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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清章 三绝三弃，是指《道德经》第十九章中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主张三绝三弃（资料图） 讨论三绝三弃，可以依照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来讨论，也可以从绝巧弃利、绝仁弃义到绝圣弃智的顺序开始。前者是遵从老子从高至低的思路去铺陈，后者则可以把三弃看作是三种境界而展开。而这三种境界，其实就是依照弃利、弃义到弃智的层面而讨论的。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只追求于利，心中则只存有此，那根本就不会存有什么仁义，何况圣智的概念，所以也就无需去讨论。换言之，如果人们只是以利为利，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为利而摒弃，这样一来，可见的盗贼与不可见的盗贼便泛滥开来，且势不可挡，什么孝慈、什么民本，都将是空谈，或掩耳盗铃式的存在。 但不论是弃利、弃义，还是弃智，并不是弃真利、真义与真智，而是摒弃那些被装饰了的不当之利、不当之义与不当之智。简单地说，自然而然的当得之利、当具之义或当有之智，并不要去排斥，拒绝的是不当得之利、不当具之义与不当有之智。 这里结合古代的几位译者，尝试解读老子三绝三弃的根本思想，以从中探寻有益于今人的治世理念。 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古人对“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理解 仅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常人是很难理解的，怎么“绝圣弃智”就能“民利百倍”呢？本来圣或智是可以给世人带来益处的，为什么要弃绝圣智？这是值得疑问的。 唐代李荣就曾说道：“圣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无以照机，非圣何能宰物？今言弃绝，所未闻也。”不过，他也给自己的疑问作出了一个很好的解答，他说：“夫圣人合道，道本无名，名生而物迷，言圣不及于忘圣，智出而伪起，用智不及于忘智，故须绝弃也。然圣生则盗起，智用乃贼来。今言弃绝，盗贼不起，其利实多，略言百倍也。”可谓说到了根本。  为什么要弃绝圣智？这是值得疑问的（资料图） 这种根本，在宋代苏辙身上似乎也有所复制，他说：“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以巧胜物者也，于是驰骋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苏辙说世人并不了解圣智的根本，所看到的只是末节。一个没有看到根本的人，就很难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圣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利益，这是因为他弃绝了圣智，而这里的“民利百倍”就有可能是暂时的获得，并非长久的获得。如果绝圣弃智，对民有百倍的利益，那才是智慧的选择。这可以看到，绝圣弃智，并不是弃绝真正的圣与真正的智，而弃绝的伪圣与诈智。 弃绝伪圣与诈智，实是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这从早期注解老子的《想尔注》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其说：“绝诈圣耶知，不绝真圣道知也。”就是清楚地告诉人们，要弃绝的是假圣与邪知。如此，可以让百姓专事于该做的事，而不是忙于非为。对于管理者，则应做到起码的公而无私，这也就足够了。 启发管理者无为而治 当然，对于道家的人士，他们的解释则多是以无为的思想为依据，要求管理者从根本上做到无为。如汉时河上公说：“‘绝圣’，绝圣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象，苍颉作书。‘弃智’，弃智惠，反无为。‘民利百倍’，农事修，公无私。”从历史上看，圣者为了给人树立一种圣者的形象，以至于让人们记住他，不断地美化自己。他们所有的美化，如果并非是真实的，那就令人讨厌了。一个言行不一或表里不一的人，还希望人们能够铭记着他的那些假的“丰功伟绩”，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事。机诈的行为，是令人憎恶的，因为它非真智，运用者也非真圣，所以我们要杜绝此类事情。 老子就曾在《道德经》十八章中说：“智慧出，有大伪。”《想尔注》解释道：“真道藏，耶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而“绝圣弃智”，就是因为有人假圣人之名，而行欺世之事，如对平民百姓的欺骗，所以要绝圣弃智。  淳朴则巧伪不作，无为则矜徇不行（资料图） 在这一方面，唐玄宗就有所启示，他说：“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淳朴则巧伪不作，无为则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对唐玄宗思想极度推崇的杜光庭曾说：“无为之圣，内明之智，应物周遍，随时感通。比之圣智，杳冥无迹。制作之圣，矜徇之智，既有其迹，人往迹存，以所存之迹，非应变之具，执而用之，去道愈远。何者？圣智设法，所以守国也。大盗至矣，则圣智之法并其国而窃之。其故何哉？若不盗其圣智之法，则无以取其国。是知圣智设法，本以守国，智诈极矣，乃翻为盗国之盗资也。老君戒之，忘圣则为理，涉迹则为乱。能忘其有迹之迹，弃其矫智之智，则淳朴复而巧伪息矣。人复怡和，无伤无夭，俗臻朴素，无怨无争，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本来圣人运用自己的智慧，设立一定的法度，是教世人如何守国的，然而有些盗国之徒，却利用圣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盗窃国家的资本，为自己的不合法行为做辩护，甚至也把自己称作圣人。