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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可谓代代有之。道教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流派正逐步悄然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于法开、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謇、张远、马嗣明、张子信等;此外,葛洪之妻鲍姑,上清派、茅山宗宗师陶弘景也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也是道教医家。这些著名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下面我们结合这一时期几位典型的道教医家医学思想和医学成就作进一步分析。 魏晋时期的著名道教医学家首推葛洪。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葛洪出身于江南士族家庭,祖辈世代为官,十三岁时丧父,家道中落。葛洪少好神仙术,但对“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虎之属。”①葛洪也曾学过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但只是“粗知其旨,又不研精”。葛洪的从祖葛玄,字孝先,好神仙修炼之术,是东吴有名的道士,号葛仙公。曾师事左元放(左慈),受《太清》、《九鼎》、《金液》等丹经,又于天台、括苍、南岳、罗浮、阁皂诸名山修道,授炼丹秘术于弟子郑隐。由于葛洪“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于是“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②。后来葛洪在羁留广州期间,又曾“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即鲍姑)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③到了晚年,葛洪便隐居罗浮山,积极从事采药炼丹活动并著书不辍。 葛洪的医著甚多,除了专述养生服食方者外,其医学价值最高的首推《金匮玉函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三卷,现仅存《肘后备急方》一书。《肘后备急书》原名有《肘后救急方》(《旧唐书·经籍志》)、《肘后救卒方》(《唐书·艺文志》)、《肘后急要方》(《七录》)、《肘后要急方》(《晋书·本传》)等。其中经陶弘景增补,得一百一方的又名《肘后百一方》;至金代,杨用道又把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所载的附方摘录增入,名为《广肘后备急方》,这就是现今传世的版本,收录明代《正统道藏》中。葛洪对传统医学的融摄与创获主要集中体现在这部医书之中。关于这本著作的写作动机,葛洪在序言中作了详细说明: 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尽写,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④ 在这段序言中,葛洪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思想:即医生处方用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原则,选择和实施治疗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实用”的临床治疗学思想。这一颇有创意的治疗学思相,是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继承《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一些治疗学原则,诸如辨证论治、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原则基础之上,在长期的济世行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以其独创性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治疗学思想。 众所周知,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特色在于辨证论治。因此,尽管临床上病情千变万化,但只要根据病情的性质、病变的部位和证候的轻重、缓急,制定并采取合适的具体治疗原则、方法,便能取得满意效果。但是葛洪在行医施药的过程中,深感当时医家诊病用药,既抓不住主要症状,又喜用贵重药品,远非穷苦百姓所能置办,致使误人无数。因此,葛洪认为医家为病人治疗时,其选择方药要以价廉、简便、灵验为标准。基于这种医学思想,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所选载的方药多为民间常用的单方、验方,药味简单,便于采用。诸如常山治疟,麻黄治喘,莨菪子治癫狂,海藻治瘿病(甲状腺病)、雄黄、砂治皮肤病等。像这样一类药物大都是乡野之间、沟旁篱下就能采集到的,不必病家花钱。即使有需要购买的,其价钱也是非常低廉而且容易购得,可为一般寻常百姓人家经济能力所承受。 为了方便人们在患病和疗治病患时能及时、迅速地查阅医书,以备临床诊断和治疗之需,葛洪编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其体例酷似现代的急症临床手册和验方汇编。葛洪在书中对各种急性传染病、人体各器官的急慢性病患以及各种疾症都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记载其症状和病源,并详列方药和治法于后,所谓“众急之病,无不毕备”。这就大大方便了医师诊断治疗,使患者在仓促发病时能“依言施治”,及时得到治疗,避免病痛迁延之误。 此外,葛洪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外治法,如针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口畜鼻、热熨、蜡疗等。其文字通俗,叙述简练,所列针法、灸法不记穴位名称,只谈具体部位和分寸,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易掌握,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些简易疗法对于治疗中风、心痛、尸蹶、食物中毒及虫蛇咬伤等症都行之有效。由此可见,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始终贯彻、体现了“简便、灵验、救急、实用”的治疗学思想。 葛洪作为一名道医,其对传统医学的融摄与创获不仅体现在他的医学思想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其具体的医学成就上,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取得了许多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疬(急性传染病)、以及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例如,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作了如下详细描述: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⑤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公认的对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的最早记载,它比阿拉伯医生雷撒斯对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在医学史上弥足珍贵。 