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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章以神道设教概括中国古代宗教，认为天道、人道、神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始终不离人这个本位。儒道诸家均以此为思维特征。 关键词：神道设教中国宗教人文精神 “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 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祭礼以此为盛[1]；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2]。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国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3]。宗庙祭祖符合天之神道，四季没有差错。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之，达到有序的治化。 从这里看，神道是“天之神道”，表现为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圣人制立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4]，意义在于实现人道教化。换言之，“神道设教”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中介，它一方面要符合天道之“固然”，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人道之“当然”。天道之“固然”是无形之理，“神道设教”是有形的显现，人道之“当然”则是以神道显现天道的根本目的。稍后的贲卦彖辞接着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与人文对举，是天道与人道有所显现的表象。通过这种表象，不但可以对幽微的天道和人道有所体认，而且可以将无形之道化为有形之文，从而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可见，人文是以道化俗的途径。 所谓人文化成，在春秋战国之前，是通过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去实现的。《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之祀、兵戎之祭，被看作武功文教的头等大事。《礼记·祭统》说： 凡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祭是古礼，居五种礼仪之首。祭祖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在礼仪文化的大系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则在于祭礼与政教、风俗浑然一体。欧阳修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5] 三代以前的社会，礼乐与政教法规都寓于风俗民情之中，既未尝分裂，自然也就不存在矛盾和对立。因民情而成风俗，因风俗而形成自然的礼仪节文和法规，所以礼乐政教虽然简单，却能达到高度的和谐大治。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原来的和谐与秩序，因现实世界的裂变而冰消瓦解。人道世界何以离异于天道神道?既已离异，人道世界又以什么作为精神支柱，摆脱离乱，恢复和谐与秩序?学者们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思考，于是有诸子百家。儒家说，现实的离乱既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崩溃而引起的，那就应该恢复礼乐制度，“克己复礼”，重整秩序。道家说，历史既已证明礼乐制度并不能永远地维持秩序，那就说明它不是人道之极，不是根本，而只是从天道走向人道的诸种途径中所作出的一种特殊选择。有选择即有局限，有偏失，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在于无所选择地复归于天道之大全，“大制不割”。法家的现实感很强，历史感较薄，因而也比较武断，即断然主张用刑法取代礼乐制度，用刑法的铁链将世界钳制住。墨家是一些善良的人，想用自己的爱心去感动天下；而名家则大抵是些小知识分子，专在厘清概念上做文章，但挑剔出名与实的矛盾和脱节，也能够使很容易便产生自信的学者们反躬而思其理论体系是否真实。总之，百家各有其“道”，主张不同，但就主流而论，都因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具有重理性的时代特色，原来日用而不知，浑然于风俗民情之中而无异样感觉的精神信仰，似乎被理性的时代思潮湮没了。 但是，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因“礼崩乐坏”而激扬起的理性，非但没有最终成为精神信仰的对立物，反而使精神信仰升华，走出原始的混沌，生发出汉代的礼乐文明，并陶铸出汉朝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以商周时代的精神信仰与汉代的精神信仰进行比较，后者明显因理性的激扬而具有更高的主体意识，更明确地表现为对天人和谐与秩序的自觉追求。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精神信仰得以匡复并且升华，在表面的失坠背后蕴积着更强健的复兴活力?前人的历史永远等待着后人去反思。 春秋战国时代的现实，处于离乱与统一的矛盾栓制中。一方面，饱受离乱之苦的人们渴望统一，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安定与秩序；另一方面，不同势力的统一企图，造成了更深刻的离乱，安定与秩序即使有可能再现，也将因历史现实的深刻变化而在实际内容上大不同于从前。解决这对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历史选择，其一是讲文明，其二是任霸力。儒道墨诸家讲文明，要求将现实的离乱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放在文明的大化中去解决，以文化“陶铸尧舜”或“宪章文武”，塑造政治，以政治恢复安定与秩序。法家任霸力，将文化只看作政治的一种工具，使民知法、畏怯而守法，以强霸的政治控制去施行秩序。