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庐山道教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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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东临鄱湖，北滨长江，西接幕阜山脉，秀出南斗之傍。峰峦奇丽，泉瀑飞泻，云遮雾绕，神秘莫测，有“奇秀甲天下”之誉。它美丽、博大、深邃，不仅是蜚声中外的避暑胜地，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雕。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更是发祥于此且得到了非凡的发展。纵观庐山历史，自从黄帝加封五岳赐庐山号为“使者”之后，道教便与庐山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因而庐山又有’神仙之庐”的美誉。
先秦渊源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史学界与道教文化界一般都认为创建于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至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但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传布神仙方术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老子而言的黄老之道，则这种以神仙信仰为特征的道教渊源，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这，叮以从庐山流传的许多上古时期的神仙传说中得到反映。
《庐山志》中出现最早的神仙是“彭祖”。据(庐山志·名贤传)载：尧舜时代的饯铿，是顼的长孙。尧把彭城封赐给了他，后来便称为“彭祖”。传说彭祖游历天下名山大川时，来到鄱阳湖边，访问了滨湖的名岳，就是当今的庐山。他遍游山上的洞府，瞻仰仙人的遗迹。彭祖游览完后，在一座石台上垂钓，钓到两条很大的鲤鱼，鲤鱼变成两条龙，驮着彭祖飞上天去了。至今庐山南麓卧龙潭边还有“钓滩石”的遗迹。彭祖寿高八百，是长寿的象征。他在庐山的传说，正是庐山早期黄老之道修炼养生的反映。《庐山志》又载：东周春秋时，老于李耳骑着青牛来游庐山，同行的还有一位骑白驴的方辅先生。老于在庐山，参天地之造化，悟自然之规律，将山的静穆、水的清柔、云雾的玄虚全都融会贯通在一起，便有了“五千言”的腹稿。老于后来与方辅一起成仙升天，留下了修炼之·庐”，人们便将他们修炼的山称为“庐山”。又据周景武南昌。只有唐健威、李德殳、宋刁云三人隐居在庐山紫霄峰下的石洞中。一天晚上，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大水把洞前沙地冲出两条小溪。溪中砥石上现出一道石刻，似乎是天神降下的玉旨：“神化灵溪，玉简标题。真人受旨，玉涧潜栖”十六字。因此，时人将双溪称为“灵溪”。三位武士不知所终，后人便建了‘‘灵溪观”祀奉他们。三位武士弃官不做，到庐山来修道求仙，说明先秦时期，庐山已是中国古代神仙方术之士的重要活动场所了。
以上彭祖垂钓、老子成仙、匡俗修道、灵溪武士等庐山的神仙传说，其实便是道教早期思想渊源的鳞爪。
两汉六朝的庐山道教
西汉初期，吕后及文、景两帝以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治天下，朝野趋奉黄老之学蔚然成风。至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得到了巩固。黄老“无为而泊”，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合统治阶级的胃口了。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和扩土开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面对这一境况，治黄老之学者迅速和与其有着较深渊源的神仙方术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长生之术和神仙信仰为宗旨的黄老道，重新获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
汉武帝一边推崇儒术，一边崇信“长生久视”的黄老道。搭起高台承接甘露，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之药。对方土们描绘的蓬莱、瀛州、方丈等神山，倾注着极大的热情。步秦始皇的后尘，不断派遣使者和船只出海寻找仙山，却苦无结果。海上仙山，望之若云，虚无缥缈。陆上的山岳，是可望而又可及的。于是有着许多神仙传说的庐山，便成了他求仙的对象。据《庐山志》载：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巡狩南方各地，到达荆楚一带，浮江而上，来到了庐山。《真仙通鉴》及《谢颢碑》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射蚊浔阳江中。顾问“此山何神仙也?”有对以匡俗先生成道此山。汉武帝由是封匡俗为“南极大明公”，还兴致勃勃地登临了大汉阳峰，瞻仰了大禹治水时留下的古迹，并勒石纪念。从而使庐山名声大振，引得许多神仙家和方士接踵而至。
至东汉末年桓帝、献帝年间，黄老道分衍成太平道、五斗米道、金丹道三支在民间布教。太平道因为张角发动黄巾起义，被统治者镇压，逐渐销声匿迹。而五斗米道、金丹道都与庐山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明帝永平时(公元58—75年)，张良的九世孙张陵任江州令，张陵禀乃祖遗风，好黄老之术，对老子曾经隐居的庐山更是心向往焉。在庐山的游览中，他听到和看到了许多有关神仙的传说和遗迹，留恋和倾慕不已。他于是辞官不当，入庐山做厂道士，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后来云游天下，到过延陵(今江苏常州)季子(吴国王子季札)庙。《酉阳杂俎》中：“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中得木简，长一尺，广二寸，有字隐起曰‘庐山道士张陵拜谒’。木坚白，字黄。”这记载便是明证。章帝年间，他杖策游龙虎山，后来又带着弟子到四川鹤鸣山传道。108岁时作道书24篇，109岁时创立道教，并被道众尊为天师。据此，庐山乃张陵悟道首善之区，是道教的真正发祥之地。
