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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否定“练形为上”，主张性命双修，强调先性后命，形成新的宗教修练原则。 道教的修炼之术，虽然一直“杂而多端”，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有某一种或几种修炼方法占居主要地位，成为养生术的主流。就养生术的主流而论，道教的修炼方式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 外丹术转向内丹术 魏晋隋唐时期，道教的修炼长生之术“以练形为上”，以金丹为主，外丹术占居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高道将神仙理解为形体不坏、肉身不死之人，因此将长生修炼的根本任务确定为练养形体，使之如金玉之坚，如天地之久。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人们就把“练形”和“治心”作为区别佛道的标志，“为道者，其流出于仙法，故以练形为上；祟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颜延之《庭浩》） 在当时的道士看来，金、玉这些自然物本身十分坚固，药物可以治人疾病，所以如果将金玉和其他矿石药物合炼为金丹大药，也一定会“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抱朴子·金丹》）因此，烧炼黄白铅汞、服食金丹大药的风气在魏晋隋唐时期十分流行，人们称之为外丹术。  魏晋外丹术（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但是，“以练形为上”、以金丹为主的外丹术对养生之道的理解确有不少片面性，金丹术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病，由此必然导致外丹术的衰落。一曰金丹难合。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承认，合炼金丹“唯金为难得”，“所用杂药甚多”，“事大费重”，“既当用钱，又当人名山，绝人事，故能为之者甚少”。二曰金丹有毒。金丹派合炼丹药，常用铅汞，铅和水银都是“至阴之物”，当时的化学知识尚比较粗浅，工艺不精，对毒性处理不尽，因此服食后“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才导致了唐末五代间外丹术的衰落和内丹术的兴起。 唐末五代到北宋时期，道教的修炼方式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变，以性命双修为宗旨，以精、气、神为主要修炼目标的内丹术逐步取代外丹术而占居主导地位。 内丹术对外丹术的批判和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以“性命双修”的宗旨代替“以练形为上”的狭隘目标。内丹派认为，长生成仙必须从两方面予以修炼，一是修命，使形体坚固，长生不老；二是修性，使人的精神（心性）与道合一，只有性命双修，形神俱妙，才能成仙体道。 其次是以人体自身固有的精、气、神为主要的修炼目标，代替以外服金丹大药为主的外丹术。内丹派认为，精、气、神是长生久视的根本，修炼的主要任务在于使精气内固不泄，心神虚静不乱，内修才能固本，外药只可为辅。 内丹理论出现分歧 北宋以后，张伯端对唐末五代间的内丹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内丹学理论。他认为，“夫金丹之道贵乎药物，药物在乎精气神”。人体自有的精气神就是内丹修炼的药物，人体的不同部位和脏器就是内丹修炼的鼎炉。“鼎之为器，非金非铁，炉之为具，非玉非石。黄庭为鼎，气穴为炉。”炼内丹的三个关键部位是“心中意，脐中鼎，肾中炉”。（《内炼丹诀》） 因此，整个内丹修炼都是在人自己的体内进行的，“人人自有长生药”，“妙道不离自家身”，“时人要知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要知炼养还丹法，自向家园下种栽。不假吹嘘并着力，自然果熟结灵胎”。（《悟真篇》）张伯端认为，内丹修炼的根本目的是修性和修命。炼养精气属于修命，炼养心神属于修性，性命本不相离，“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故号曰金仙。”（《仙鉴》卷四十九） 但是，当内丹派逐步发展并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它内部又发生了修性与修命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分歧和争论。一般说来，以张伯端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王重阳为代表的北宗都主张性命双修，属于内丹炼养一派。但对于内丹修炼从何处下手，以什么为主，理解又各不相同。这种矛盾和分歧在张伯端的思想中已见端倪。  内丹术与性命双修（资料图 图源网络） 张伯端认为，内丹修炼必须经历“以命取性”和“以性安命”两个具体阶段。“方其始也，以命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此是性命大机括处，所谓性命双修者，此之谓也。”（《青华秘文》）因此，如果从修炼的次序而言，他主张先命后性，但是，如果从修性与修命在内丹修炼中的地位作用而论，张伯端又强调修性更为重要，肯定心神意在修练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张伯端在性命关系上是存在矛盾的。论先后则主张先修命，论轻重则认为修性更重要，他自己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矛盾。 全真道彻底解决内丹理论分歧 张伯端的这个矛盾在全真道那里得到了彻底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在坚持内丹派性命双修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先性后命的宗旨，强调内丹修炼必须以识心见性为先，将宗教道德修养和精神修养提到内丹修炼的首要地位，从而实现了道教修炼方式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首先，全真道继承了内丹派性命双修的基本宗旨。王重阳说：“道者，了达性命也”。“人了达性命者，便是修行之法也。”（《金关玉锁诀》）合而言之，内丹修炼的药物是内三宝，“内三宝者，精、气、神也”。分而言之，神是性，精气是命，“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而已”，“只是性命二物，千经万论只此是也”。（邱处机《大丹直接》） 其次，在修性与修命二者之间，全真派明确主张先性后命，而且认为修性比修命更重要。王重阳强调，“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也”。（《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明确区别了性命的主次关系。邱处机说：“吾宗唯贵见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不如此便是外道，非吾徒也”。“吾宗前三节，皆有为工夫，命功也。后六节乃无为妙道，性学也。三分命功，七分性学”。（《邱长春语录》）重阳的又一七真弟子郝大通认为性命关系就是体用关系，“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既不见性，安能养命？”《太古集·语录》认为性是命的根本，不修性则无法养命。 再次，先性后命的修炼原则表现在具体修行过程中，就是要以识心见性为先。在《重阳全真集》中，王韶反复强调道法有正偏，修行有“捷径”，全真道自己有“家风”。“修行先要识偏旁”，（卷二）何谓正偏？“识心见性通真正，知汞明铅类密多”。（卷一）“回光返照这里来，识心见性投玄旨”。（卷十）识心见性才是修行正路，黄白烧炼、食气饵药及吐纳导引等等都是旁门左道。“养甲争如养性，修身争如修心”，（卷三）“修持如会识金丹，只要真灵本性全”。（卷二）金丹就是你的本来心性，修炼内丹的根本不是炼养形体而是修养你自己的心性。 王重阳又强调“如会修行寻捷径”“修行莫炼外颜红，只要当中起赤心”，（卷五）“莫行功，休打坐，如要修持，先把心猿锁”。（卷四）在王重阳看来，真正的修炼只须在自己的心性中下功夫就行，不但无须服气饵丹，就连炼养形体、诵经礼神也都是次要的，远不及识心见性直接了当，“经教岂曾穷义理，香烟只会谩焚烧，苦心苦力多忧虑，劳体劳神愈悴憔”。（卷九） 总之，全真道以识心见性为先、先性后命的修炼原则，将道教的宗教修行方式引向了心性修养的轨道，与唐宋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心性学说归于一流，是对道教学说的一次重大改革。就此而言，唐宋以来的三教合一，实质上都合一于心性学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