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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怎样的努力才能？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 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可悲的是，有些人还故作惊人之谈，例如把《道德经》全部说成什么“隐语”，于是乎肆无忌惮地胡乱猜测，这样，对《道德经》的乱译、谬谈几乎成时尚，老子思想的传播就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 张南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站了出来。他所著《道德经诗译》，对《道德经》作了逻辑关系排布，以正确无误的直译，真实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以传神达韵的诗译揭示出原作的深刻含义和感情色彩，使《道德经》不再难懂，不再歧义丛生，不再给人以曲解、穿凿附会的机会。今天，一部闪耀着活生生的老子思想、感情，贯穿着严密逻辑脉胳的《道德经诗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荣幸吗？ 张南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站在许多前贤肩上，历史不仅为《道德经诗译》积淀了物质基础，也在新的时空里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此外，张南君个人的特殊涵养、智慧、人格，也是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学术文化圈子里，张南君是一位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即颇具才气，青年时期迷上了写作学理论，且深得业内权威人士之一、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席马正平教授的厚爱。正当他应有所作为之际，却又转向哲学研究，继而又以治学《诗经》、《离骚》、《老子》为务。十余年间竟杳无音讯。当他拿出《道德经诗译》手稿时，实在令人惊喜，惊喜之余，更为其一丝不苟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扎实的写作美学、哲学功底而感佩！ 1983年他开始研究《道德经》。在读了大量前贤的注疏后，他深为不满，继而自觉承担起使《道德经》脉清、义正、传神、达韵的历史重担。这是几千年来许多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何等繁难，可想而知。稍有不妥，不是流于平庸，就是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他深知自己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完全按老子所说的悟道方式，抛开书本，远离是非，自己以老子的方法，再度体验老子的心态。十多年来，在身心合道的深切体验中，他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闪耀着灵感，以至每一个历史上任何版本未曾解释清楚的字词，真实含义是什么，依据何在等等，都一一详尽。他仍不满足，继而又决定以最好的的诗歌艺术为《道德经》传神达韵。实现这一切，他依然是以空明的灵感在禅定中去完成美妙的建构，终于“面壁十年图破壁”。现在，当人们读到他庄重严谨无可挑剔的导论，读着传神达韵的诗译，有谁能想到这完全出自身心合道的空灵呢？ 作为一个求真者，他忠实地进入老子情态、心境，而完全无意一展才华。老子五千言文约义丰，感情丰富，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说出入甚大，但张南君理清了“修道——悟道——弘道”这个前后相续、因果相成的线索。以及“弘道”又分辩证思维、立身处世、安邦治国这几个并列成分后，将每章各归其位，从整体上把握了思想的准确无误。每章的诗译，他又注意主题、情调、节奏的不同，以“传神、达韵、发幽、阐微”为诗译的美学标准。为此，在体裁上，他不拘一格，灵活多变，语言上力避用典，即使一用，也无痕迹，绝不因辞损意，故雅俗不拘随遇而化，用他的话来说是“缘情成体，步韵生文”。为了忠实地再现老子“不言而教”的精神，他甚至不为每首诗命名。这样的结果，使他的诗译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优美。读着他的诗译，几千年的语言障碍烟消云散，老子曰道的慈祥、睿智的形象似乎就在眼前，那赤诚、深挚的朋友与长者情感以及崇高、伟大的人格直接感染着我，产生着灵魂的震撼。张南君以超越前人的努力实践了老子“返朴归真”的原则。译作传神而造神，达意则不寓意，发幽阐微而不离根本。这种无意“立言”的结果使诗译神形兼备，达到了“高葆真”的效果。从而在诗译中完成了庄严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产生了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或许，它为翻译古代重要哲学、艺术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 《道德经诗译》的成功，是老子思想的又一种成功，是治学态度高度严谨与独异的治学方法的成功，它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