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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化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容易引发大量污染而难以自净 按照道教的基本逻辑，人与自然应该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有机整体之中，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及其多样化需求的更好满足，必然要向自然索取，开发与利用自然，此举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造成多重影响，甚至是破坏。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在人类合理开发的范围之内，能够及时有效地消化并转换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自然消化人类活动之不利影响是有条件和临界值限制的。若超出了这一临界值，人类就必然会遭遇自然的惩罚，且其惩罚力度会随着超出这一临界值的程度和规模加大而呈现几何级数提升。 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与政策规范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现实问题是13亿人口的吃饭难题迫使各级政府、社会各阶层和居民个人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千百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温饱难题，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解决了这一难题，且目前还正进一步快速向小康乃至富裕社会迈进，这是中国创造的人间奇迹，没有人能够否认。但这种快速地发展经济的模式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和问题，即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和承载容量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诸如环境破坏与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现实情况则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满足难以遏制的欲望，更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去采取一切手段和措施去获取不断增加的财富。但这种对财富肆无忌惮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甚至会快速超过自然环境所能容纳的承载量而引发各种各样的污染。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及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在许多方面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导致生态失衡，爆发生态危机直至严重危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财产安全。 其内在原因在于现行的污染排放模式存在某种形式的公共牧场悲剧问题：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  公地悲剧会在这里上演吗？（资料图） 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相反，如果牧场是我的，我会精确算出，或者通过试错方式找到放多少羊进去吃草才能使得产量——羊肉——最大化，从而获取最大的租值。而如今的污染排放模式类似于公共牧场悲剧，即如今企业、机构或个人制造的污染在不少地方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甚至排污费都只是象征性征收，这在很大程度就相当于无主的牧场，大家争相大肆排放污染，最终会快速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使得环境租值快速耗散为零，租值消散的原因是牧场没有主人（没有强制性要求污染制造者完全净化污染，甚至可完全不加处理地自由排放）。 这就意味着只要牧场有主人，放多少羊或者让多少人进来放羊，是会朝着租值消散最小的方向去安排的，主人不会让“太多的羊以至于草都被踩死”的糟糕现象出现。同样的道理，若污染能够被制造者与社会有效净化，那么，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便会成为现实，这也是道教倡导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 2.现行的分灶吃饭体制容易诱发部分职能部门降低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甚至对污染的肆意排放进行默许或纵容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任何个人或机构的行为选择主要是对其所受到约束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关系的直接反应，而不是直接依据社会公众持有的价值观行事，其甚至有可能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就有必要探究现行的环境监督机构究竟受到了何种形式的约束或激励，这些激励又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影响环境监督质量与有关环境保护正式契约的实施。  大气污染（资料图） 如今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大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只有区域性或河流全流域性大污染才会受到大小不同的处罚，且即使实施了处罚，基本上也都没有对污染者及其责任人进行伤筋动骨式处罚，这很难起到应有警示作用，而肆意排污者的收益依然可观便会引发更多的效仿。 类似问题长期无法消除便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现行的契约第三方实施方式趋于失败。导致第三方难以正常发挥监督作用的根源在于现行管理体制的核心依然是以生产者的利益与需要为中心，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最大化。因为分灶吃饭体制将一个地区（部门）创造GDP的多少同其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直接挂钩，导致一切不能增加GDP的措施、政策，甚至法律都难以得到全面而不打折扣地执行。这种利益追求方式使得在短时间内只增加成本而难以提高GDP的措施，诸如监督企业全面履行环境保护正式契约所规定的义务等就无法得到全面贯彻。 也就是说，各项政策、法律与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标仍然会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企业或个人的污染排放形式只是服从与服务于GDP增长的一种方式与手段。在此前提之下，本地区或部门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才会得到必要的关注；而超出这一前提的更高标准与要求则很难在大多数时间得到满足，这也使得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之中，政府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是执行的内外有别的政策：例如，对外地企业、个人污染排放行为，地方政府有关执法部门会采取一切措施加以打击；相反，若是本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的肆意排污行为则会进行偏袒。事实上就是有选择性地推行契约第三方实施。这种有选择性的监管方式导致企业和监管机构契约履行具有高度的弹性，一切以本地区或部门的利益最大化为选择判断依据，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与潜规则。 