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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易—和”的思维逻辑，是朴实的唯物主义的辩证：道生万物而存于万物之中；万事万物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依循道即自然法则而进行的；事物必须适时应道而易，即顺应规律而运动、变化和发展，才能实现自身及与外界的平衡，并最终达成和的状态；万事万物相互作用、普遍联系，事物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平衡不断被打破，新的环境形势条件总是要求事物以新的运行方式遵循道而易来达成新的和。“道—易—和”往复作用的过程，是事物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在继承与进化中推动自身与世界协和发展而螺旋上升的过程——《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比喻来说，道，如同太阳，光耀乾坤，赋予我们思想以生命；易如同月亮，阴晴圆缺，时时提醒我们宇宙运行之规律变化；和如同星星，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中国文化是一种合文化（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中国文化的性质 以道为起点、以和为目标、以易为通路构成循环往复的思维管道，是中国文化思维运行的基本方式。目标、目的或者说动机往往决定人类行为的性质。由此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思维方式及其根本属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和文化”。 中国文化的思维逻辑，来自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体认，来自对世界万物、社会以及人本身的理解，是一种自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完全“以人为本”，而是“以自然为本”——人只是大自然的成分之一，尽管人类在其中扮演了较为突出和重要的角色。《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启蒙时代的法国、英国和德国一些学者，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也许正是尊重自然法则即中国所谓天道的特质，使得中国文化以和为尚。和的理念，囊括了自然生态平衡、政治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平衡以及人本身的生态平衡等等一切生态平衡，即达成天与人和谐统一、人与人和谐统一、人自身和谐统一。 和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斗争文化，事物在其中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竞争合作，保持总体上的动态平衡。这一理念在中国太极图文化中得到十分直观的表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补、相互包容并随条件变化不断转换，而整体始终维持均衡状态。儒家谓中庸，不是一味退让，而是中和、平衡，所谓“不争而无成功”，共和才能共赢；道家谓无为而治，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主张与道相合，不逆道妄为，给予人民自主自由空间，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达成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文化有天然具有融合性（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文化又天然具有融合性。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国语》高度赞赏“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对于外来文化，对于优秀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是不排斥的，并且因其天然具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进化能力，使许多文化融入中国，促进中国文化不断繁荣发展壮大。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主流之一，使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道为根基、儒为主干、佛与其他为枝冠，完备前瞻性思考、道德伦理规范和心灵抚慰机制的完整文化生态系统。 中国文化的融合性来自其开放性。历史上，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除因中国文明礼仪、经济技术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因其具备开放的宇宙观及辩证思想。但中国主张和而从不强制别人服从其文化信仰，并能够积极吸收其他优秀文化，因此历史上中国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战争，但其文化主张却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传流。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也在实践上验证了一个道理，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 四、中国文化思维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一是尊重道，认为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有规律的运动过程中；二是运用易，认为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且不断发展变化，唯主观与客观相契合，方可适者生存；三是主张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崇尚“礼之用,和为贵”，以“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既且和平，依我馨声”（《诗经·商颂》）为太平治世。  太平治世（资料图 图源网络） “道—易—和”之文化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黄老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发展史上，治国理念主要来自道的思想，至汉初黄老政治渐成系统，即便“独尊儒术”也没有改变黄老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尽管儒家学说亦是“道—易—和”文化思维的产物，也奉行“推天道以明人事”，但其总体上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在哲学深度、高度、宽度、厚度上存在先天欠缺，虽然在建立社会秩序上可以起到相当作用，但仅靠此御民之术毕竟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黄老思想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融合了道、儒、法、墨、名、阴阳诸家学说之精华，其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易制变法、除弊兴利的改革精神，刑德并举、兼爱睦民的治理方式，造就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大明王朝“远迈汉唐”、领先世界的全面繁荣。黄老政治是中国“道—易—和”文化思维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繁盛的重要推手。 历史上中国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老子》、《周易》等大批经典的译介，为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必要的文化元素，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了世界意义。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说：“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  精神信仰（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精神信仰上来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并不皈依宗教，而是皈依哲学，尽管中国文化从不排斥神的崇拜甚至神也渗透其中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元素。也正因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道—易—和”的思维方式也更具理性、科学与人道精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匹的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光辉的理性主义文化。”因此，在反对宗教神权垄断和君主专制的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先驱高度尊崇，启蒙思想家无不研习中国文化。歌德说：“视我所窥，永是东方。”莱布尼茨、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启蒙思想家强烈主张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伏尔泰《哲学词典》写道：“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播对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哲学科学发展直至当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产生的思想成果改变了世界，帮助人类打破神权、君权，建立起理性、民主与科学信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人文与科学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