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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道教 在道教的典籍序统中，《南华经》（《庄子》与《通玄经》（《文子》）、《冲虚经》（《列子》）、《洞灵经》（《庚桑子》）被合称为“四子真经”，其地位仅次于《道德经》（《老子》）。因而，研读和注疏《南华经》往往成为上层道士的重要的宗教学术活动的内容之一。 本来，《南华经》属于先秦子书范畴，与宗教无大关系，因而，秦汉魏晋学者多把它作为子学来研究，并没有什么宗教崇拜的意味。但自东晋时起，便不断有道教界学者从《南华经》中吸取精神养分，以补充、扩展道教自身的理论内容，其中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尤为突出。他在《抱朴子·内篇·畅玄》中有一段对得“玄道”者的描述：“得之者贵，不待黄钺之威。体之者富，不须难得之货。高不可登，深不可测。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出乎无上，入乎无下。经乎汗漫之门，游乎窈眇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华于云端，咀六气于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践跚旋机，此得之者也。”这段描述与《逍遥游》篇中关于“神人”的描述十分相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说明《庄子》对道教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从教义、教理与信仰上对道教有很大的启录，从而为道教理论的成熟与丰富提供了精神养分。 从教义、教理方面看，《庄子》对道教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庄子》中关于“道”的讨论对道教的影响极大。诚如前述，在《庄子》中，“道”首先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具有“生天生地”与“一化之所待”的双重作用，既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的起源，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根据，同时“道”还是人的最高认识或最高真理，它“未始有物”，具有绝对的同一性。《大宗师》中还有一段说：“夫道有情而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是“道”对于万物的本根意义。“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诚。”（《齐物论》）这里讲的是最高认识意义上的“道”。两个方面关于道的讨论与描述，都对道教有启发。早期道教主要经典《太平经》中有云：“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论。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这里便有对本根之道的描述，它体现了道教教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道”是宇宙的本原与主宰，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时不存，是宇宙中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根据。宋代谢守灏《混元皇帝圣纪·序》则说：“原夫大道玄寂，理极无为。上德中虚，义该众妙。是以精凝真一，非假物以称生，形结九空，不待有而成体。”这里讲的则是认识论、修养论意义上的“道”。“道”不仅对世界有意义，而且对人生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所强调的“道”，正是对人生有根本意义的“道”。《老君清静心经》说：“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这种可谓的“得道”，实际上与《庄子》中“见独”境界完全同一，即由于心静欲息而体悟到“道”的存在与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庄子》中关于“道”的理论，补充道教理论的不足，构成了“道生万物”的理论基石。 其次，《庄子》中关于道功道术的论述，关于长生久视的追求，对道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在宥》篇云：“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至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这里讲的是修身养性之道，认为人如果静心无欲体悟妙道，便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这个思想后为道教发挥并加以膨胀，使之成为道教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内观经》有云：“道不可见，因生以明元；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为了追求这种“长生不死”的目标，道教参照《庄子》中一系列养生方式，造作了内丹、外丹、存思、守一、服气、服饵、导引、行跻、房中、守庚申等一系列养生方术，认为只要“保神固根，精气不散，淳白不分，形神合道”，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重来世重今生，不求彼岸谋此岸的宗教思想，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信仰者，而且在世界宗教之林也极具特色。 再次，《庄子》关于人生应该避俗弃世，消极无为的思想对道教也产生了影响。如《养生主》篇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里对人生之认识与实践活动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认为这样才是“保身全生”之策。这显然与先秦战国时代的社会动荡，人生处困苦之中的历史环境有关。《田子方》篇说“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不为知者的游说动心，不为美人的容貌迷惑，死生之事无动于衷，这正是《庄子》可尊奉的理想的无心无情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同样为道教所追求。许多的道教道德都以消极避世、遁迹山林作为修道求仙的基本方式，都主张远离功名利禄，抛却尘世的享乐，淡然自若，与闲云野鹤为伍，于静默中求得对道的体验与把握，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 此外，《庄子》中关于“圣人”、“真人”、“神人”、“仙人”的论述，关于生而悲苦，命定人生的理论，关于“心斋”、“坐忘”的描述，都与道教思想仅有一纸之隙，从而为道教或挪用，或改铸，或发挥，融入了道教的理论绪统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