而这种有选择性的第三方实施方式导致在我们的法律思想与条文之中，更多的是规定如何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与扩大经营规模，政府有关部门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而不是将一家对本地区贡献大，但存在污染肆意排放的企业绳之以法。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这一利税大户破产，从而必然会影响到政府追求GDP最大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在不损害或影响生产的前提之下，监管机构才会考虑考虑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基本偏好与利益需要。 而为了使GDP与财政收入能快速增长，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最为简单与最快捷的办法便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尤其是在大城市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生产型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减少，为改变这种状况，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具体表现为降低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质量监管执行标准便成为吸引企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利益需求约束之下，监管机构职责的严格履行让位于企业的污染肆意排放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的GDP最大化目标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而监管机构也有自己的小集体利益，主要是任何一家监督机构都有众多的冗员，需要以罚款、收费等方式来筹措额外的资金解决单位的福利与改善办公条件，甚至人员的工资、劳务费等。 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种交换关系，往往只要交纳了罚款、收费，一些企业的违法、违规污染排放行为依然可以继续进行，甚至不需要对发生大量污染排放的企业进行整改，基本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利益结构就决定了一些专业监管与执法机构对本地企业的污染大肆排放行为难免会采取偏袒措施。 3.居民个体对自然缺乏敬畏与部分人不择手段地过度追求物欲 现实生活之中天人难合一的问题极为严重，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来的是人们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更加炽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难以遏制的欲望便会不顾客观现实之可能，希望能够随心所欲；不然，便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感，这就是欲望的膨胀过度，而为了满足这种无尽的欲望，便会不择手段，哪怕给整个社会造成无尽的破坏，也会在所不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无拘无束而自由自在，尤其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华与丰足便成为许多人的最大向往。于是，不顾环境条件，一头直接扎进物质世界，这样的结果对于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环境必然会无益而有害，甚至会贻害无穷。 以此观诸现实生活之中的男男女女，其几乎一切行为与动机均指向票子房子车子，年轻人憧憬“好多好多爱”和“好多好多钱”，一旦自己的票子房子车子比周围人的差，甚至是不及媒体上报道的张三、李四，就会因此产生焦虑，就会生出这样的不安与那样的不平，似乎自己若不能够实现赶超，家人与子孙就难以获得安宁，甚至会不久于人世，世界末日会因此而到来。正是这样诸多人为制造的不安以及这样或那样或有或无的负面因素，诱发一些人完全不顾环境和条件的许可，采取一切手段去追求财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重的污染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严重破坏。 这种现象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的“幸福-收入悖论”来解释当下社会人们的焦虑与压力、污染急剧增加的问题，伊斯特林认为短期内经济增长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可能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甚至被称为中国社会的“幸福停滞困局”，尤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甚，大城市可能成了“幸福感低谷”。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众多的宗教人士都尝试用各自的方式与受破解中国式“幸福-收入悖论”。  雾霾（资料图） 例如，武汉大学黄永明的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让城市居民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每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多排放一千克烟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12分；每多排放一千克二氧化硫，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002分。”依此逻辑，经济快速发展、收入提高同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内在关联，更值得担忧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超高速度，诸如10%以上，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均无法持续，尤其是不顾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更是会带来无穷后患，这在我国就表现为从持续在全国肆虐的大面积严重雾霾、地表水和地下水高污染、形形色色的垃圾山到各种各样由污染引发的严重疾病，如今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幸免。 而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已40多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发展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期盼其一直持续是不现实的，中速乃至低速增长将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环境质量。而如此愿景全面实现的前提便是要各级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从指导思想、行为选择及其价值判断依据等诸多方面借鉴与遵守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决策。 要知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甚爱比大费，多藏必厚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也就是说祸患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罪恶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这是因为贪得无厌，过度追求某些东西与财富，必然会招致重大的花费与损耗，这必然导致其向社会与自然加倍索取而快速超过社会和自然可能的容纳与承载能力，若让这种欲望及其行为不加遏制，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社会矛盾而更进一步危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乃至人民的生命安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