在适应诸侯对抗的现实冷酷方面，崇尚功利的法家明显具有富国强兵的优势，奉法家学说为政治原则的秦国最终征服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专任霸力所创造出来的这种秩序，是“非夫生人之情而至死人之理”，将活人当作死人治理，必然将社会生活中不同层面的问题集中到一对矛盾上，即统治者与天下活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注定了霸力专制下的秩序不会长久。 关于秦政权迅速灭亡的教训，自汉初以来，学者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过反复的总结。那么在精神信仰方面呢?秦朝祭祀四帝，作为国家的宗教大典；秦始皇本人又笃信神仙，首开泰山封禅的实例。从表层看，秦王朝于“神道设教”似无所不至，将此作为以刑法律天下的补充。但是，秦王朝的“神道设教”缺乏内在的人文精神，在神道背后既没有天道的底蕴，在神道之前更没有人道的实际关怀，神道不是缘于天地和谐而序人伦的中介，而只是对帝王私欲膨胀的一种满足，便不免骀荡为空洞无物的鬼神之事。 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问题，常会从某种现代的宗教学概念或宗教模式出发，而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只是礼乐文化之整体中的一方面事相。撇开了礼乐文化之整体，宗教信仰的本质意义便无实处，而成为空洞无物的鬼神之事。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必然只是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问题的片面认识，看不到在“神道设教”背后具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当然，缺乏人文精神的“神道设教”活动，在中国古代也并非找不到个案作为例证，但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没有生命力。秦始皇之张扬神道是一个例子，比秦始皇早约三百余年，周灵王时有大夫苌弘明鬼神事，欲以物怪鬼神招徕诸侯，但结果非但诸侯不从，苌弘还被晋人执杀[6]。又如北宋真宗、徽宗，依托道教，先后张扬天书下降等事，号“道君皇帝”以自神，意在内立神威，外慑辽兵，但结果徽宗被俘，其“神道”也日益流于怪诞。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或简单地出于信仰的需要，或曲深地围绕某种政治目的，但都因为外在于礼乐文化之整体，违背这个文化整体所蕴涵的天道人情，空设神道而无内在的人文精神，同样地归于失败。政治失败，信仰也幻灭。 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离开了内在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神道设教”，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汉代何以在更高的层面复兴商周时代的精神信仰，换言之就是不能真正理解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宗教。 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学者的围绕着精神信仰的复兴问题展开过深入的思考，并且提高到建国思想的高度进行讨论，但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如何创立宗教，也不是简单地倡导或者论证对于天帝、上帝的信仰，而是重构统合天道人情的礼乐文化之整体，将精神信仰的复兴问题放到这个文化整体中去解决。也唯其如此，在文化中受到凸现的不是宗教或者神学，而是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荀子·礼论》说：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祭祀鬼神之事自然属“神道设教”，但却非以鬼神信仰为核心，祭祀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将祭祀理解为“人道”，人道也即是祭祀鬼神之事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荀子的这种理解，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作背景，并非出于学者崇尚“雅驯”的偏好。司马迁说：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7]。 这是司马迁由研究礼仪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仪制度不断有所损益，此亦即《礼记·乐记》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沉乐；三五异世，不相袭礼”，包括祭祀在内的礼仪制度，总是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变化中又有其不变的永恒依据，即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由文化陶炼出来的，文化发展的状态不同，人性人情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也自不同，但就作为礼仪制度的建设依据而言，亦即就人性人情与礼仪制度的关系而言，变化中又有其不变的永恒性根本。正是在这层永恒的意义上，司马迁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仪制度既是为人道建构所树立的准则，那么就必然要适应人道的现实要求。人道的现实要求在人性人情上的表现，就是固有的风尚习俗或文化生活方式，《礼记·曲礼》说：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礼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 这可以看作是对缘于人性人情而制作礼仪制度的一种解释，“神道设教”虽然意在教化，但不能随意地确立一种目标或者模式，教化与所以教化的对象，永远处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之中。 这种形式上类似于循环论证的理路，借助于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是中国历史之“固然”；按照这种理路，神道始终没有脱离人道，未曾与人道形成尖锐的对立，反而以人文精神作为本质内涵，则是中国礼义文化之整体所追求的人道之“当然”。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对于“当然”的追求是理性而且自觉的。 《礼记·礼运》说：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效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