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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研究中，编目是一项繁重的学术工作。 石刻文字的编目，包括确定题目、 年代、 所在地，著录书体、 尺寸及状况等多项内容。 其中尤以题目的拟定与年代的确认，需要致力研考 ，难得确当。石刻文字包括文书碑 (如圣旨、 令旨、 法旨及公据、 契约等碑刻) 、 神道碑、 墓碑、 墓志、 传记、 事记、 题名等多种体制。 有些原无标题，有些虽有标题不便沿用或并不能准确反映石刻的内容。 至于碑额、 题署更是多种多样 ，也不能简单地移作题目。石刻文字或不署纪年，或仅有干支、 生肖而无年号。 有些虽有书写年月但与文字内容或不尽一致 ，与上石的年月 ，更多有差距。 稍有疏忽，即难以确定准确的年代。金石收藏家往往兼收各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拓本可多至数千通至万通，要求编目一一精确，是十分困难的。 诸家所编金石文字目录 ，也因此而有精粗高下之别。 本书校补中最繁重的工作是碑拓的校勘。 援庵先生遗存的书稿，原为清人抄录辑存 。 智超同志在本书前言中说他检阅抄稿 ，发现“有的错误很少，但相当部分错误甚多” ，“ 特别是抄自拓片的部分更为明显” 。 智超、 庆瑛同志多方查据原拓原书，逐一详校，才使本书得以定稿出版。 我曾校阅本书所收若干通曾为前人引录刊布的碑文，前人的一些漏误文字在本书中多已得到补正，可见校勘工作是相当精细的。 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 校碑难于校书，如此巨编，秋风落叶，当然更难于尽扫。  北齐校书图（资料图：图源网络） 如 480页所收 “ 天坛十方大紫微宫鳃旨及结瓦殿记” 碑文中“ 也可令敦大皇后懿旨” 之 “ 令” 字显是“ 合” 字之误。 也可合敦即大皇后的蒙古语音译，碑文叠用。 碑石“ 合” 字原书行体，形近“ 令” 字，故抄录者误识为“ 令” 。碑阴结瓦殿记，结瓦非殿名，乃记沁州长官杜德康捐资为紫微宫殿顶结覆琉璃瓦事。碑文中“ 瓦” 书作“ 厉” ，本书特为沿用。 案字书无此字，乃书家之别体。 本书所收碑文，为印刷之便，正体均用现行简字，此别体字似无保留之必要。 凡此 ，是由于碑石刻文原有行体或别体，难于识辨所致。 若此之类失校之字，在全书百万字史料中自属微末。 由此也可见，援庵先生所说抄碑难 校碑尤难，询非虚语。 本书的文字校勘工作，是极其艰巨的。 《道家金石略》的独特性 1）《道家金石略》融合了各个流派各个时期的综合巨著 《道家金石略》是援庵先生为研究道教各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 所收史料，上起汉魏，下至明朝。书名道家，自然不是狭义的先秦道家学派。不称道教是因为内容并不限于传统的道教。 援庵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曾说: “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 顾以校僻不易，久未刊行。 其金及元初部峡，十之一属道教旧派，十之二属大道、 太一，十之七属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诸碑，与全真对峙，然河北大部仍属全真也。 ” 《新道教考》作于1941年。 《道家金石略》早在20年代即开始编纂，故云“ 昔纂”。 援庵先生收录的1 3 0 0余通碑记中，金元部分，超过半数。现经智超同志增补至1538通，其中金元部分凡882通，仍居大半。 而金元部分十之七八均属非道教旧派的全真道、 真大道、 正一道等三教。 三教并非传统的道教，如援庵先生所说: “ 世以其非儒非释，漫以道教目之” 。故别称为“ 新道教” 。 书名不称道教而名道家，正是由于书中史料兼收了传统道教旧派和非传统道教诸道的缘故。 2）《道家金石略》始有索引之作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校补时，编制索引，附于书末 ，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 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无编制索引的惯例。 近世学人借鉴外国经验，始有索引之作。 但直到现在，我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史料书附有索引者，仍然并不多见。  传统学术并无索引编制惯例（资料图：图源网络） 《道家金石略》是百万字的大型史料汇编，如无索引，仅凭编目，是难以利用的。智超、 庆瑛同志不避烦琐 ，分别编制了原文作者索引、 文中所见人名索引和宫观索引，刊入本书。 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使本书的学术作用更易于发挥，是值得赞许的。 倘若我国出版的史料书，都能这样编制索引，必将有益于史料编纂和出版事业的发展 。 今逢先生110 岁诞辰 ，喜读《道家金石略》遗编，写下这些极为粗略的体会，愿将此石刻文字宝库绍介给学界同人，兼以志对援庵先生的怀念与景仰。 （编辑：赵青）  （本文已获道教学术研究Taoism Study独家授权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