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丁怀轸 中共淮北市委党校 本文拟就《庄子》书本身及其与道教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谈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从《庄子》到《南华真经》 《庄子》是先秦思想家庄周及其后学的作品集，现存33篇，分成内、外、杂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根据历史上诸多注疏及今人的研究，内篇基本思想、文风较为统一，相互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可视为庄周本人的作品；外、杂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字风格皆不尽统一，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视为庄周后学的作品。但是，总括起来看，内篇与外、杂篇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外、杂篇的一部分篇章主要阐述内篇的思想，另一部分篇章则吸取儒、法各家思想，对内篇思想有新的发挥，还有若干篇章为猛烈抨击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文字。笔者窃以为研究《庄子》，宜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只是在讨论庄周及其后学的关系时，才有区分内、外、杂诸篇的必要。 据历史的记载，《庄子》一书在先秦便有流传。荀子在《解蔽》篇中曾评价百家之说，有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之辞。且不论荀子对《庄子》的评价是否得当，但由此可知他对《庄子》思想确有了解，不是皮毛之见，而是阅读其书后一种总结性的意见，其批评也绝非毫无根据。成书于秦朝初年的《吕氏春秋》中引用过庄子的一段话，其间除文字略有差别外，文意是一致的。可见，秦初便有《庄子》之书的流行。此后，《史记》中曾对《庄子》书中若干篇章作过介绍，对其思想作为概括，并明确记载该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则著录《庄子》一书为52篇。由这些记载可以得知：荀子、吕不韦、司马迁、刘向都曾读过《庄子》，《庄子》一书应该是当时的知识者可以读到的。 但是，庄子学说直至秦汉时期曾不十分流行，这是因为，其隐逸思想的特征不仅在统一国家的历史活动中于世无补，而且对治理社会的活动无大益处。秦始皇争战与治国偏爱法学理论。汉代初年流行有益于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武帝之后则专崇有益于大一统社会的儒家学说。直至魏晋时期，情况才有所改变。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折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载：“向秀注廿卷廿六篇。”并作注说：“亦作廿七篇，亦作廿八篇，亦无杂篇。”司马彪注《庄子》21卷、52篇。陆德明说司马氏注内篇7、外篇28、杂篇4、解说2，与《汉书·艺文志》载同。但这个注本早已散佚，现仅有两个辑本，一为孙冯翼辑本，存《问经堂丛书》中；一为茅泮林辑本，存《古逸丛书》中。目前通行的是晋太傅主簿郭象的本子，“注卅三卷，卅三篇”。这个注本实际是向秀、郭象二人的成果，不过由郭象总其成，而整理为内篇7、外篇15、杂篇11罢了。今人讨论庄子及其学说，主要依据的是这个注本。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大为流行，《庄子》一书被列为“三玄”之一。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问秀、郭象等著名玄学思想家，都是庄子思想的爱好者。《晋书·王弼传》中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由于庄子思想受到重视，学术界出现了由爱“黄老”到重“老庄”的转变，甚至出现了“庄老”的说法，把庄子抬到老子之上。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中也说：“此庄老之说所以见弃于当涂。”《颜民家训·逸学篇》则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这都是《庄子》受到普遍重视的表现。有学者以为，《庄子》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重视和发挥，“是道家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的日出”。这话不无道理。 由于《庄子》书中含有一系列神秘而深刻的关于“道生万物”、“养生”及“逍遥而游”的思想，因而为道教所推重。自东晋葛氏开始，道教学者便大量吸收《庄子》思想。葛氏所著《抱朴子·畅言》篇对《庄子》思想发挥极为透彻，并将之纳入道教理论的体系。南朝道士陶弘景在《真浩·嵇神枢》中说：“庄子师长柔公子，授其微言，谓之《庄子》也。隐于抱犊山，服兆育火丹，白日升天，补太极周编郎。”这里把庄子作为道教仙人、教主加以尊崇了。到了唐代，不仅《庄子》思想直接影响、诱发了道教重玄理论的出现，而且直接由皇帝出面，把庄周其人合为南华真人，庄子其书命名为《南华真经》。天宝元年的诏书称：“册《庄子》宜依旧号曰《南华真经》，义取离明英华，发挥道妙也。”这也就是后人称《庄子》为《南华经》的直接根据。诏书上称“依旧号”，显然之早有“南华”这一说法了。据《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著录：梁旷《南华论》25卷（原30卷缺），《南华经》3卷。《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著录则说：梁旷《南华仙人庄子论》30卷。梁旷系茅山道士，生活大约于陶弘景同一时期。由此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南华经》和“南华仙人”的称呼了，不过仅限于道教上层道士之间罢了。 为什么要称之为“南华”呢？后人作为许多考证，有人认为是因山名而得，有的则说是因地名而成，皆不得其详。其中，南宋褚伯秀的说法值得参考。褚云：“南华之号，其来久矣。似是上天职任能司、犹东华、南极之类，不可以人间义理臆度，故诸解无闻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序）“此事只可天上找，可奈人间无处寻”，这就从道教信仰的角度，揭破了“南华”称号的由来，指认它是一种神化系统的司职，染上了仙灵之气，从道教的角度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唐代道教盛行，统治者自己推崇《南华经》，又由于《南华经》的理论较之《道德经》更贴近人生，更合乎人情，因而，它日渐成为道教经典系统中仅次于《道德经》的又一基本经典。此后，道教注疏发挥《南华经》者代不乏人，其中较著名者为唐代的成玄英、孙思邈、李含光，宋代的陈景元，褚伯秀等。在现存《正统道藏》中，洞神部本文类有《南华经》5卷、玉诀类有武林道士《南华真经义海纂微》106卷、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12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14卷、贾善渊《南华真经直指》2卷、吴澄《南华有篇订证》2卷、罗勉道《南华经循本》30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余事》1卷、王元泽《南华真经新传》10卷、《南华真经拾遗》1卷、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35卷。所有这些注疏，都是从道教角度加以发挥阐述的，在道教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从而对《南华经》思想的泛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