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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四：
而在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中，两者并没有完全取得平等性。《易传》中早就有“天”、“地”、“人”，乃宇宙中“三才”的说法，《系辞下传》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三才之道也”。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三才中，可见其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主导性。这种主导性在人与自然万物中的关系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人者，是中和万物之长也”[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4页。]，人在宇宙中是由道指中和之气化生而来，在一切自然万物中具有智慧。既然，人在宇宙中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就应该充分发挥人之于自然的这种作用。表现在《太上感应篇》中，就是人要爱护一切万物，珍爱自然界一切的生命，不得杀生；还要顺应“天”之运行规律，适当的按照时节的变化，顾应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比如，不能“春月燎猎”、“用药杀树”等，保护好生态环境。 当然这种珍爱动植物生命，保护生态环境，反过来，也是为个体的生存环境着想。道教向来重视个体的养生，这种养生包含着环境的重要性。道教理想中自然环境应该如同仙境中那般鸟语花香，一切自然宁静而和谐。《太上感应篇》正是通过强调人之于自然之善的重要性，来改善个体居住修养的环境，以更好地修身养性。 第五节 “心起于善”与“行善” 《感应篇》谈“善”，又特别阐发了心的重要性，认为“心起于善”。“善”在“一念”之处，便开始了，这就要人们在一念起处自省，注意善恶之未形。既形成坚定的“善念”，就要勉励而行之，于是篇末又言：“胡不勉而行之”。 心中起善念，善行还没有去做，这种“善”便产生了，吉祥之神自然跟随你了；心中起恶念，恶行还没做，“恶”也已经产生了，凶神已经跟随你了。前文提及《太上感应篇》在列举违背天理之“恶”时言：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警告哪怕没有去做这些恶行，只是个愿望、想法，便已经是“恶”。其强调在“善”之源头——“心”处谨慎。《太上感应篇传》又曰： “一念未起则方寸湛然，有同太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及一念才起，趣向不同，善恶既殊，福祸即异，此太上所言福祸无门，惟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处，即福祸之门，篇中之言，皆其事也。”[ 见[清]《太上感应篇注讲证案汇编》卷一。] 一念才起，人的趣向不同，就产生了善恶之别，紧接着便有人得福，有人遭恶。人后天遭受的福祸，都直接与人的“一念”有关。对人之一念处的善恶功过，吉凶之神便时时刻刻、朝朝暮暮的都记录在案。即使还没有具体地实践善事，福就已经跟随你了；人若有“恶心”，哪怕只是一个念头，尚未去实践，凶神便已经跟你随你了。福祸之报源自善恶之别，善恶之别始起于人之善念恶念。《太上感应篇》中所说的“心”具有“一念”之意，大致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念头。此中既有善念与恶念之分。 这里的所谓“善念”，从其字义分析，即为好的、高明的想法，多表现为心地仁厚，品德醇厚。《感应篇》的“修善之念”是指的人们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要努力保持存在于自己意识中的一种好的、善的观念或观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善念”是属于个体道德意识与认知的一部分．对个体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甚至决定作用。“善念”是个体道德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知善的核心。 “一念”与“善恶之行”的关系即为（心）意念与行为（行）之间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同一主体，虽有质的区别，却又不可分离。从时间上说，二者前后相续，即“意念”产生在前，行为发生在后。《太上感应篇》中人总是先有善念恶念，再有善恶之行为。从存在方式上说，“意念”属未然形态，善念只是心中的的一个念头；行为属已然形态，行为善已经付诸实践。从关系上说“意念”属因，行为属果。意念既是行为的观念存在，又是引发行为的导火线；行为则是意念的具体展现与客观完成。因此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由此或许《太上感应篇》所注重的是：任何善恶之行均源于善恶之念，意念的善恶是行为的善恶之萌芽、胚胎，即“一念”之存在，是驱使行为发生善恶变异的直接原因。 那么“善念”如何形成，抑或怎样才能形成“善念”。《太上感应篇》中并没有明显提及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其对于形成或保持“善念”，却有一定涉及。《太上感应篇》劝人为善最精就从“一念”起处下功夫，培养坚定的“善念”。有了善恶的内心信念才能有为善去恶的行动。内心信念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方式，宗教道德是通过神的监督来促使你形成对自己行为进行善恶评判的信念——良心，靠这种宗教良心指导自己的道德行为。善恶报应首先应该由自己的思想活动引起，所以必须时时刻刻只让善的念头萌发，抑制恶念产生，与以后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破心中贼”有某种相似之处。 《太上感应篇》除了讲“心”的作用，又兼及神的监督作用，把外来的主宰与各自的善心结合起来，这是不同于儒、佛思想观点的地方。其书作者提出，选择善恶念头的自由意志在你自己的心，非神给予，神只是监督你的念头，你心中生的善念还是恶念，神马上就会知道，并给你恰当的报应：“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太上感应篇》要求人们“主敬”，形成“善心”，小心谨慎的发扬“善念”，克服“恶心”。这些明显受到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西山)在《太上感应篇序》中明确指出： “以儒家言之，则《大学章句》、《小学宇训》等书；以释氏言之，则所谓《金刚经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而不可以语凡民；《金刚》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正道，启发良心。故复捐金，赍镂之塾学，愿得者募以与之。庶几家传此方，人挟此剂，足以起迷俗之膏盲，非小补也……至其言有涉于幻怪者，要皆为警愚觉迷而设，余未固暇深论。