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净明道“祖师”谌母传授经法予许逊的各种传说，并观察她与另外一位传说人物兰公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净明道的女性观。笔者认为：基于传统道教“阴”、“阳”并重的思想，女性在早期净明道中的地位并不低于男性；但在元代净明道大量吸收理学思想以后，或许是因为受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在明清时期净明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关键词 净明道 理学 女性观 谌母 兰公 作者：郭武，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985工程”二期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 净明道是南宋（1127-1279年）初期兴起于中国南方的一个新道派，因“其法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1]，故又称“净明忠孝道”。这个道派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东晋（317-420年）以来逐渐形成的“许逊崇拜”，其崇拜对象是以“孝悌”闻名且最终“拔宅飞升”的许逊。[2]这种崇拜发展到隋唐(581-907年)时期，曾出现了以叶法善、张蕴、胡惠超等著名道士为代表的“孝道”群体，并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3]北宋（960-1279年）时期，宋太宗、真宗、仁宗等帝王皆曾对传说中的许逊“飞升”成仙之地——江西西山“游帷观”颁赐过“御书”，宋真宗还据道教《度人经》“太释玉隆腾胜天”之义而改赐其名为“玉隆观”，宋徽宗更“改观为宫”并加赐“万寿”宫名，甚至为许逊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4]宋金交战之际，西山何真公等人因为“兵祸煽结，民物涂炭”而祈祷许逊，希望这位“神功妙济真君”昭显灵异、救度众生；至南宋（1127-1279年）高宗建炎辛亥(1131年)，许逊“果然”降临西山玉隆万寿宫并授予何真公《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等，而何真公则依之“建翼真坛，传度弟子五百余人”，为豫章地区(今江西省)的百姓“消禳厄会”，终令“民赖以安”。[5]由于这次神话式的“降授”在事实上导致了以“净明”为名的宗教经典和宗教仪式的产生，并推动了奉行这些经、法的信徒及相关活动场所的出现，故学术界一般将它视为净明道正式创立的标志。何真公的净明道团在传承了二百余年后，“其法寝微”而逐渐湮没无闻。到了元（1271-1388年）初，又有刘玉、黄元吉与徐慧(异)等人再次振兴净明道，并吸收儒家理学的内容而对净明道的学说进行充实，将净明道的发展推向了全新的阶段。[6]明清（1368-1911年）时期，净明道继续发展并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如第43代天师张宇初撰《道门十规》曾将净明道列为正一道的四大派别 (正一、净明、灵宝、上清) 之一，而据说由净明道首创之“功过格”也在明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7]这一时期的净明道，多与正一道、全真道等相互融合，[8]但也有一部分道士仍然继续宗奉“净明”，并编纂教史、著书立说，如据编成于清代（1644-1911年）的《逍遥山万寿宫志》载：明清时江西西山仍有净明道的传承，著名道士有彭又朔、张逍遥、周德锋、朱良月、胡之玫等。[9]其中，周德锋、朱良月、胡之玫三人还曾编有《太上净明宗教录》十卷（后扩编为十五卷），汇集净明道的各种科仪、戒律及修炼典籍“同归一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清代净明道士傅金铨则著有《道海津梁》、《度人梯径》、《性天正鹄》、《玄微心印》、《内金丹》、《外金丹》等道书二十余种，[10]其所倡扬的“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11]曾为道教界的名言而流行一时。直到今天，净明道在全国各地仍有传承。 与道教的其他宗派一样，净明道也尊崇道教的基本教义，认为“道”乃是宇宙间万物赖以产生、存在的终极根源和本体，而“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则是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形式，如《净明道法说》言： 无极无形大道，道生一，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中黄八极九宫”也。道立其中黄，法布于八极，一阴一阳，一动一静，相为表里者也。正道在于内，布法治其外，一正八治，天清地宁。 这种说法，明显是从《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发展而来，其中不乏“阴”与“阳”并重的思想。不过，我们在此并不拟探讨净明道的宇宙观、运动观等哲学问题，而仅试图依其“阴”、“阳”并重的思想，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净明道的女性观念。 