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并称为“尸注”或“鬼注”: 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恍惚默默,不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觉此候者,便宜急治之。⑥ 这里“注”是传染的意思,“尸”、“鬼”则指病原体。葛洪明确指出患肺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但患上此疾,应当及时隔离治疗。后世道教医家普遍重视对这类“尸注”、“鬼注”病的治疗,由此也创制了不少疗治尸注、鬼注方。 葛洪还认为霍乱是由饮食传染的,指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或饮食生冷杂物,以肥腻酒鱼会而当风湿,薄衣露卧,或夜以失覆之所致。”⑦这一认识较前人都更加深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关于沙虱病的认识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一千多年,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沙虱病也叫“恙虫病”,是远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该病是由于沙虱螫刺人体后,将寄生于体内的微生物恙虫传入人体而造成的。其流行地区多在大溪的丘陵地带。流行季节则在夏季的洪水之后。葛洪在其医著中首次对该病的病源作了 正确阐述: 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亦著人,便钻入皮里。⑧关于此病的病症,葛洪指出: 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魔赤上,痛如赤。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⑨这些描述都与现代临床观察相符合,是难能可贵的。关于这种疾病的传染媒介———恙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中指出: 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10 1930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恙螨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史上金丹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医药学领域内的创获还突出地表现在制药学领域。大家知道,道教金丹术(外丹)以金石矿物为主要原料,用水火相济的方法人工炼制仙丹,虽然其目标是虚幻的,但它扩大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提供了化学制药的技术和设备,客观上促进了化学制药的创始与发展,成为近代化学制药的先声。葛洪在长期的金丹实验和济世行医活动中,十分重视五金八石等矿物性药物和以此为主要原料炼制的丹药。他在《抱朴子内篇》卷一一《仙药》中对一些矿物性药物的药效还做了专门研究。不仅如此,葛洪在传统医学史上还率先将金石类无机药物和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各种丹药应用于临床治疗中。例如以盐水用于霍乱、腹痛、伤寒、中风、胸膈上痰的引吐、疮疡伤口的清洗;水煮矾石渍足治卒死;炼矾石末贮囊置腋下治狐臭;以芒硝、大黄、生地黄汁合药治“服石药”过剂;以水银、胡粉、猪脂合药治疮疱。葛洪还在《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中指出雄黄随身佩带可以防蛇咬,并且“蛇若中人,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11 道教炼丹术有一整套药物炼制、炮制方法,如飞、升、抽、伏、制、煅、点、炙、浇、研、封、养、淋、渍等等○12,这些方法对传统本草学的炮炙技术有深刻影响。刘宋时期道医雷系统总结了五世纪以前药物采集修治、加工炮炙的经验知识,汲取了道教炼丹术的药物加工技法,撰写了中药史上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大大推进了传统制药学的发展。○13 如果说葛洪对传统医学的贡献主要是治疗学领域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位著名道医陶弘景则主要是在药物学即本草学以及养生学领域著称于医史。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梁书·陶弘景传》称陶弘景“性好著述”、“尤明阴阳五行……医术本草。”陶弘景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本草经集注》、《效验方》、《药总诀》、《补阙肘后百一方》、《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古今刀剑录》等多种著作,惜多已散失。但其医学创获仍然可以从其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残存本中窥见一二。○14《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药著作的代表作,是他在长期采药、用药实践基础上完成的。自序云:“隐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15大家知道,汉代《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次对药物进行较全面、系统地分类著录的本草学著作。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又陆续有《蔡邕本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等新的本草著作面世。这些著作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魏晋以来所发现的新药,但其体例都不够系统,内容也比较简单,并且有许多失误。如同陶弘景所认为的:“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16因此,陶弘景下决心勘订整理本草著作。陶弘景经过艰苦努力,在认真整理和校订《神农本草经》三百六十五味药的基础上,又选了《名医别录》所载的三百六十五味药,共计七百三十味药,“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17《本草经集注》所收录的药物品种比《神农本草经》多了一倍,其内容包括药物炮炙和配制方法,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后的宜忌、药物不宜入汤酒、药物畏恶等等七情和四季药物相使等,是对 五世纪以前药物学的一次全面综合和总结。具体说来,陶弘景对本草学的杰出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改变了《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进行分类的方法,创立了新的药物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既不能准确区别药物的性能,又难以掌握和寻检,有时还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差错。