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昌斌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他撰写的《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脉源和思想精髓,以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在5200来字的著作中,从上篇的前端第2章直接开始,到下篇末篇第81章结束,几乎全文每篇每章,字里行间无不凝结着老子对“善道”文化的深刻阐释。通读全文,在这篇中华文化的巨著里,我们随处都可欣赏到老子关于“善道”文化思想所闪耀的光芒,毫无疑问,“善道”文化属于《道德经》的重点思想。更为神奇的是,这篇著作竟使用了多达52个“善”字,近乎每100个字都在用“善”做题,篇篇都在深刻地讲述善的思想,处处都在传授善的方法,句句都在推广善的行为。这篇由追求“善道”,教授“善德”,倡导“善行”,巧妙地构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善文化体系。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资料图) 一、围绕“善道”与“善德”,主张“道法自然”,全力构筑起了“上善”的理论系统 《道德经》第34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明确告诉我们,“道”无处不在,“善道”是道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形态,老子是如何垒筑他的善道思想理论系统的呢? (一)运用比拟的手法,深刻揭示了“善”的起源 在《道德经》中,“善道”占据无比重要的分量,甚至可以说,《道德经》是中华文化中一部最系统阐述“善道”学说并散发着耀眼光辉经典。围绕“善”的起源问题,老子运用比拟的手法,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从“善道”形成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的本质可以用辩证法去认知。第2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一论述清楚的告诉人们,善与恶是相比较而显现出来,没有“恶”就不会出现“善”。 其次,老子从“善”与“恶”的差别问题进行了比较。老子认为善与恶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善道”的出现只不过是由于那些不明道的人为了一己之私,依靠智巧才出现这种现象,这在全文的论述中随处都能发现,第20章“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就是例证。 第三,他从善与恶的转化问题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善”与“恶”之间只有浅浅的沟溪,他们会相互转化,把握好其中的度是确保善恶趋稳的关键,第58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论说的就是这样的思考。由此可见,擅长运用比拟的手法论说思想的老子,在阐释了“善道”文化起源问题你也使用的淋漓尽致。 “善道”在《道德经》中占有重要分量(资料图) (二)运用追溯的思考,深入分析了“善”、“被迫”产生的根由 老子是卓越的社会学家,《道德经》在论述“善道”文化产生的问题时,让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第18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人们本来应该你我平等,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彼此仁爱,共同享受社会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天经地义的事被那些奸诈虚伪、阴谋欺骗的人破坏,社会上才弥漫着尔虞我诈的风气,因此,仁义孝慈补救社会的“善”文化不得已出现了。在老子看来,一个处处叫嚷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往往是这个社会缺失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可见,善与不善是社会失道之后出现了社会不公而“被迫”滋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不知常,妄作,凶”(第18章)的问题才会屡禁不止。 (三)依靠认真寻觅的态度,深度阐释了“善”概念 第15章指出,“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这里,老子虽然没有对“善”是什么进行直接的定义,但他还是巧妙地对人与“善”相关联的行为表象进行了描述,认为“善道”深奥难以理解,这也说明给“善”一个确切的定义多么困难。虽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但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第21章),老子作为一位伟大的观察家,它的一系列精辟的论点,几乎都来自于对自然观察,关于对“善道”解释,同样从他生活的自然界寻找到了答案。 第8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老子不仅用水定义“善”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还以玄妙的“七善”宏论,高度概括出“水”与世无争的高尚品格,让人们形象地了解了“善”的定位,明白了“善”的特点,也让人们深入的懂得了“善”的内在规律,“上善若水”因此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这里用水喻“道”思考,堪称为学术史将难以言状的概念更形象诠释的绝唱。 (四)运用列举的方法,深切的说明了“善”的强大功能 老子认为,“善”的表现形式具有层级多样化特点。第17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里虽然论述的是关于最高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高低,但内在隐含着民众对统治者关于“善道”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层级分类。第38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这在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这些尽管没有直接论说关于“善”的问题,但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对“善”的认知,特别是“善”的层次观点都清楚地体现了出来。 “善”的表现形式具有层级多样化特点(资料图) 1、“善道”具有护佑自保的特征 在老子看来,“善道”必须遵循“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77章)这个天道,第9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说财富满满不行善,不仅难以守住,甚至可能招致灾祸。第50章指出“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第55章还说“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由此可见,“善行”在人们的生存过程中呈现出多么神奇的威力。 2、“善道”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在老子看来,用“善”来消除社会不公,让百姓衣食无忧,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第3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样就能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还认为,用“善治”这种方式治理国家,不仅能培育人,成就人,而且还有利于国家走上人旺国强的你发展道路,第7章“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就是这种思考。 3、“善道”具有无限的社会能量 第35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但如果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由此可见,“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魅力。当然,只能是“夫唯道,善贷且成”(第41章),这一切只属于“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样得道之人(第13章) 二、围绕“善地”与“善渊”,推崇“以正治国”,逐步建立起了“德善”的方法系统 《道德经》第8章,老子把具有“善”与“不争”品格的水相比拟,推崇它“不争”的品质,描述它“无尤”的境界,他以水的“善”性为参考,逐步垒砌起了独具特色的“德善”的思维方法论的体系。 老子把具有“善”与水相比拟(资料图) (一)推崇处下不争,把甘居幽下视为“德善”重要方式 老子分析问题,处处都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如何“德善”的方法论问题上,他独辟蹊径,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规律,走出了一条处下不争为特色的“德善”路径。 在老子看来,“善”就意味着“处下”,“处下”蕴含着“善”。 他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39章),就是说,一切尊贵高上,都是以卑下为依托,没有卑下就没有尊贵。为了让人们懂得“处下”的好处,老子一方面列举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66章)这样突出“处下”的现实例证,另一方面还深入分析了“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的内在根源(第42章),树立起了善于“处下”成功典型,为百姓学习“德善”方法提供了经验。 为了让人更好地掌握这一方法,老子还就如何“处下”的规律上进行了论述。第77章“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第42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认为“善”是一个物态不断减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精神逐步得到扩充的过程,这种物态减损就是安居卑下、栖身于“众人”不愿处的位置的表现,自然,这也就是“德善”的方式方法。懂得了至善法则,就能步入“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73章)的善道。由于人们掌握了处下不争的“善道”方法,“民之难治”的问题就得到解决,国强民富就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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