其他“注重役使物”、“注重遂人愿”的国家和人，就会陷入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种情形，即吃亏挨打、被动落后，而无法将自己的原则贯彻下去。 所以，中国“道”文化虽能克服西方“主客二分”的文化矛盾，我们的“人类文化” 虽然演化出了“地球村”的文化观念，但是，当今世界依然是“国家分立的世界”，人们依然要“通过国家”来生存和发展，国家依然是“有耕战之强，才有礼乐之乐”。因此，要推广“道”文化，要用人类内部的“人文化成”替代族群之间的“武力征战”，要实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伟大复兴，还有很长的理论道路要走。 （作者简介：张曾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退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 发表《老子“道”本体的现代解释功能》、《“孟子困境”的李约瑟视角》、《用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关照社会和谐》等论文；李玉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教育哲学，出版《一份特别教案》一书，发表《知识迁移与相似信息共振》等论文。） （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张曾祥、李玉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