陶弘景对此加以改进,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分类,把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这一独创的分类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一直被沿用了一千多年。唐代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陶弘景还首创了按治疗性能对临床药物进行划分,即总结“诸病通用药”,以病症为纲,按药物的治疗功效,把它们分别归入不同的病症项下,共有八十多类。例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奏艽等;治水肿通用药有大戟、甘遂、泽泻、葶苈、巴豆、苇根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白藓等。这种划分方法十分便利于医家临床选药和处方参考,为后世历代本草著作所沿用,促进了我国药物学的发展。 其次,陶弘景在药物学思想上提出了按病下药、辨证用药的主张。他认为:“病生之变,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18因此,陶弘景指出:同一疾病,症状多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症状及变化不尽相同,所以用药也应有所差别;而且同一药物会因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果,医生对药方的配伍要细加斟酌。陶弘景还指出:“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药“亦为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这些思想都是十分合理的。如“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其性本来相恶,但二者合用就能消除有害的因素。又如半夏本来有毒,但与其相畏的生姜合用,就能克服它的副作用,达到治病目的。这些富有辩证法因素的药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传统药物学理论的发展。 第三,《本草经集注》在药物的采集、鉴别、加工炮炙等方面,也有不少创新。此外,还在本草学著作的写作体例上首创了以朱点、墨点和无点来分别代表药物热、冷、平药性,为后世本草学著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神农本草经》认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但由于勉强纳入阴阳五行的框子,所以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对此,陶弘景并不盲从药味,而是比较注重药性。他把药性更细致地区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八种,并在书写上用朱、墨点来表示。“诸药主治,惟冷热须明。今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是平,以省烦注也。”这种写法使人对药物性能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也给后世本草著作以很大启示。○19如宋以后的本草书,有的药名就采用阴阳文,实际上就是受此影响而应用于雕板印刷的。由此可见,道教医学家陶弘景的本草学思想和成就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作用。 陶弘景在医学养生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所著《养性延命录》一书中蕴涵极为丰富的道教医学养生思想。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医学不仅在治疗学、药物学方面,而且在针灸、外科学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方面,道教医家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在针灸学领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学家———鲍姑。鲍姑,名潜光,葛洪之妻。“鲍姑者,南海太守鲍靓之女,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20。鲍姑擅长灸法,行医济世足迹遍及南海、番禺、博罗、广州、惠州等地,其事迹当地方志多有记载。鲍姑善用越秀山出产的红脚艾治疗赘瘤与赘疣,“效如桴鼓”。《南海县志》及《羊城古钞》都云:鲍姑以“越冈天产之艾,以灸人身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历年久,而所惠多”○21。“每赘疣,灸之一柱,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22。鲍姑的医疗活动对葛洪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葛洪《肘后救卒方》中载有医方109条,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灸方,多达九十多条,书中对灸法的医疗效用、施治方法、宜禁都有很系统的阐述,由此也可窥见鲍姑的针灸水平的确不一般。鲍姑是中国医学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家。至今广州越秀山麓的道宫三元宫,仍设有鲍姑祠,专门纪念这位杰出的女针灸家。 在外科领域,晋末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又称《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该书为南北朝时齐龚庆宣所集,是一部专论因服石而生痈疽的诊断治疗方书。众所周知,魏晋时期道教长生成仙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魏晋时期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服石之风。所谓服石,是服用石性药物,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最流行是五石散,即将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矿物药研成粉末作散剂服用。因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所以又称“寒石散”。服石过量不仅会引起身体“喜寒”的异常反应,而且会诱发各种“石发”、“散发”之类的毒性石症,在临床上表现为发烧、生大痈疽、全身溃烂、神志颠狂等症候。晋代医家皇甫谧也曾热衷于服石术。自云:“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23还描述了服石造成的毒症:“寒石发者,世莫知焉,(何)晏死之后,服者弥繁……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24针对因服石产生的许多这类新型病症,包括道医在内的许多医家都致力于研究解石毒之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治疗外科痈疽、发背的医方书很多。