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之后，专事采药炼丹的黄老道金丹派人物也相继来到了庐山。三国时吴人董奉来到庐山紫霄峰下，采药炼丹，救人济世。并以仙术为人治病，不取钱财，令栽杏树。重病者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杏树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诸禽百兽游戏其下，竟不生杂草。后杏子大熟，以杏易谷散之贫者。被时人尊为“董仙”(《庐山志·董仙传》)。东晋时，丹阳人葛洪，隐居庐山南麓观音崖下，苦心孤诣，冶炼仙丹，并将实践升华为理论，著成《抱朴子》一书。将丹鼎、符箓两派教义与方术统一于神仙理论体系，从而成为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至今庐山山南“洪井山”中仍有葛洪炼丹井的遗迹。
六朝时兴起的经箓派，使道教向义理化进化，出现了上清、灵宝、三皇三系经法。至南朝，宋高道陆修静来到庐山，爱金鸡峰下山灵水秀，遂建观其下名曰太虚。观星礼斗，采药炼丹。并编辑经书总括三洞，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又力倡斋戒仪范，弘扬内持斋戒，外持威仪。陆修静逝世后诏谥简寂先生，太虚观亦改名简寂观，成为道教三大胜地之一。
两汉六朝的庐山道教，其实便是这一时期中国早期道教发展的缩影，而庐山，则是中国早期道教成长的摇篮。
唐宋时期的庐山道教
唐朝，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尊老子李耳为太上老君，并追认为唐皇室族祖，以抬高皇室的血统和门第，道教因此与皇权结合，在社会上、政治上得到了优越的地位。高宗时更追加老子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因而被正式认定为唐朝的皇室宗教。唐玄宗更是亲注《道德经》颁示天下，从而使道教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庐山道教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并与皇亲权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唐弘道元年，高宗亲赴毫州参拜老君庙，降诏天下皆建白鹤观以祀之。九江乃建白鹤观于庐山五老峰下以应诏。开元年间，彭城人刘混成自都昌左穆里来庐山白鹤观修道，后留其弟子何于玉守舍，自人五老峰石室，种木瓜为食，炼丹成仙。侍郎蔡某之女蔡寻真、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结伴入庐山为女真，拜道士张道冲为师，隐居九叠屏下，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九江太守将其事迹上奏朝廷，玄宗大加赞赏。昭德皇太后更是施舍金帛，辟山田，建寻真观、昭德观以彰其功。在蔡寻真、李腾空隐居屏风叠的同时，诗人李白也正好隐居在五老峰东南读书。李白常与她们往来，有诗赠李腾空云：“羡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后来还将妻子宗氏送至李腾空处学道。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君寻腾空去，应到碧仙家。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开元十九年，玄宗梦九天使者索殿于庐山西北。乃敕建九天使者庙于庐山蛇岗岭南以应梦境。并御书“九天使者之殿”匾以赐。又命著名画家吴道子据梦中所见使者模样，精心绘制了一幅九天使者像送庙中供奉。咸通年间，吕洞宾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剑术，又游归宗寺与九天使者庙。有《题归宗寺壁》诗：“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便是他庐山修炼的切身体会。后隐居庐山仙人洞修炼成仙。五代时，少女杨保宗追慕蔡寻真、李腾空，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中主李璟为其隐居赐名“真风观”，并召见其入宫，引见给嫔妃。著名道士谭峭，居紫霄峰下栖隐洞修炼，著有《化书》行世。南唐后主赐号“金门羽客”。
经过盛唐文化的洗礼，道教到了宋朝，在义理和斋教仪式上有了很大发展。宋太宗时，高道陈抟游庐山白鹤观，受《易经心法》于异人许坚，而创《无极图》。公元1071年，理学家周敦颐知南康军，后隐居庐山莲花峰下，得陈抟《无极图》，推演而成《太极图说》。公元1084年，大文豪苏东坡游庐山白鹤观，于古松流水之间闻仙人棋声，欣题“玉佩琳琅” 刻石。淳熙年间，道士刘虚谷隐居庐山修炼，能以智慧性断烦恼殃，著有《还丹篇》。朱熹知南康军时，常与之谈论《易经》。其后，道教金丹派南宗重要人物白玉蟾(本名葛长庚)，也慕名来到了庐山，遍游山中道教名胜遗迹。白玉蟾通儒书，明禅理，善书法，学识渊博。在简寂观、白鹤观、太平宫留下许多题咏，为庐山宫观添色不少。
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扶持，庐山道教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宫观林立，高道频出，进入全盛时期。
元明清的庐山道教
元朝，成吉思汗西征时，曾遣特使迎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到中亚军营中，问以长生之道。并颁布了免除丘处机弟子赋税徭役的诏书。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又命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统领江南阁皂山、龙虎山、茅山三大道派符箓，合称正一道。由此，全国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振。他们各立教义教规，扩充斋醮科仪，活跃于长江南北。这时，庐山道教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然而，由于元宪宗八年和元世祖十八年两次颁旨焚毁道教经文风潮彼及庐山，许多宫观遭到了破坏，一大批道藏经书被毁，以至于元朝庐山道教历史记载几成空白，庐山道教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明太祖，曾出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对宗教采取利用和约束政策。