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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当山界于南北之间，又是传统的道教圣地，在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北方全真道向南发展传播的首选之地。全真道传入武当山的路径不一，有不同的全真道源、道派。因此武当山不仅是南北正一道、全真道融汇之地，也是全真道各派融汇之地。 在全真道传入之前，武当山是传统正一道的基地，正一道派势力根深蒂固。全真道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在武当山拓展势力，一是武当山内丹思想较为浓厚，对全真道有较强的共融性。吕洞宾、陈抟就是武当山内丹家的杰出代表。二是全真道的道法清新，戒律精严，比传统的正一道派有若干进步。三是道教各派之间尽管不乏矛盾、冲撞、排斥，但总的说来相互之间还是多交流、学习、融合。四是全真道采取了武当山化的生存发展策略。全真道原本并不大重视真武信仰，但在武当山，真武信仰却成为其主要信仰之一。武当山历来就是诸多道派共存之地，居主导地位的长期是正一道。全真道不得不与当地的正一道发生联系，学习其道法仪轨，甚至以正一弟子的身份进行活动。这虽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全真道的性格特征，但也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了全真道的生存、发展。 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广泛，范围涉及以南方为主的南北诸多省区。可以说，南方各省区的全真道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几乎都与武当山全真道相关，武当山实是南方全真道传播的大本营。武当山全真道教之所能比较顺利地向各地传播，形成较大的影响，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武当山全真道在武当山上已与南方的正一道教有良好交流、碰撞、融合，带有武当山道教融合诸派的特色。武当全真道传播中，进入的又是正一道传统势力的区域，为了生存与发展，又不得不根据新地域的地理人文，进一步与正一道派相联系，发展出新的全真道派或新的道教思想。这一方面当然使全真道原本思想、道法发生很大变化，与正一道在表现形式上差别已不甚明显，形成了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新“全真”道教。倘若说全真道在武当山进行了第一次改造，那么从武当山传出的全真道，又在新传入地域进行了第二次改造。这是全真道地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元明清时期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因素虽然是影响道教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地域人文因素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明代为例，全真道在明代沉寂不振，其主要的外因就在于明廷对全真道的压制。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遂使全真道在明代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然武当山道教底蕴深厚，极大地包容了全真道，统治者也不得不对其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值全国很多地方的全真道受政府排斥和打击而转入沉寂时，武当山全真道仍能相对活跃。武当山成为全真教得以栖身和继续流传的一个难得的据点。 全真道在武当山及武当山全真道向外的发展传播，面对的是传统势力强大的正一道和国家宗教政治的严重影响，不得不自我调适以求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全真道教。武当山作为南方全真教自我发展和向外传播的重要基地，对于全真道基本内核的保全及发扬光大，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注释： [1]北宋真宗年间，为避真宗祖父赵玄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 [2]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3]关于“武当全真派”的论述，请参阅卿希泰《武当清微派与武当全真道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6期。 [4]据清人李西月《三丰全集·芦汀夜话》，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即公元1248年。 [5]《藏外道书》第32册，第827页。 [6]《明史》卷299《张三丰传》。 [7]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 [8]上“圣旨”刻于武当山紫霄宫大殿壁上；亦见《道藏》第19册，第632-633页。 [9]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10]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1]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2]《藏外道书》第31册，第134页。 [13]《藏外道书》第12册，第14页。 [14]（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陈金凤，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