如皇甫谧、曹翕的《论寒食散方》两卷,释道洪《寒石散对疗》一卷、《解寒石散方》二卷、《解寒石散论》三卷等。但这些医书大都失传,而《刘涓子鬼遗方》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论石症的外科专著。○25关于这部书的来历,北齐龚庆宣在书中序言云: 昔刘涓子,晋末于丹阳郊外照射,忽见一物高二丈许,射而中之,如雷电声,若风雨,其夜不敢前追。诘旦,率门徒子弟数人寻踪至山下,见一小儿提罐,问何往?为我主被刘涓子所射取水洗疮。而问小儿曰:主人是谁人?云黄父鬼。仍将小儿相随还来,至门闻捣药之声,比及,遥见三人,一人开书,一人捣药,一人卧尔,乃齐唱叫突,三人并走,遗一卷《痈疽方》并药一臼。时从宋武北征,有被疮者,以药涂之即愈。……其孙道与余邻居,情款异常,临终见语,家有神方,儿子幼稚,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寻卷诊候,兼辨药性,欲以相传属。余既好方术,受而不辞,自得此方,于今五载,所治皆愈。○26 在这段颇为离奇的叙述中,龚庆宣声言这部方书最初是晋末刘涓子从黄父鬼手中得《痈疽方》一卷,后由刘涓子之后裔传授于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刘涓子传”也引《古今医统》云: 刘涓子,不知何郡人。晋末于丹阳郊外射猎,忽有物高二丈许,因射而中之,走如电激,声如风雨,夜不敢追。明日,率弟子数十人寻其踪迹。至山下,见一小儿云:主人昨夜为刘涓子所射,取水洗疮。因问小儿主人为谁?答曰:是黄老鬼。乃窥小儿还。将至,闻捣药声,遥见三人,一人卧,一人阅书,一人捣药。即齐声呼突而前,三人并走,止遗一帙《痈疽方》,并一臼药,涓子得之。从宋武帝北征,有被金疮者,以药涂之,随手而愈。论者谓圣人作事,天必助之,天以此方授武帝也。演为十卷,号曰《鬼遗方》云。○27 隐于山野的一位异人———黄父(老)鬼,擅长运用丹药治疗痈疽症。当然也不排除有“托附之嫌”。但无论该书作者是否就是异人黄父鬼,单从现今传世的《刘涓子鬼遗方》的内容来分析,此方书首次较为系统地将道教医学的各种医用丹药应用于外科疾病的治疗,有许多医学创获。例如,关于因服石而生痈疽的早期诊断: 黄父曰:夫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答曰:荣卫稽留于经脉之中,久则血涩不行,则卫气从之不通,壅遏不得行,火不止,热胜。热胜则肉腐为脓,然不能陷肤,于骨髓不为焦枯,五藏不为伤,故曰痈。○28 黄父曰,何为疽?歧伯曰:热气浮盛,当其筋骨,良肉无余,故曰疽。○29 痈和疽可以分别,“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30从临床症状上来看,“有黑色者是石硫黄毒,有赤色者是丹砂毒,有青色者是硇砂毒,有似盐颗者是钟乳毒,有黄水者是杏、桃人(仁)毒,有白水者是附子、干姜毒。○31书中共载有金疮、痈疽、疮疖、瘰疬、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的治疗方140个。例如“解钟乳发,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解”;“丹砂发,取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解”○32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这些,都充分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与医学关系的日趋紧密,道教医家已经成为推动传统医学向前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注：①《抱朴子内篇校释》附录一,第371页。 ②③《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册,第1911页。 ④《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肘后备急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影印明万历刊本,第3~4页。 ⑤《肘后备急方》卷二,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刊本,第35页。 ⑥《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尸注鬼注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刊本,第20页。 ⑦《肘后备急方》卷二《治卒霍乱诸急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刊本,第27页。 ⑧⑨《肘后备急方》卷七《治卒中沙虱毒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刊本,第139页。 ○10《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6页。 ○11《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5页。 ○12关于道教金丹术的方法、器具和步骤,参阅卿希泰、詹石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金丹篇》。 ○13关于道教金丹术对传统制药学的影响,另文讨论。 ○14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本草经集注》残卷,为研究陶弘景医学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 ○15○16《梁陶隐居序》,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第29页。 ○17《梁陶隐居序》,第29~30页。 ○18《本草经集注》,敦煌本。 ○19参见《重修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卷一《序例》上。 ○20《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五《鲍姑传》,《道藏》第22册,第796页。 ○21《南海县志》卷十四《金石略·鲍姑祠记》。 ○22《羊城古钞》卷八。 ○23《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册,第1415页。 ○24《诸病源候论》卷六“寒石散发候”引皇甫谧语。 ○25《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记载,原书为十卷。宋以后传世的有二种版本,一为《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本,一为《刘涓子痈疽神仙遗论》一卷本。 ○26《刘涓子鬼遗方卷第一并序》,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1432册,第1页。 ○27《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百五《医术名流列传》,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第12册,第116页。 ○28○29《刘涓子鬼遗方》卷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1432册,第2页。 ○30《刘涓子鬼遗方》卷四,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1432册,第40页。 ○31○32《刘涓子鬼遗方》卷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1432册,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