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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道教平民神仙 道教神仙系统既包括各道派的重要祖师，也有自由自在的“散仙”。唐宋之际三教调和的倾向、外丹术的极盛转衰、内丹术的兴起以及“神仙亦人”的观念使原本诚挚的神仙信仰产生动摇，从而使得神仙观念更加世俗化、人性化，产生了大量的平民神仙。这些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的平民仙人不再畏祸避世、与俗隔绝，也少有遗世独立、清高远人，更不去趋炎附势、位居权侧。他们身上已经很少有高高在上的仙气，反而更像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 一、平民神仙的形象 以《太平广记》所收录的道教神仙小说为例，这类神仙经常是身处社会底层、贫寒拮据、卑微低贱的小角色。如扬州六合县园叟，徐州城外“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的黑老（卷35）；仙君山茶园佣工，“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的义儿（卷37）；衡山县官园子菜农，“状貌山野”、“破衣草履”的王十八（卷39）；王员外家“携秽具”打扫厕所“除溷”、“秽汉”的裴老（卷42）； 被雇佣一年的“走使者”仆人（卷42）；河中永乐县道净院中被“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的侯道华（卷51）。  《太平广记》书影（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除了上述身分外，平民神仙也常见以卖药为业。《太平广记》中出现了下列诸多以卖药为业的神仙： 家住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卖药为业”的仆仆先生（卷22）；“有疾得药者，无不愈”的益州老父（卷23）；“在长安市卖药，人有识之者，但不可亲炙，无由师匠”的刘白云（卷27）；裴氏三子所遇“过之求浆，衣服颜色稍异”，“以卖药为业”的老父（卷34）；“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的卖药翁（卷37）；“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的王老（卷41）； “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的道士（卷46）；“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的殷天祥（卷52）；“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死”的王守一（卷82）；“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的黄万祐（卷86）。 二、下层平民将病有所医，长生久视的渴望托付给了与自己同呼吸共贫贱的平民神仙 卖药仙人的大量出现，与唐时神仙道教中外丹术的兴盛状况有密切关系。炼丹首先要具备相当的资财，能够实现的主要还是社会上层人士。但是外丹术宣扬的丹药所带给人们的长生久视却是不分社会阶层、不分贫富贵贱的人们所共有的渴望。下层平民很少有合炼丹药的机会与财力，于是这种渴望托付给了与普通百姓同呼吸共贫贱的平民神仙，仙人们随时会出现，救人于水火的灵丹妙药也会在关键时刻出现，而且卖药救人的神仙又往往不取分文、乐善好施，这实际上是平民们潜意识中希冀与上层官贵拥有共同生活享受的外放化。  药王孙思邈（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另外由于道教追求长生久视，故对医学特别重视。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工药物学和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他曾撰有《全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学专著，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有关于肺结核病、烈性传染性天花、狂犬病等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相关医学文献。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家陶弘景也是一个医药学家，撰有《本草集成》、《药总诀》、《肘后百一方》、《效验方》等实用医药学的专著。 丹药在医疗上也被更广泛地应用。许多炼丹术著作在记载丹药的制备和效用时常常讲到医疗上的效果；而一些医学方面的著作则把某些丹药当作医治疾病的药物来记载。如著名道士、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太清丹经要诀》；独孤滔的《金石簿五九数诀》、《丹方鉴源》；沈知言的《通玄秘术》等，都是既可看作炼丹家的指导经典，又可看作金石药物的书籍。这也使得神仙与医药产生了密切联带关系。而唐五代时期术数、神仙、医药尚未完全区分、医道合流的情形又给医药抹上了神秘色彩。神仙无所不能、法力非凡，而且能长生不老、治病救人，民间认为“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太平广记》卷31）所以神仙常以卖药身份现形于世。 