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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佛、道两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盛，并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方面，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与先贤解经的权威性形成了挑战。对此，宋明时代的儒者不得不放弃经学传注而代之以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从其他学派汲取思想营养，从而重振儒学。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就在于它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与佛教思想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 在道、佛两家中，宋明理学从道家、道教中吸收的东西，远比从佛教中所吸收的东西要多。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儒、道两家具有共同的思想文化渊源，二者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并由于秉持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方式，而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其二，佛教有广泛的信众和强大的宗教经济实力。与其相比，儒、道两家同为弱者，有唇亡齿寒、惺惺相惜的同情感。其三，儒、道两家同为即世的学说，儒家是完全入世的，道家虽然是站在出世与入世的边缘，但倾向于入世。相反，佛教则主张出世。在儒家看来，这是抛弃人伦、拒绝人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私行为。其四，北宋和南宋都受外族入侵，士子大都具有捍卫中原文化的意识。宋代理学诸家大多尊承《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儒、道两家同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学派，而佛教则是外来的。几个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在道、佛两家中更注重研究道家、道教，即使是研究佛教，也以研究中国化最彻底的禅宗为主，对佛教的其他宗派则涉及较少。在对佛、道的批判中，对佛教的批判颇为尖锐，对道家、道教则缓和得多，还偶有赞赏。宋代是宋明理学的奠基时期，宋代的上述特征对元、明两代的理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发端，以往学者们把它归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但究其实，他们只是响应当时士林领袖范仲淹的主张，重提韩愈、李翱所张扬的道统论，在《周易》、《春秋》等方面侧重于研究其义理，学术贡献有限。真正的发端者应为范仲淹，他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倡明经旨，注重义理，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为宋明理学指明了方向。稍晚一点的李觏、欧阳修等有所深入，至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三苏、二程、邵雍等才基本奠定了义理、性理之学的基本骨架。其中，王安石学派真正把范仲淹的主张落到了实处，昌明“道德性命”，吸收道家思想而建构了道气一元的性理学体系，只可惜因变法引起党争及变法失败等原因，致使荆公新学不显于后儒。周敦颐则通过对得自于道教陈抟图书学派的《太极图》进行儒学化的义理解释，为儒学凝铸了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大体统一的简约的哲理范型，后经程朱学派，尤其是朱熹的表彰而被追誉为“道学宗主”。张载、三苏、二程、邵雍都各自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但三苏蜀学杂采佛、道思想而未与儒学实现水乳交融，加之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远大于哲学，故后世对蜀学评价不高。邵雍基于道家、道教哲理而建构了一个以象数易学为本的本体论体系，但因道家、道教色彩太过于鲜明，也不为后世儒学所推崇。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和关学的创始人。《宋史·张载传》将其学术特色概括为“以《易》为本，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这只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看问题。《中庸》其实只断言人性本源于天，并未对天道作清晰而系统的论述。《易》正好成为张载吸收道家、道教天道观和天人合一论的中介。他所谓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观点直接源自老子的道“朴散则为器”的观点和庄子的“气化生死”观。老子“有无相生”的天人合一观启发《中庸》形成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观点，这促使张载吸收道家的主张，在《正蒙·神化》中提出了“至静无感，性之渊源”的性即天道的观点，还提出了“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的观点。他的性之二分和人性可变的思想，源于道教。《西铭》境界论的万物一体的宇宙意识、“民胞物与”的社会价值理想、生死顺应的人生态度，显然均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对明代的王廷相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均有深刻的影响。王夫之同样以《周易》为中介，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淮南子》和研究道教经籍而吸收道家、道教思想，站在儒学立场上，建构了集大成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 程颐、程颢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及洛学的开创者。他们研究过《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阴符经》、《黄庭经》、《坐忘论》等道教经典，实修过道教内丹功夫，思想上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他们以理为本的本体论是仿照道家、道教的道本体论而建立起来的。