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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篇的主题和文笔： 王雱曰：“夫大道散而万事起，万事起而祸福荣辱之端交来，而不可议其必然矣。庄子因而作《外物篇》。” 杨慎曰：“是篇以《外物》命题，总见不可外求意。中言辙鱼、垂钓、老莱、白龟，反复言恃知不若亡知。至末‘筌蹄’之论，言以物还之物而已。行文无一字不生峭。” 方人杰曰：“此篇开口大意，是道甚来，曰‘外物不可必’，一语尽之矣。吾受命于天，此身之中，空空洞洞，本此以游于世，当有自然之学，自然之教，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以无用之躯壳，成此有用之神功，其妙为何如哉！若夫五官百骸，忠孝名节，总是外物，当其不可必也。以圣贤之精诚，而不免诛戮之厄，是故外物虽多，无补于身，西江水何益乎？无得于趣，东海鱼何益乎？每获于学，含珠诗何益乎？以大圣人而犹谆谆于去矜去智，况数定不可改移，身死不可再活，外物不可必如此，岂可不知虚之为用，以游于世乎！此一篇之大意也。” 朱文熊曰：“此篇重在‘至知厚德’四字。至知厚德为神人圣人之中道，具此中道而后刻意有为而无为，入世而出世，亦无为而无不为，出世而不离世绝世，此无入而不自得之旨也。” 锺泰曰：“此篇首言‘外物不可必’，盖欲人保生以自适耳。然保生亦不在绝外也，故篇中屡以‘游’言。游者，无入而不自得也。”  《外物篇》开篇以“外物不可必”一句立意，认为外物对于身命的影响是不一定的，故当顺其外而守其内。庄子例举出六个人，“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善良之人与暴戾之人，均不免于有难。如果说忠孝可嘉，那么庄子再例举出四个人，说明忠不可必信，孝不可必爱，“伍员流，苌弘死，孝己忧，曾参悲”。 凡此都属外物的因素。庄子认为，顺从于外物就好，而无须在意其影响，关键之处还在于对天道、对性命的领悟。 下面接着说到自己家贫，“往贷粟于监河侯”。乱世，故难免于家贫。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一段，意在批评“饰小说以干县令”的人，未能归于大道。 儒以《诗》、《礼》发冢一段，言儒家所论皆为古人之陈迹。 老莱子见孔子一段，意在说明圣人从容随顺，故每每成功。 宋元君得神龟一段，意在说明去小智则大智明。 凡此均以说明顺外守内的道理。就顺外而言，“孰能不波”；就守内而言，“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 惠子谓庄子“子言无用”一段只有七十余字，讲“无用即大用”的道理，义理精湛，是一名辩佳例，可与《田子方篇》最后一节楚王与凡君的对答并读。 冯友兰在其名著《中国哲学简史》中，用“最高的观点”、“更高层次的知识”为题给予庄子以极高评价，称其为“真正是用哲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冯友兰说：“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 此篇最后一段论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庄子认为，“道”是存在的，但“道”以无形的、抽象的形式而存在；“道”是可知的，但“道”并非语言、概念和感觉经验所能描述。“道”无私，无名，无为，以至无名。“道”是临时、假借的称谓，在此意义上它又可称为有、无、天、大、天地、万物、宇宙、自然，都是它临时、假借的名字。庄子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既然无名，也就不能通过语言来加以描述。庄子认为，认识“道”要靠直觉、意会。捕鱼的荃，捉兔的蹄，表达思想的语言，都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目的达到了，工具就可以忘弃了，这叫做“得意忘言”，后世称之为“言意之辩”。 当然，语言总是要说出来、写出来的，关键只看对“言”的重视程度是否排在了“意”的前面。然而艺术，譬如绘画，偏偏是不用语言的，其所图摹，均在于求意，所以对于庄子“得意忘言”之说尤能引为知己。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七彩；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 有学者称，庄子“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仍引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所论：“中国艺术的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庄子》第二十六章《外物》篇最后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这时两人不是用语言来交谈，《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庄子•田子方》）。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应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并非必要的寓言所拖累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绘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