贤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补焉可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感应篇序》,《四部丛刊》初编第209册,第11页。] 真西山分析其文称，《感应篇》之所以比儒家经籍和佛教经书更具有劝服人修善的原因是这部书能够明确的“指陈善恶之报”，能够用具有神秘色彩的“人天相感”把善恶报应说的明白透彻。其思想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则表现为“扶助正道,启发良心”。这里的“良心”与孟子的“良知”“良能”之意似为接近。 《太上感应篇》强调内心的去恶从善，把心中的善恶放在行为善恶之上，甚至虽然行善，只要内心知错改悔，也可转祸为福，从而敞开了善门，给为恶者指明了出路。善恶虽是对立的，但人心是可变的，只要心存善念或改恶从善，并坚持不懈，祸完全可以转化为福，因为人心是善恶福祸的根源所在。这里，作者再次突出了人的作用，以呼应“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一主题。祸福转化的观点，将善门向一切人敞开了，这对于人间善业的推行，具有莫大的意义。这种观点与理学、佛教相通，并开启了以后道教派别中修心之门。净明道宣传严格的内心宗教伦理，如“忠”不仅是对世俗君主，而且是对“主宰万神的心中之君”的道德要求；“孝”不仅是形式，而且必须做到“使父母心满意足”。以后全真教主王重阳也倡导严格的内心修行，专门修炼内心，对外实践利他主义，以此作为“与道合一”的宗教实践，皆与《感应篇》的宗旨相符合。 《太上感应篇》指出，内心的善恶，神能查知和赏罚。人们因此不能不心生警惕，不敢自欺，从而能够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在灵魂深处去恶从善。它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形成一定趋向稳定的道德意念——“善念”，逐渐走向人格上的自我完善，成为善人，最终达到神仙这种道教意义上人的终极状态。 《感应篇》十分强调人要保持一定的善的意识，而人一旦丧失这种善的意念，善的观点、看法就会导致恶的行为。因此，《太上感应篇》作者与儒家一样都非常强调对“善念”的培养并提出了一系列修养理论和方法，如“慎独”、“诚”等等。此书作为道教教派的重要经籍，强调了人通过发挥道德理性上的主体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价值选择等作用。文中提到了人们在修善之路中肯定会遇到的“邪径”、“虚诬诈伪”、“险心”、“纵暴杀伤”、“淫欲”、“心毒”等等多种障碍，为此要保持“善的意志”，以从源头处克制欲望、邪恶等念头，凸显的是道德的自律。而人的道德心理活动是丰富而复杂的，交织着理与欲、善与恶、情与礼、恐惧与光明、伟大与卑微的冲突。《太上感应篇》列举了人们在修善成仙的过程中所遇到“积德累功”与“忍作残害”、“忠孝友悌”与“暗侮君亲”、“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与“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与“挫人所长，护己所短”等等各种矛盾冲突。化解冲突、抵制诱惑、积极向善都需要意志的参与。所以，保持“善心”也需要人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毅力和决心。 《感应篇》全文的最后一句是：“胡不勉而行之？”行，就是行善。“善”的最终完成，便是实践。更是提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的最终环节即是行善。结合其“善念”之论，可见其中已经有了关于心知与践行结合的认识。为此南宋端平年间龚幼采《太上感应篇序》中有：“愚夫愚妇，易知易行”之言，可说是从另一侧面上对此书于知行两方相关作用的提示。 知行观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别具特色的问题之一。先秦哲学家孔子在说有“生而知之”者的同时有主张要“学而知之”，体现兼重学与思、知与行的理路。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对“行”的作用语焉不详。宋代理学家以个人为主体，围绕着知行的先后、分合、轻重、难易等展开讨论，二程、朱熹对知行关系提出了知难行易、知先行后等观点，而《太上感应篇》在讲心之“一念”的同时，又提出“勉而行之”，对如何获得真知提供了答案。按其所想，要获得对“善”的全面认识，不但要开发心智，而且要贯穿于行动，故其书在知行两个方面都有兼顾。 《感应篇》作者在如何行善的问题上，对行善的方式和程序也有涉及。他提出劝善虽然是好事，但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儒家的经典虽然受到执政者的推崇，但因其理论性过强，内容艰深而令人畏惧。故《太上感应篇》虽然也有说理、指导受众心悟的内容，但着重的是具体的行为分辨，厘清其中的善恶界限。此外，书中还注意到劝善的态度和语气，使人们能够欣然从之。这是真正智慧的体现。所以宋理宗曾十分推崇《太上感应篇》,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也是以“行”为强调的重点。 总起来看，《感应篇》较为清晰地为道教信徒以及广大的普通民众提供的“善”之原则——“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并进而细化了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具体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原则以及规范，都带有较为明显的道教色彩。再次，《感应篇》作者在当时理学盛行的状况下，看到的“心”与“善”之间的关系，认为“善”从一念之处便开始形成了。文中所言及之善，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善的品格，或说道德品格。人在生活中“一日三善”，并坚持日日行善、视善、语善，就会养成一定的道德品格，即成“吉人”。而“吉人”并不是最终的境界，继续修炼，成“地仙”、“天仙”是人修养道德最终的目标。 《感应篇》作为一篇脍炙人口的劝善文，一直为人诵读传阅，甚至作为蒙学读物而教人从小习之。清黄正元为《太上感应篇序》言：“经文虽出《道藏》所言，皆格致诚正之功，齐治均平之理，并无鼎炉修炼之习，与四书六经相为表里。人能全而体之，则可希圣希天；得其余绪，亦可谨身寡过，观者慎勿视为道书而忽之也。”他认为，研读《感应篇》，如果能看懂一点，就能“谨身寡过”；而如果能充分体会，就能“希圣希天”。可见，《太上感应篇》其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还在构建道教理论体系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 本文作者：李似真 原文为第二届吉林玄天圣境道教论坛论文 更多链接 吉林玄帝观斗姆殿开光暨玄天圣境第二届道教论坛专题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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