净明道的“阴”、“阳”并重思想，早在“许逊崇拜”形成时期就已存在。据唐《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记载，许逊之所以能够入道成仙、创立“孝道”，乃与分别代表 “阳”、“阴”的兰公、谌母两位人物有关，如其记兰公感孝悌王开示“孝道根本”之事言： 孝道本起兖州刚辅县高平乡九原里。有一至人姓兰，不示其名号，曰兰公，义居百人，同心合德，志行孝行。时感得斗中真人（号孝悌王,即先王之次弟、明王之兄也。《孝经》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斯之谓欤!）以兰公孝道之志通于神明，遂降示兰公孝道根本，言先王为日中王，明王为月中王。又云先王玄炁为大道，明王始炁为至道，孝悌王元炁散为孝道，此三者起由玄元始炁也。孝悌王与先王明分作“铜符铁券”，券中征“许氏阳”(“氏阳”则晋时征为氏阳县令，氏阳县蜀郡所管)为孝道之师，传袭孝道，诱进后代，除邪去逆，修心炼行，则去仙道不远。…… 以上文字虽较散漫，但其中兰公得闻“孝道根本”、受传“铜符铁券”的过程还是清楚的。接着，该《传》又记谌母从兰公得“铜符铁券”并将其传予许逊，而许逊则将其“孝道之法”传予“十二真君”等人： 兰公受孝悌王旨令,将铜符铁券送达黄堂观，乃是谌姆所居之宅。谌姆即吴中一贞母也，不显其姓讳，以道德为事焉。母于吴市见有一儿年四五(按：当为“十五”)，拱而拜母，求为义儿，谌姆示之云：“你年十五须侍所生之母，何得弃本逐末，义为我儿？我若受汝，殊乖礼律矣。”儿跪谢而去。后经数月，变其本身，又为三岁小儿，来于谌姆边啼号，复无人志认。谌姆见是婴孩孤露，心甚愍念，携抱将归，爱惜将养，不异腹生，过于母子。渐至长大，智慧自然通于神明，感其灵瑞，行履之处，消灾去祸。既至成立，供侍谌姆，甘旨有叙，晨昏不亏。谌姆怜之，为求妻室，其儿拱揖，出于中庭，白谌姆曰：“儿是先王次弟、明王之兄也，我身为孝悌王，托寄阿母养育，绵历岁序，欲兴孝道，迁延至今。天是我父，地是我母，日是我兄，月是我弟，天上地上，唯我独尊，五色庆云覆我一身，何用妇乎？”乃拜谢阿母，请将所居之宅开为孝门。谌姆慈悲，不违儿意，遂立其住宅名“黄堂观”焉。儿遂捧授姆铜符铁券，拜辞姆而去。时吴君猛与许君逊闻之，遂往黄堂拜谒谌姆，请其孝道之法。谌姆乃授与铜符铁券，券中征许氏阳一门，无猛名字，猛乃却拜许君为师。许君因传其妙法，授与周、彭、陈、时、吁、甘、曾、钟、施、黄、吴、刘、沈等十二真君，并以崇于孝道，常以惠泽流布于人。 上述“故事”中兰公、谌姆所传“铜符铁券”，从字面上来理解似乎是一种符箓。“符”在中国古代是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后世道教取“符”字之权威性，以为天神也有其“符”，且能通过云气显现出来，道士可凭之而号令鬼神。“券”本为中国古代帝王授予功臣的一种契约，特许其世代享受某种特权，为了便于久存而用铁制，故称“铁券”或“丹书铁券”等；道教亦取“券”之权威性，多在斋醮科仪中使用此物来驱邪逐鬼。现存《道藏辑要》中收有《铜符铁券》经典一部，不过，此“铜符铁券”却并不是符箓，而是一部讲述如何炼丹的经典。该经署“玉清无极总真九天谌母元君授许真君”，似乎与历史上的传说相符合，但编辑该经的“一壑居士”（彭好古）却在经前的《题词》中怀疑说：这部讲述“三元、药物、火候”的经典，其实与“符券”并无关系，所以恐怕是经谌母元君传予许逊的另外一部经典——《金丹宝经》。无论现存《道藏辑要》中的这部经典原来的名称是《铜符铁券》还是《金丹宝经》，我们皆不难从上述“故事”中看出：“孝道”虽然号称始传于兰公，但其传衍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依赖于谌姆的，因为导致许逊与吴猛师徒“换位”[12]之“铜符铁券”乃是由谌姆直接授予许逊的。由这个神话故事所折射出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是女性在孝道/净明道中的重要地位。或以为上述谌姆传法之“故事”似有西域摩尼教影响的痕迹[13]，但即便如此，这个“故事”在后世却越来越多地染有道教的色彩，如后来的《许真君仙传》记载： （许逊）真君与吴君游嵩阳，闻金陵丹阳县黄堂靖有女师谌姆，多道术，同往师之。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兖州曲阜县兰公家，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谓公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命公转以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今当授子。”乃登坛，依科盟授，并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步之术悉以传付。二君前受谌姆道法，礼谢讫，辞行。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来谒姆，姆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返帝乡矣。”乃取香茆一根，望南掷之，曰：“子归，认茆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首访飞茆之迹，于所居之南四十余里得之，已丛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今号曰黄堂隆道宫，每岁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谒焉。 (责任编辑：admin) |