庄子的“心斋”、“坐忘”论对程颢的“定性”说有直接的影响，《定性书》所强调的无心、无情、内外两忘、物来顺应、反对用智、反对归于外诱之际等观点，均源于道家。二程的人性论则受其同时代稍早的道教学者陈景元思想的影响。程颐“格物穷理”而趋于与天理合一的高尚道德境界的功夫，与庄子“庖丁解牛”故事所彰明的技进乎道的路向一致。二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多与乃师一样致力于吸收道家、道教思想来发展儒学，如吕大临、谢良佐、扬时、李侗等。其中，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之一。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对道家、道教经籍研究最勤、阅读最广、用功最多的人。他研究过的道家典籍，有文字记载的有《老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和魏晋玄学新道家的著作。道教经典有《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丹经》、《还丹百篇》、《抱朴子》、《列仙传》、《黄庭经》、《阴符经》、《度人经》、《北斗经》、《消灾经》、《真诰》、《握奇经》、《清静经》、《坐忘论》、《消灾经》、《陵阳子明经》、《火珠林》、《正易心法》、《悟真篇》、《道枢》、《八段锦》、《易老新书》、《子华子》等。另外，他还阅读过道教学者孙思邈的著作，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山海经》、相书等。他研究《星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读懂道教典籍的需要。他的弟子中，有道士蔡元定、吴雄等人。在思想上，在形而上的天人未分的层次，朱熹借鉴道家和道教道、理、气的关系模式，从生生不息的道体之所然追究其所以然，借鉴道教无极而太极的观念，把本源论和本体论紧密联系起来，解决理与气的关系，构建起理体论这一哲学体系的内核，由此而形成了与道家、道教性返于初、修性返本相类似的哲理架构。理体论贯彻于天人相分的形而下层次而产生了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物体论和关于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性体论。在物体论上，朱熹借鉴道家、道教，尤其是道教本源论的衍生思想来转化《大学》的格物致知思想和提升其思辨水平，以穷理解释格物，既把儒家思想延伸进自然的领域，也为统一物体论和性体论奠定了基础。本体落实到人而有人性。借鉴道家、道教，尤其是道教的一体二元的人性思想，朱熹以理、气言性，分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而归结为天地之性，倡言性即理和性体情用，开出节情、养气复性的功夫论。为从天人相分的现实回归到天人未分的本源或本体的理想境界，物体论和性体论必须落实于心体。与道家、道教，尤其是道教相类似，朱熹以气、理言心，视心为容纳理的容器和上达天理的工具，汲取道教的中和思想和修心理论而发展出中和旧说、中和新说、心统性情的理论，从而开出转人心为道心、存天理灭人欲、重返本心、归性复理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功夫论。当然，对儒家先人的思想，朱熹也撷英取华，以形而上的哲理为基础作了新的诠释，经过综合，使儒、道两家（通过道家、道教也间接吸收了佛教的部分思想）的思想嫁接融合为一体，从而源于前人又超越了前人。 晚唐至明代，是道教内丹学极为兴盛的时期。内丹学在理论上对心、性、命等探讨极多，形成了系统、深刻的理论，并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宋末元初的硕儒赵复的思想和修养功夫深受全真道影响，并开全真道金华派。宋元之际的理学大师吴澄校定《老子》、《庄子》、《太玄》、《皇极经世》等，与道士交往密切。赵复的弟子吴莱、宋濂的思想均受全真道的影响。宋濂与全真道著名道士周玄初关系至密，深得道教义理的个中三味。宋濂的思想及其纳道入儒的治学路向在明代儒生中影响深远。如娄琼、陈献章均走的是这条路子。陈献章又被世人称为白沙先生，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中最杰出的是湛甘泉、张诩（廷实）、王阳明。陈献章认同道家的道论，主张“即心观妙”，通过静坐工夫而回归于道。他以自然为宗旨，力图逃归田园，实现个体精神的自足与自由，体现了道家尤其是庄子对白沙思想的明显影响。据《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二》，受道教影响很深的张诩谈及自己的老师时说：“白沙先生……壮从江右吴聘君康斋游，激励奋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及归，杜门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虽家罕见其面，如是者数年，未之有得也。于是讯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竽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受他的影响，陈白沙的三位弟子均纳道入儒。王阳明听湛甘泉讲白沙学近三年，加以发扬光大而成一家之学，在当世就有极大的影响。他发扬白沙学的方式同样是纳道入儒。他虽然只活了五十七岁，却自称有三十年是在道教内丹术的修炼中度过的。他基于心体而以知行合一倡明良知，一是渊源于道教全真道以自明心性为体，以对世俗社会的担待为用的宗风；二是渊源于道教净明道纳儒入道，强调忠孝为人之良知良能的主张。他的养心功夫与道教一样以静坐为形式。与朱熹相比，王阳明纳道入儒来得更直接、更露骨，因而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道体儒用。当然，不可否认，他的哲学立场还是儒家，其哲学来源于道家、道教又超越了它们。受王阳明的影响，他的弟子们也多援道入儒，如王畿、罗洪先、刘文敏、聂豹、邓以赞、王宗沐、朱得之、薛侃、王艮、罗汝芳、周汝登、李贽、胡直、蒋信、陆澄、王嘉秀、萧惠、方与时等。其中，相当多的学者还兼习道教功夫。 总体上看，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是以“修其本而胜之”为信念，移植道家解决问题的起点、思路、方法、方法论原则、思维方式、概念模式、哲理框架、逻辑思辨等方面入儒家，为了与儒学的立场相一致，又作了改造，从而既用于丰富儒学的宇宙论、天人合一、心性论，也用它发展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这样做的结果，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学思想体系，正如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四十八中说，朱熹的学说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其他如王阳明、王夫之等，之所以建构了精妙的哲理体系而享誉后世，也得力于他们以开放的心胸，汲汲不舍地从道家、道教等他者中吸收思想营养来丰富和发展儒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