安抚龙虎山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勉其“辅国济民”，依靠道教神话传说制造舆论，为其统治服务。这一时期，在庐山一带流传的周颠仙人和老爷庙的传说，便是朱元璋笼络民心，以争天下的明证。据说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帝位时大战鄱阳湖，有一位叫周颠的仙人来谒朱元璋。口唱“告太平”歌，预言朱元璋将“打破一桶(统)成一桶(统)”，使天下获得太平。后随军至彭泽小孤山，无风，船不能行，眼看就要贻误战机。周颠乃立于船头作法，顷刻，劲风呼啸而至，兵船得以扬帆而进。后周颠辞别朱元璋，踏着祥云向庐山而去，不知所终。朱元璋称帝后，遣使庐山寻访不遇，传闻在锦绣谷的峰顶乘白鹿升天。因在白鹿升仙台立碑筑亭，以张其事。至今犹存的御碑亭中的朱元璋亲撰的《周颠仙人传》有着详细的记载。老爷庙的传说也是发生在鄱阳湖之战中。有一次，朱元璋帅船的舵，被陈友谅的炮火击碎，眼看就要成为陈友谅的俘虏。危难之时，忽然从湖中浮出一只巨头大鼋，衔住船舵将其护送到都昌左蠡沙山的湖岸边。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为了报答巨鼋的救命之恩，特封其为“鼋将军”、“定江王”。敕建老爷庙祭祀。庙前山石上“水面天心”四个大字，就是当年朱元璋的手迹，意为他在期中遇难获救乃是天意。这两个“君权神授”的传说，为朱元璋稳定了军心，赢得了民意。从而也使元朝以来一度被统治阶级冷落的道教重新获得青睐，重新巩固了道教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
明神宗万历九年，紫霞真人来游庐山白鹿洞，编蒲书写了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道士石嵩隐居庐山木瓜洞，注(黄庭)、
纵观元、明、清三朝，由于统治阶级扬佛抑道，对道教采取约束的态度，庐山道教发展停滞不前，宫观也遭到了普遭的破坏。以至于清代戏曲家李渔游览简寂观，目睹荒凉之状，触景生情，作了一幅对联为道教鸣不平：“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
第五节 近现代的庐山道教
清末，随着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近代科学的日渐昌明，以及洋教势力的扩展，道教已基本呈停滞状态。但我们所说的只是指其在教义上没有发展，教团势力日渐衰弱，对社会的影响逐渐低落。但这一时期，道教在庐山上下、在民间的祟奉者依然是不少的，其斋醮祈禳之仪、服饵丹遭之术，在庐山也是依然有不少人信奉。因而民国时期，诸如仙人洞、白云观、康王观、真隐道院、天花宫、木瓜洞、简寂观等道观香火依然兴旺。
抗日战争时期，庐山许多宫观的道士，勇敢地站到了爱国的、正义的一边。1939年4月17日，真隐道院道徒白纶华，掩护庐山孤军五百余人摆脱日寇追击，由院后小路安全撤退至牯岭。1943年，真隐道院道长太和老人，救护受伤抗日游击队员，并以高超武术孤身退敌。日寇报载：“老人百余岁，武艺高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极大地震慑了日寇。抗战胜利后，庐山成为国民党的“夏都”，许多政要、文化名人、富商大贾和外国人纷纷来山。庐山道教又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许多宫观在作为道教活动场所的同时，又成了政要和游人游览观光、吟诗作赋、书画题字、抒情畅怀的旅游热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仙人洞，蒋介石、宋美龄、李烈钧、冯玉祥、熊式辉、王陵基等都曾亲临观光，或题刻留念。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也使庐山道教界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仙人洞道长张理松为首的许多道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改变靠土地收租的旧习，亲自在分得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或者因地制宜地从事林业及旅游接待活动，一边清修一边劳动，从而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自由遭到粗暴的践踏，庐山的道教活动被迫停止，残存的宫观或被拆除，或被挪作它用。“破四旧”时，神像被砸毁，道士被下放到各地农村或垦殖场改造。一时间，道教几乎成了“封建糟粕”的同义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允许中国道教协会和地方道协的正常活动。并依照宪法和政策的规定，开放著名宫观，争取、团结和教育道教界的人士，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宗教房产政策，资助修葺宫观设施。1988年，经九江市人民政府批准，仙人洞列为市级重点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1989年11月28日，庐山管理局正式将仙人洞移交道人管理。1995年辽宁凤凰山紫阳观叶至明道长应邀住持仙人洞道院。他在实现旅游接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的同时，保护国家文物，深研教理教义，并且著书立说，传播道教经典，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在道教界倡导献爱心活动，于1998年特大洪灾中，以“九八庐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和仙人洞道院的名义捐款20万元，支援灾区人民。
经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20年的洗礼，庐山道教不断恢复发展，并且加强了同海内外道教界的联系，互相学习，共同前进。新的世纪里，庐山道教一定会合着时代的节拍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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