可见，有些“圣”并非真圣，正因为自己并非真圣，反而排他真圣，如在纣的时代，使“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真正的仁圣之辈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反而由非圣者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就成为诈智。又因“智”者会投机取巧，便导致下面的百姓也跟着行“大伪奸诈”的不正风气，或许正因为此，老子提出绝圣弃智，以使民从根本中受益。 二、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大道废，有仁义 对于道家，“绝仁弃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老子就曾谈到：“大道废，有仁义。”汉时的河上公解释说：“大道之时，家有孝子，国有忠信，仁义不见。大道废不用而恶逆生，乃有仁义可传道。”这就如同白天有萤火虫飞来，不会看到其光亮，因为白天的亮度完全可以掩盖萤火虫的亮度；可要是在黑夜，萤火虫那种光却显得耀眼起来。这从根本上说，绝仁弃义，是要求世人能够回归到有道的世态，而不是无道的世态。  在黑夜，萤火虫的光却显得耀眼起来（资料图） 谈到有道与无道，有复古思想的人，往往会站在自己的时代谈到之前的时代，认为那个时代是有道的，如在《想尔注》中说：“上古道用时，以人为名，皆行仁义，同相像类，仁义不别。今道不用，人悉弊薄，时有一人行义，便共表别之，故言有也。”有道的世界，人人都行仁义，所以仁义不显，无道的世界，人们所行的仁义，未必是真。如有人用一些来路不正的钱去做慈善事业，以让人对其产生好感，这其实是对慈善的践踏，因为其心不正，其行为也非正。这从某一方面而言，其所行仁义便是假仁假义，而非真仁真义，因为其根本非正，所以要弃之。 要弃之的理由，如《想尔注》的作者所说：“治国法道，听任天下仁义之人，勿得强赏也。所以者，尊大其化，广开道心，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天察必审于人，皆知尊道畏天，仁义便至诚矣。今王政强赏之，民不复归天，见人可欺，便诈为仁义，欲求禄赏。旁人虽知其邪，交见得官禄，便复慕之，诈为仁义，终不相及也。世人察之不审，故绝之勿赏，民悉自复慈孝矣。”有些行仁义之道者，只是为“求禄赏”，或欲“得官禄”而已。如果真正行仁义之道者，不应有如此的动机心念。如果有之，则非真仁真义，弃绝之也就理所当然。 希望人心能够回归于淳真自然 也有行仁义者，只是其善于美化自己，设若从道的角度而言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持守最根本的仁义道德，那是每个公民所应该践行的根本准则。但行仁义之道，则没有必要显现智巧或华饰自己。河上公说：“‘绝仁弃义’，绝仁之见慧，弃义之尚华。‘民复孝慈’，德化纯也。”如果弃绝仁德就会显现智巧，崇尚华饰就会摒弃道义，但不如用道德去教化民众，使其返朴归淳。民众返朴归淳，自然心中会存有孝慈。  民众返朴归淳，自然心中会存有孝慈（资料图） 我们如果从现实世界来看，对孝慈行为的阐扬有待加强，这是因为非孝非慈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根源多是因为人心不淳。在唐朝时，著名的道教学者杜光庭曾说：“六亲不和，则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则淳朴之化复行。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谓无私亲矣。斯则绝名迹之仁义，复玄同之孝慈。”“六者和则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则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众，则孝显其名；不慈者众，则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义制于其间，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风，弃名迹之仁义，则民复于皆孝皆慈矣。”杜光庭认为，六亲的和与非和，都与管理者所倡扬的世风息息相关。如果天下有道，世风淳朴，天下行慈孝之道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天下无道、世风浇薄，非孝慈者众，而行孝慈者寡。 由此可见，老子所谓的绝仁弃义的根本，还是希望人心能够回归于淳真自然的初始状态，使仁义不见，而显现的是道。这是因为在有道之世，人们率性而自然，如唐时高道成玄英说：“绝偏尚之仁，弃执迹之义，人皆率性，无复矜矫，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于淳古，故言民复。”陈景元则说：“仁者爱物，则人亲之。义者宜物，则人誉之。而仁义之弊在乎亲誉。亲誉既行，则跂尚奔竞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则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绝而弃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复孝慈也。” 如果世人过分注重于仁义，那人们会关注仁义而不关心性命，不关心性命，就有可能会失去孝慈。如对某些事情而舍身者，自然无法做到对父母的孝或对后人的慈。但如果一个社会对孝慈之道非常重视，当一个人为国捐躯，其绝对不会使英雄的父母得不到照料。宋时苏辙就曾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所以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故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这其中的弃义绝仁，也无外乎说明世风的不淳，真正行仁行义者少。况且，还有一部分行者，也只是在借助于仁义之名，去求自己之所求的名利而已，这样所谓的仁义之行，尚不如弃而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