道教代表人物葛洪主张神仙应“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抱朴子内篇·释滞》）“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平民神仙游走于江湖， 易形混迹，其貌不扬，耕农樵采，与常无异 ，常常以不被他人注意的样貌混于平民百姓中，甚至根本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三、平民神仙不仅蔑视权贵、止暴安良，同样会令趋炎附势、看衣取人的人物自食恶果。 当形同小民的神仙受到小民常有的遭遇——被恶霸贪官欺凌侮辱时，神仙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超乎自然的能量就凸显出来，他们会因此引起震怒，动用法术，惩处恶人。 仍以《太平广记》收录神仙小说为例，卷22《仆仆先生》中，刺史李休光对神仙仆仆先生非常傲慢，且污蔑其为妖，触怒神仙，结果“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徙宅焉”。卷36《拓拔大郎》中“家本权贵”的扶风令“恃势轻物，宾客寒素者无因趋谒”，对“策杖携帽，神色高古”的不速之客拓拔大郎不恭，结果“忽中恶，气将绝而心微暖”，原来是神魂“被录去”，被拓拔大郎以“折桑条鞭之”数百。卷49《温璋》中，“老而且伛，弊衣曳杖”、混迹世间的黄冠老人被侮辱、欺凌，在现出“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的真身后厉斥温璋：“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最终使温“饮鸩而死”。 在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有上述遭遇的一介草民只能忍气吞声，报复权贵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借仙人之口严厉斥责以貌取人的恶官，以仙人之力狠狠教训一下以势压人的酷吏，则在百姓心里出了一口怨气。平民神仙不仅蔑视权贵、止暴安良，同样会令趋炎附势、看衣取人的人物自食恶果。 这时候的神仙已经全然不是清虚无为、与世无争了，而是充满了正义精神。  八仙过海图（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道教思想起源的根底来说，从形成之初，道教中就糅合有墨家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平等、崇尚侠义、互助互爱的因素。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章氏丛书检论》卷3）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更是在“包儒墨之善” （《抱朴子内篇·释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道教神仙自身就包含有相当的侠义质素，当时逢社会动荡，奸佞当道时，社会心理中对于缺失的“侠义”的呼唤就会从平民神仙身上凸现出来。他们往往兼有仙风侠骨，行事神异，叱咤立决，快意恩仇，全然不顾朝廷王法。正如杨义先生所说的：“当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行无法锄奸平暴、消弭危机之时，武侠就作为一个虚构的变数或异数，代行社会的正义功能，使没有着落的怅惘心灵为之一振。”（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p224） 此外，在神仙小说中还往往有这样的模式：最初仙人因混迹世间的低贱身份受到他人的鄙弃、蔑视，但后来亮出身份后，其显出的清远高古之风和所居的富贵豪华之地让曾经衣冠取人的势利小人瞠目结舌，后悔不已。当有眼不识泰山的人大大惊讶于神仙先前的灰头土脸和后来的富贵荣华，而且往往追悔莫及，求之不得时，这暗合了平民百姓常有的希冀一鸣惊人、衣锦还乡，给当年蔑视贫贱的势利小人一记教训的心理。可以说这类神仙在寄予了豪侠义气的同时，也充满了平民情怀。 平民仙人数量在神仙世界比重的增多，是神仙观念世俗化的典型标志，反映了社会心理中的下层人群的心理状态，寄托了平民百姓的理想。神仙也和常人一样要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要忍气吞声受他人指使，百姓很容易在这些神仙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耕农樵采这类社会人群不仅普通，甚至是卑微的。尤其在封建社会，他们脱颖而出或创造奇迹的机会微乎其微。于是市井百姓们就把这种虚无又不甘心失去的期望，寄托于幻想。平民神仙意味着“神仙面前，人人平等”，沐浴皇恩，出将入相的是神仙；混迹民间，种菜作佣的也是神仙。应该说大量平民神仙的出现，是神仙文化由雅入俗的标志，从唐代开始，神仙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直到明代，带有十足市井文化特色，代表社会各色人物的“八仙”成型。（供稿编辑整理/白水）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道教的平民神仙》整理发布，作者霍明琨，选自《中国宗教》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